元代杭州与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变

从“销金锅儿”到民族熔炉——元代杭州与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变

唐以来，杭州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成为南宋都城后更达到高峰。南宋朝廷以奉岁币结和议换得半壁江山的偏安，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却成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资本。西湖是杭州之“眉目”（苏轼语），①山水景胜之聚会，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诗“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人们很熟悉的赞语。唐、宋这两位杭州行政长官虽皆政绩可称（苏轼保护西湖环境和水源水质、合理开发利用以利民生的建议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但他们那“放浪湖山，耽昵声色”②的名士做派也给予后人很大影响。南宋宫廷百官及富家竞尚奢侈，西湖景致朝昏晴雨皆宜，杭人无时不游，舟车华丽，夸奇竞艳，日糜金钱无数，故有“销金锅儿”之称（见周密《武林旧事》卷三）。

1276年，“销金锅儿”边的腐朽皇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元军兵临城下时屈辱投降。元军统帅伯颜《奉使收江南》诗称“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见《元诗选》癸集乙，下同），显然过分夸大了他执行忽必烈“不杀”政策的功德（如常州屠城就极其惨酷），但与蒙古灭金战争对北方的破坏相比，江南地区所遭战祸要轻得多。南宋朝廷献出降表后，伯颜曾向文天祥承诺的“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文天祥《指南录·记事》），前一句说了不算数，后一句在他占领杭州时倒是兑现的。汪元量描述伯颜入城情景的长诗《醉歌》中说：“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尘。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城依旧使铜钱”，只不过“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水云集》卷一），通过归降的杭州官府向市民征收奉献元军的“礼物”（波斯语sawghat，音译“撒花”）。伯颜治军很严，入杭州受降时，“下令诸将士敢有肆暴掠及入城者，以军法论”（见刘敏中《淮安忠武王庙碑》，《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一；《元史·世祖本纪》亦载此令），本人也能廉洁自守。其《军回过梅岭冈留题》诗称“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按梅岭冈在江宁县南）。上引《庙碑》亦载：“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锦绮珍异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挂目。宋降将有以赵氏二宗女献者，立叱去之”；《元史·伯颜传》记载他班师至京时，百官郊迎，平章阿合马先来谒，“伯颜解所佩玉钩绦遗之，且曰：‘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阿合马谓其轻己，思中伤之，乃诬以平宋时取其玉桃盏。帝命按之，无验”。除了南宋的宫廷府库和部分官员、宫人以及他指定要搜罗的太学生被送往元都外，杭州百姓财物没有遭到暴力抢掠，府第民居也没有被破坏。于是，局势稳定以后，杭州城繁华未减前朝，官僚、富室照旧过着奢靡生活；各地官员、富家和文人雅士都奔着这文化发达、市场繁盛、湖山如画、勾栏棋布、仕女云集的胜地，纷纷来游，或者长期寓居。与南宋时期不同的是，其中多了不少蒙古和西北各族（色目）人。如杨维桢咏西湖诗所说：“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官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①唐兀人完泽的《和西湖竹枝词》所说：“游人往来多如蚁，半是南音半北音。”②

鲍志成先生的大著《马可·波罗与天城杭州》③已经对元代居住杭州的中外各族人士作了精要论述。他引元人虞集《题杨将军往复书简后》之文：“临安故宋行都，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风致，自必乐居之。”说明蒙古、色目人乐于寓居杭州的原因，很恰当；他以廉希贡、贯云石、迈里古思等数人为例，显示元代居杭少数民族人士涵濡汉文化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很难统计有元一代在杭州居住过的蒙古、色目人数，至于过访之客更是无法估算。大体上说，居杭者以担任各级文武官职的人为多。元制，各级政府和军事机构长官（达鲁花赤）都以蒙古人担任，其次者参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杭州为江浙行省首府（曾短期为江南行御史台治所），并有行宣政院、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以及镇戍军万户府等；杭州路级机关及四城厢录事司，路属八县（其中钱塘、仁和附郭）、一州（海盐）。可惜无元代的杭州地方志存留，明万历《杭州府志》所载元代官守多有残缺。据记载较完整的《至顺镇江志》，1276—1332年镇江路及属县、戍军诸职官中的蒙古、色目人总170多人。杭州路（上路）户口比镇江路（下路）多三倍半，城厢四隅就分置四录事司，并有多个省级机构，有元一代任职杭州的蒙古、色目人，应该比镇江多好几倍。其仕于杭者、因而留居者以及由外地迁居杭州者人数当为江南诸城之最。

湖山美景和奢华的游赏活动只是杭州文化的光彩表象，其深层内涵是聚集在这里的众多文人雅士维持了南宋时期蓄积深厚的文化根基，这对蒙古、色目之风致文华者更具有吸引力。应该说，元代江南的文化环境是相当宽松的。忽必烈多次派人到江南搜罗人才，特重进士，愿应聘者授官职，不愿者听便（除谢枋得被地方官为邀功迫挟北行外），较之朱元璋对待士人的态度好得多。南宋甫亡，浦江人吴渭就结集“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邀请众多遗民赋诗（其中不少人居杭州），情调虽多消极，但也有些西山采薇、彭泽归来的志趣宣泄。杭州是江南的文化中心，教育发达，印刷业兴盛，儒士很多。入元后，许多原居杭州或从外地来的不乐仕进者，“托情于诗酒”，结社吟唱，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西湖游览志余》卷二〇一）。杭州的这种文化氛围，对居住在这里的蒙古、色目人当有很大影响。毕竟单凭景致游乐，文化上的影响效应不大，只有浓郁的“人文”环境，才能收“化成”之效。

上面我们引用了杭州的第一位蒙古大臣伯颜丞相的两首诗。他十七岁（1252年）随父从皇弟旭烈兀西征，三十岁（1265年，至元二年）受旭烈兀派遣从波斯入朝，被忽必烈留在大汗朝廷效力。①到统军攻宋时他已居中原十年，在当时朝廷兴学的背景下，有条件学些汉文化，所以说他当是具有蒙古、波斯、汉三种文化背景，南征中附庸风雅做几首诗也有可能。但他与文天祥对话是通过翻译的（见文天祥《指南录·纪事》），汉语不会听说，其作诗当有假手幕僚之嫌，但他确实很赞赏汉族文明，南征中就曾特地造访范仲淹的义田宅，高丽文人安轴作《伯颜丞相访文正公义田宅图》诗颂之云：“弓马南回过古村，前贤遗泽古今存。战功岂独强兵力，能访田庐义子孙。”（《高丽名贤集》第二册所收《谨斋集》卷一）后来到江浙的蒙古族官员，汉文化水平就逐渐提高了。

至元二十六年就任江浙行省平章的卜邻吉带（蒙古建国元勋速不台之孙，征宋名将阿术之子），曾受业于许衡，应该是和不忽木等同为国子生；行省江浙时听杭州路学学正倪渊讲授，非常满意，即命其子从倪渊受学，并将倪升为路儒学教授（黄溍《倪渊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二）。此子应即其妻胡氏所生之童童（字南谷），由集贤学士先后出任河南、江浙行省平章（泰定年间），能诗能画，①《元诗选》癸集丁收有其诗三首，这与他居杭时受业于南儒不无关系。至顺二年（1331）三月，童童被监察御史参劾为“荒佚宴安”，遂罢江浙行省平章之职（《元史·文宗本纪》），这可能是他受杭州奢靡之风影响太深的结果。

阿术从弟也速锝儿，至元十一年由怯薛歹随阿术征宋，灭宋后任行中书省断事官、淮东宣慰使（驻扬州）。此时，不到三十岁的他已“于汉人语言文字无所不通”，至元末出任江浙行省平章，至大德二年（1298）卒。黄溍撰《神道碑》称颂他“莅事伊始，风采一新”，“豪强震慑，田里晏然”，“喜汲引人物，凡所荐拔，后多知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于此可见他与江南士人的关系。

随后出任江浙省平章（大德年间）的建国元勋木华黎四世孙脱脱也喜与儒士交往，倾听他们讲论，并好收藏书画。其子朵儿只出生于杭州，自幼喜读书，以世胄先后任辽阳、河南行省丞相，至正四年（1344）任江浙行省丞相，在职三年。到出生地来担任最高长官，与父老自然有亲近情感，能行宽厚之政。他与江南儒士交情甚厚，当至正九年袭国王爵赴镇辽东时，有许多人献诗祝贺，赞颂其家世勋业功德和本人的政绩。

担任过江浙行省平章的蒙古人有汉文化素养者还可以举不阑奚（克烈氏）、丑的（字子元，哈答乞氏）、普化铁木儿（字兼善，乃蛮氏）等。普化铁木儿能著文作诗，书法也颇佳，曾自纂辑《中山世家》记其祖先，与南士关系甚好。至正十八年他由江浙行省平章调任福建行省平章，二十一年调为南台御史大夫（驻绍兴），拒绝张士诚逼交印信，遂“与妻子诀，赋诗二章，乃仰药而死”（《元史·达识帖睦迩传》），其气节、文章均得到南儒的赞誉。

这里还应该提到顺帝朝的大臣别儿怯不花（字大用），他是国子学出身，泰定三年（1326）任职太常礼仪院，“益从耆老文学之士雍容议论”。文宗末出任江浙行省参政，亲临试院督察乡试，与阅卷南儒交往，足见汉文化水准不低。①至正二年（1342）拜江浙行省丞相，闻“杭城大火，烧官廨民庐几尽”，乃疾驰就任，录受灾之家，不待申报就启动赈济，每户给钞，按人给米，织坊、军器、漆器造作或减或停，泛税皆停。又拨款动工建造省治，募民就役，厚其佣直，贫者赖以为生。他根据实际情况果断采取的赈济措施，得到时人赞许，历史学家也给予好评，但都未曾注意到他还能诗。《永乐大典》（卷三五二八）所收浦江义门郑氏《麟溪集》录有他的诗一首：

白麟溪上有旌门，九世邕邕孝义民。晋鄙多沾荆树雨，朝章两被墨花春。传家已见传诗礼，瑞世何惭比凤麟。莫道江南风土异，从兹民俗定还淳。

出任江浙省长官的色目人汉文化素养高者，首先应提到康里人巎巎（不忽木次子，字子山），他自幼肄业国子学，博通群书，诗词曲俱佳，书法尤精妙，有“北巎南赵”之誉。至正四至五年任江浙省平章。他与南北文士多有交往，《元诗选》收有其诗三首，《清风篇》（《元诗选》癸集乙）赞颂元军攻宋时被掠女子从清风岭跳江自尽的节烈事迹，“一身义重鸿毛轻，芳名千载清风里”，毫无敌视南人的民族偏见。

康里人庆童（字明德）仁宗时怯薛，曾任江西、河南、辽阳诸省平章，至正十二年迁任江浙平章，先后七年。时值江浙大乱，贡师泰撰《功德碑》称颂他安集并赈济流民，以修建省治用工赡给贫民，恢复、振兴学校，所建官寺楼观都亲书扁额，“宏伟端重”（《玩斋集》卷九）；《杭州路重建庙学碑》也是他书写的；《西湖游览志》亦载他为海会寺的观音殿题额。他汉文化水准较高，与江南儒士多有交往，颇受欢迎。但《元史》本传责其“颇沉湎于宴乐”，大概和南宋官僚一样为西湖暖风熏醉了。

康里人达识帖睦迩（字九成）是武宗朝中书丞相康里脱脱之子，脱脱于仁宗时曾任江浙行省左丞相，颇有政绩。达识帖睦迩幼入国学，读经史能通大义，尤好书法。至正七年到八年任江浙行省平章，十五年复来任行省左相，兼行枢密院、行宣政院事，独掌大权，任用非人，措置乖方，肆通贿赂，以致受制于张士诚，被软禁嘉兴，最后服毒自杀。因他具有一定学识，其兴学等事颇得儒士赞誉。

相对来说，中下级蒙古、色目官员及其后裔受汉文化的影响更深刻，特别是元代中后期，出现了许多可与汉、南文士媲美的诗文词曲家，杭州就是孕育他们文化成就的一处重要地方。

与杭州关系密切、文采出众的蒙古人有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曾任泉州路总管，泰定帝朝为翰林侍讲学士，兼精蒙汉，主译事，其后即致仕定居杭州。①他以散曲名世，与很多汉族文人有密切交往。其小令［双调］蟾宫曲：

烂羊头谁羡封侯。斗酒篇诗。也自风流。过隙光阴。尘埃野马。不障闲鸥。离汗漫飘蓬九有。向壶山小饮三秋。归赋登楼。白发萧萧。老我南州。

抒发的完全是出世间的隐士情怀，应该是他退官休居杭州时的心态。

泰不华（字兼善，伯牙乌氏，常称达兼善），父为台州录事判官，遂寓居于台州。自幼好学，然家贫，曾任集贤待制的当地名儒周仁荣给予周济、教导，后又师事李孝光，算是承何基、王柏余绪，于朱熹为六传。十八岁（1321年）中右榜状元。先后担任过绍兴路总管、浙东宣慰使、台州路达鲁花赤。除任职江浙行省郎中时居杭州外，他还时常往来杭州，与众多南士有诗文往来。其诗文、书法、画作均称上乘。萧启庆教授《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之甚详，此不赘。

月鲁不花（字彦明，号芝轩，逊都思氏，汉名月彦明），随父（戍军千户）定居绍兴，受业于名儒韩性，中江浙省试右榜第一，登元统元年进士第，出任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转他地数任后，被任命为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回到故乡（至正十六年行台迁治绍兴）；后转任浙西肃政廉访使（驻杭州）。善诗文，与南士王祎、高明、刘仁本、乌斯道等都有交往，特别是和禅僧见心来复（曾任灵隐住持）交往密切，《元诗选》所收其《芝轩集》诗十首中，半数是与见心的酬答，表露的尽是禅宗佛教的思想情调。

蒙古人杨讷（字景贤，又作景言）是元末明初有名曲家。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谓其“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按仲明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约卒于明永乐（1403—1424）末，则杨讷卒年当在永乐中期，其与仲明缔交当在元至正后期。朱有燉（周宪王，1373—1439）称其为“钱塘杨讷”，《西湖游览志余》亦载“钱塘杨景言以善谜（即“隐语”）名，成祖时重语禁，召景言入值，以备顾问”，当是自幼就已落籍杭州。其所从居之杨姓姐夫，官职或为杭州路戍军万户府镇抚。贾仲明著录的杨讷杂剧作品多达18种，全剧现存者仅《马丹阳度脱刘行者》、《西游记》两种（参考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杨讷”条［石昌渝撰］）。其所以成长为优秀曲作家，无疑和元中后期杂剧演出中心南移杭州的环境有密切关系。

诸族色目人在文化面貌的演变方面，与杭州关系密切者多不胜举。其尤著者当首推贯云石（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又号成斋、疏懒野人，畏兀氏，元灭宋主将阿里海牙之孙）。他曾于至大初著成《孝经直解》呈进，①足见他蒙、汉兼精。仁宗即位后官翰林学士，议行科举，并上条陈六事。寻即“移疾辞归江南，十余年间历览胜概，著述满家，所至缙绅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乃东游钱塘，卖药市肆，诡姓名，易冠服，混于居人”，②选择杭州作为晚年定居地。他诗文俱优（《元诗选》收其诗23首），尤其以乐府见长。兹录其小令《［正宫］小梁州》之春、夏、秋、冬以见一斑：

春 春风花草满园香。马系在垂杨。桃红柳绿映斜阳。堪游赏。沙暖睡鸳鸯。［么］宜情宜雨宜阴阳。比西施淡抹浓装。玉女弹。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吃醉何妨。

夏 画船撑入柳阴凉。一派笙簧。采莲人和采莲腔。声嘹亮。惊起宿鸳鸯。［么］佳人才子游船上。醉熏熏笑饮琼浆。归棹晚。湖光荡。一钩新月。十里芰荷香。

秋 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鸳鸯藏。金风荡。瓢动桂花香。［么］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

冬 彤云密布锁高峰。凛冽寒风。银河片片洒长空。梅梢冻。雪压路难通。［么］六桥顷刻如如银洞。粉妆成九里寒松。酒满斟。笙歌送。玉船银棹。人在水晶宫。

此曲抒写西湖景致和游赏活动，直可与白居易、苏东坡之诗媲美。从文化、思想上看，他与汉南名士毫无区别，达到了完全融合。他晚年在“今乐府”（曲）方面的杰出成就，与杭州的文化环境无疑有密切关系。

西域人高克恭（字彦敬）是元代杰出画家和诗人，声名与赵孟頫相匹，时人称南赵北高。他于至元后期出任江淮、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政绩可称。居杭期间，钟情杭州湖山美景，经常游赏，与江南名士交情甚厚。

居杭州色目文华之士还可以列出很多，如畏兀人廉希贡（字端甫，曾任两浙都转运使，卒于杭）、廉惠山海牙（字公亮，至治元年进士，至正中任江浙行宣政院使）、撒德弥实（字谦斋，曾任江浙行省郎中）、三宝柱（字廷桂，曾任江浙行省郎中）、宝哥（字惟贤，至正间任杭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参政）、偰哲笃（字世南，至正九年起任江浙行省参政），西域人月忽难（字明德，曾任江浙行省掾史、江浙财赋府副总管）、舍剌甫丁（致仕居杭州），回回人木八剌（阿里西瑛，定居于杭州，以乐府名家）、西域人沙班（字子中，进士，定居杭州）、阿鲁浑氏道吾（字善初，杭州路治中，致仕定居杭州；子浦博字仲渊，定姓浦氏）、掌机沙（字密卿）等。他们大多成为江南文人圈中人物，相互倡和酬答。于阗回回人丁哈八石（父勘马剌丁，遂取姓丁，字文苑，延祐二年进士）对同年许有壬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明他们选择杭州为定居地的原因。他于泰定元年（1324）出任浙西廉访司佥事（治所在杭州），职守廉正，杭人德之，从此爱上了杭州。后转湖北廉访司佥事，到任后因与廉访使同为色目人，按新制不能同任，即请退。至顺元年（1330）改山北廉访司佥事，赴任途中经扬州，拜访时任两淮转运使的许有壬，倾诉衷曲称：“我非渎于进也……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贫乎！鄂不可留，扬米贵，亦不可居。杭吾乐之，谷又差贱，且其人德我，吾谋定矣。”于是雇船遣其诸子家眷去杭州，仅带一仆赴任，途中亡故，子慕卨（后亦中进士）迎柩归葬于其生前喜爱的杭州西山。①(www.xing528.com)

《录鬼簿续编》还记载有两位定居杭州的色目文士。一是丁野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按元代无西［国子］监，当是国子生），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动作有文，衣冠清楚。善丹青，小景皆取诗意。套数小令极多，隐语亦佳，驰名寰海”。作品有《俊憨子赏西湖》、《清风岭》、《淛江亭》、《碧梧堂双鸾栖凤》等。另一位是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的曾孙赛景初（至大年间任江浙行省平章的乌马儿之子），“幼从巎文忠公（即巎巎）学书法，极为工妙。……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滨”。这两位都是以曲家出名，可见杭州戏曲兴盛对蒙古、色目文士的影响（参见孙楷第《元曲家考略》）。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大食人赡思（字得之），他的汉文著述极为丰富，涵盖儒、道、地理、历史、法律诸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异人传》和《西国图经》两种。此两书皆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或明代尚存，后散佚。《西国图经》无疑是根据阿拉伯地理图籍资料、按照中国传统体例编撰的书，应含地图和说明文，其图可能将阿拉伯地图上方向画法按中国地图画法东西南北方向改过来。赡思在后至元年间担任过浙西廉访司（驻杭州）和浙东廉访司（驻婺州）佥事，居住杭州和江浙地区的时间虽不长，其著作则有可能传入江南。15世纪初，朝鲜人李荟奉命将元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和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合为一图（并增广本国及海东、日本等地）改绘而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西域部分有可能就是仿自赡思的《西国图经》。但这仅是推测，尚无有力证明。

对杭州情有独钟，时常到访的蒙古、色目文人很多，著名者如马祖常（字伯庸，雍古氏）、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回回人）、斡玉伦徒（字克庄，唐兀氏）、薛超吾（字昂夫，又称马昂夫，回回人）等。他们都作有抒写杭州景致的诗文。斡克庄《题西湖亭子》诗有“芙蓉花开一万顷，钱塘最好是湖边”句；薛昂夫的小令《［中吕］山坡羊·西湖杂咏》七阕：春·夏·秋· 冬·忆旧·筱步·苦雨，①把西湖景色和游赏活动乐趣抒写得淋漓尽致，与贯云石的《［正宫］小梁州》可谓异曲同工。

陈垣先生的《元代西域人华化考》辑录资料丰富，考说详明。但就杭州地区而言，还有不少可以补充、订正的地方。前人对归入色目类的吐蕃人与汉文化的关系则还没有做过全面研究。蒙元皇朝统一了吐蕃地区，于其地设立三个宣慰司进行管辖（合起来相当于一个行省）。在国家统一、交通便利（遍置驿站）的条件下，到内地的吐蕃人很多。元朝统治者特别尊崇吐蕃佛教，来内地的吐蕃人多数是僧人（或以僧人名义来贸易、游览），自然也有来到江南各地者。杭州是江南佛教的中心，禅宗尤盛，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忽必烈就派遣汉僧亢吉祥①和藏传佛教僧怜真加、加瓦［八］三人为江南释教总摄，显然旨在“对江南宗教加以控制”，怜真加就是后来挖掘南宋诸帝陵寝的西夏（唐兀）僧人杨琏真加。②

至元二十一年，杨琏真加挖掘宋帝陵墓，攫取财宝，部分上缴皇帝，其余窃为己有。次年起，他在宋故宫基址上建起了五座佛寺和一塔。据《西湖游览志》载，五寺为：报国（原垂拱殿）、兴元（原芙蓉殿）、般若（原和宁门）、仙林（原延和殿）、尊胜（原福宁殿）。元中后期著名文臣黄溍说，世祖命即凤凰山宋行宫基址建五大寺，“分宗以阐化”，报国寺为禅宗（《凤凰山禅宗大报国寺记》，《金华集》卷一一）。据陈高华《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考证，兴元寺为天台宗，般若寺为白云宗，仙林寺为慈恩宗，尊胜寺是藏传佛教寺院，“有尊胜塔，俗称白塔”。宋遗民林景熙为收葬被杨琏真加挖掘抛弃的南宋皇帝骸骨，曾贿赂“西番僧”，应是指驻锡尊胜寺及为厌胜宋室王气而建之白塔（又称“镇南塔”）的吐蕃僧人。《两浙金石志》卷一四录有《大元国杭州佛国山佛像赞》（在飞来峰），在灵隐住持虎岩净伏禅师所述杨琏真加赞词后，末书“至元二十五年八月□日建功德主僧录液沙里兼赞”，此名或为藏文Ye-shes rgyal-mtshan（慧幢），无疑就是西蕃僧之一。

宿白先生著《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遗迹》，③对吴山宝成寺佛龛的元至治二年（1322）伯家奴施财所造麻曷葛剌雕像考述甚详，进而论及元代杭州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四事，其一为西天元兴寺。先生引清初杭人厉鹗《元西天元兴寺钟题名跋》（《樊榭山房文集》卷八）之文谓此寺即宋宫芙蓉殿基，并引《成化杭州府志》以“元兴”为杨琏真加在宋故宫基址所建五寺之一。按《西湖游览志》、《嘉靖仁和县志》均载芙蓉殿基上所建者为兴元寺（或兴元教寺），《仁和志》且谓此寺“延祐六年寺毁，继建未完而罹兵革，遂废”。而据《两浙金石志》收录的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所置《西天元兴寺铜钟题记》，［康里］脱脱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时，“以开山住持僧西天高达摩室理板的达之请，于延祐己未（六年，1319）春三月，建西天寺”，至正十二年毁于火；十八年，其子、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重建，“更扁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兴”；时任江浙行省参政的贡师泰为之撰《重修清平山西天元兴寺碑》（《玩斋集》卷九），文曰：“杭之吴山西南行数百步，其势委而复起，曰清平山；右旋而东，浮图居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岁（三年），赠太师中书右丞相和宁忠献王脱脱始来江浙为丞相时，会西天高达摩室理板的达师驻锡兹山，王见而异之曰：‘此佛祖上乘人也，涉流沙万里东来，而适与吾遇，非夙缘乎！’乃厚出金帛施之，俾拓地创业，建大招提，且为修息之所。”①下文述至正十五年脱脱幼子达识帖穆迩出任江浙行省左丞相，遐日登览湖山，见此寺毁已久，独旧钟存，乃施钱重建，旬月而就，于是“更号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兴”。知“西天元兴”之名乃至正十八年重建时所改，地在吴山西南之清平山。厉鹗谓此寺即杨琏真加建在宋宫芙蓉殿基上的兴元寺，②尚无确切资料证明。延祐时兴建西天寺的开山住持僧西天高达摩室理板的达，“西天”一般是指印度，其名为梵文Dharma ri pan i（a译言法吉祥·通达五明之智者），唯“高”字难复原，疑是西夏姓氏（经刘迎胜教授提示或为梵文Go译音，遂记起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即于阗［今和田］的梵文名称Gostana，Go，玄奘注云唐言“牛”，Gostana即“牛国［地］”，伯希和认为此Go可能是该地民族之名称。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页1003）。按上引贡师泰所撰碑文称他“涉流沙万里东来”，则可能是印度僧人，存疑）。至正十八年重建时置钟的题名者提点僧公哥古鲁（Kun-dgah grub，庆喜成就），住持智明普先大师依仁［真］屹剌识巴（Rinchen grags-pa，大宝名誉），应该都是吐蕃僧人。此西天元兴寺无疑也是藏传佛教寺院。

宿白先生所言四事之二为藏文史籍《汉藏史集》（汉译本页208，按藏文本页333—334）和《萨迦世系史》（汉译本页173—174）记载的八思巴侄子达尼钦波藏卜班（bDag-Hid chen-po bzang-po dpal，大自在贤吉祥）因违反了追荐八思巴的规矩，被忽必烈流放到蛮子之地（藏文作sMan-tshe’i yul），先住苏州，再迁到杭州，最后避居到普陀山，其间还娶了一个汉女，生有一子，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回吐蕃。萨思迦派西部弟子喇嘛贡曼（Kun-smon，愿）及其弟贡噶（Kun-dga，喜）也因支持本钦公哥藏卜（Kun-dga’bzang-po，庆喜贤）反对八思巴而被流芳到蛮子之地（《汉藏史集》汉译本页221—222，藏文本页354）。但在汉文史籍中还没有发现相应资料。之三为布达拉宫所藏三幅缂丝画像（藏文称“唐卡”Thang-ga），当是元代在杭州织造之物。之四为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散施永昌、宁夏等路，装印西蕃字（藏文）白伞盖、经咒散施土蕃等处。此大万寿寺原为宋高宗所建四圣延祥观和宋理宗所建西太乙宫，地在西湖孤山上，规模甚大，至元二十二年被杨琏真加夺取，改建万寿寺，可能也是藏传佛教寺院（上引陈高华《再论》据郑元佑《遂昌杂录》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考明）。主持雕刊者为松江府僧录管主八（bKa’-’gyur-pa，译经师，宿白先生注称此藏文名复原系据于道泉先生所示），也是藏传佛教僧人。雕刊人员中应有不少来自西夏和吐蕃。

《西湖游览志》卷一二《南山城内胜迹》：“石佛山海会寺。石佛西联宝山，南面瑞石。旧有大乗石佛寺，宋嘉熙间，僧凿石为三佛。元至正间，河西僧朵儿只（rDo-rje，金刚）募缘庄严建寺居之，改名智果院。海会寺，吴越王建，旧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间改名积善海会寺，嘉泰间毁。至正间重建，平章巎巎子山书‘大海会寺’额，御史大夫庆童书‘观音宝殿’额。”河西即西夏僧多奉藏传佛教，此寺也应属藏密寺院。

“西番”高僧沙罗巴（号雪岩）的汉文化素养无疑是到内地的吐蕃佛教僧人中最高的，至元末因主持译经，受到忽必烈的赏识，授“大辩广智”之号。其时杨琏真加因党于桑哥被捕撤职，沙罗巴被命为江浙等处释教总统，居杭州；成宗元贞二年（1296），率江南诸山长老入朝。大德初改任福建释教总统，三年，江南释教总统所罢，遂返秦州（甘肃天水西）。他和中原、江南的僧侣、文士都有良好关系（拙作《元代内地藏僧事辑》有较详介绍）。唯其族属，学界尚有歧见，其主西夏人者，多举《佛祖历代通载》所载沙罗巴传谓“河西之人尊其道而不敢名，只称其氏（积宁）”，以及程钜夫《送司徒沙罗巴法师归秦州》诗有“秦州法师沙罗巴”句。按西夏姓氏未见有“积宁氏”，秦州（今甘肃天水）之地也不在西夏境内；德国著名蒙元史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曾举《佛祖历代通载》有河西僧高沙剌巴上言请令各路建帝师庙祀之的记载，遂以此人即沙罗巴。此事在延祐三年八思巴侄孙公哥罗古罗思任帝师之后，而沙罗巴已在延祐元年去世，且《通载》前文载有其传颇详，无一语及此，可见不足为据。沙罗巴“精详内典，又喜读儒书”，与同时汉、南文臣多有交往，曾邀集王恽等名士开禅堂立“清香诗会”，故王恽称他为“西蕃人”是绝对可信的。

另一位具有汉文化修养的吐蕃僧人是杭州圣安寺的住持公哥藏卜（Kun-dga’bzang-po，庆喜贤），贡师泰为他作《笑堂偈并序》，称他“心空而行超，善以其学教诸弟子。间为余言：‘公哥藏卜，华言普喜。人则笑吾笑以名堂，其亦有知吾所以笑者乎？’予笑答曰：昔庄生以开口而笑为达，恵远以三笑为乐，而后之人又有付万事于一笑者。笑固多端矣，然皆不若不笑之为愈也。笑堂其以笑为不笑乎？其以不笑为笑乎？予不得而知之。遂为偈曰：我观人世事，无一不可笑。大慝藏机关，小智闪磷爝。欲火热肺肝，有若原野燎。一旦受苦厄，颠顿发狂叫。所赖慈悲力，普赐光明照。遂使迷途者，解脱无老少。闭门一炷香，灵台湛空妙。如走闇方出，如睡梦方觉。而师于是时，欢喜见容貌。跏趺笑堂中，即此为众教。”（《玩斋集》卷八）这位吐蕃僧人久居杭州，与汉族文士交往密切，能相互切磋佛理，可见其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

（原载《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

《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东坡全集》卷五七《奏议》。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〇：“子瞻两任杭州，似有宿缘，而放浪湖山，耽昵声色，乐天之后，一人而已。”

《铁崖古乐府》卷一〇，《西湖竹枝歌》。

《元诗选》癸集之庚上《和西湖竹枝词二首》。

鲍志成《马可·波罗与天城杭州》，香港新风出版社2000年版。

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参见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页143、144、178。

刘岳申于至正五年（1345）致书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称：“伏自至顺壬申（三年，1332），从浙江试院得朝夕亲承履舄之光，今十有四年矣。”《申斋集》卷四。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8—9、46—47。

日本昭和八年于书肆发现元刊本《孝经直解》（全相本），前有“至大改元孟春既望贯云石自序”，末用“四友堂”、“成斋”、“疏懒野人”印章，卷首有《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卷末署“北庭成斋直说孝经终”。见宫纪子《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相关论文。

欧阳玄《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圭斋文集》卷九。

许有壬《丁文苑哀辞》，《元文类》卷四八。

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页709—711，

应即华严宗高僧善柔嗣法弟子扶宗弘教大师行育（程钜夫《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雪楼集》卷二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所记参与至元十八年佛道辩论的“龙门县抗讲主行育”似为另一人。

陈高华《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期。《四库全书》所收的元代史籍，杨琏真加之名被改为“嘉木扬喇勒智”（hjam-dbyangs ral-gri？），与原文不合。按“杨”应为西夏人所用姓氏，元人称他为“杨大师琏真加”（《至元辨伪录》张伯淳序），琏真加（怜真加）当可复原为藏文Rin-chen rgy（a宝印）。

《文物》1990年第10期。

按此碑文记康里脱脱资助建“西天寺”的年代为延祐三年，与同年的《西天元兴寺铜钟题记》作延祐六年不同。

上揭陈高华《再论》文中引《上天竺山志》卷一五竺隐道法师《送吉祥海序》称“兴元寺在凤山之阳……前临大江，后据重城”云云，此位置似与清平山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