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学术进步观与蒙元史研究成果

王国维的学术进步观及其西域史蒙元史研究

法国学者韩百诗（Louis Hambis）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其师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中亚研究，大意是伯希和的学问所涵盖的诸多学术领域，后来分解成了十几个专门学科，学者一般只能专精其中一两门，鲜有兼通者。也就是说，无人能独自对他的成就作出全面评论。讨论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如此。这两位同时代（王长伯氏一岁）并立中西方学术巅峰的大师，研究领域之广和成就之大，恰可媲美。静安先生自沉后，伯希和在《通报》上发表悼文，称“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位最顶尖的博学者”，①“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经常引用他［的著作］，多次受益于他如此广博、如此丰富的材料，我要和大家一起向我们的同道表示衷心的崇敬，并以悲痛惋惜之情看到他的事业被中断”。②他们两人的学术交谊，说明静安先生的学术成就已居于当时世界先进之列。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静安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是也。”这三类之中又各包含着若干专业领域。个人的知识仅限于蒙元史及部分边疆史地，只能就静安先生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谈些学习心得。先生的这些著述，与其所治其他领域的著作一样，都是陈寅恪先生所说“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不朽功业。

一、王国维的学术进步观

静安先生学术生涯的初期，便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于中西学术异同之际不偏执传统“中学”陈规，亟亟访求外国学术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以为己用。这是他之所以能达到世界学术顶峰的重要因素。

清末民初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随处都存在革新和守旧的矛盾，学术领域也是如此。曾经创造辉煌业绩的乾嘉考据之学，在鸦片战争以来外患内乱频仍、国势衰微的冲击下，到此时已陷入困境，学者乃另寻新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概括这个时期学术进展方向为：复兴宋学，讲求西学，进而追究国家落后的原因，形成新思潮（晚近学者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所谓“西学”，虽以洋务运动为主要体现，范围则不限于工商、政教和科学技术，也涵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同时，守旧派对西学的排斥，仍阻碍着学术文化的进步，如郑观应《西学》篇所说：“自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另一方面，不少讲求西学者因语言知识的局限和非学术动机的影响，未能深切领略西人学术的精华，也妨碍了对西方先进学术的吸收。

静安先生于1904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文中，批评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曲蘖”，就是说，士人出于旧学成见，朝廷则因政治顾忌，都排斥西学。同时，他也认为维新派之宣传西方学说乃以之为政论手段，于学术无补。他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应该是纯学术的，不能杂以其他企图，“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反对以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歧见而排斥外域学术，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1906年发表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在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1911年）所作序言中，他进一步申述融会中西学术的观点：“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这个时期，他先是沉潜于西洋哲学（康德、叔本华），并运用其思想研究中国旧文学。所著《红楼梦评论》（1904年）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别开生面，后人总结学界的评价，认为“是从哲学伦理学及心理学的观点着眼，考索其思想，又从美学的观点欣赏其艺术，认识纯文学的真正价值，实为开风气之先者”；“我国文学批评的专著，除《文心雕龙》及《诗品》外，千余年来无人能继之者。至先生始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研究中国文学，常有石破天惊的伟论，使我国的文学批评摆脱了旧日的传统，而迈往新的途径”。①此后，他研究戏曲文学，研究甲金文字和上古史，研究边疆史地和蒙元史，莫不由此途径，会通中西学术的精华，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创造出了彪炳百代的业绩。

二、王国维的边疆史地研究

我国历代典籍以及“地下之实物”（概指出土的甲骨、金石、简牍、纸质等类文书和器物）中，保存有极丰富的边疆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资料。其文字有汉文的，也有各种民族文字的；文物的形制和图像，表现的也是各不同民族的信仰、习俗等文化因素。在汉文资料中，也包含有大量多种民族语言的名物制度译语。因而，边疆民族史地以及边族统治中原时代（北朝及辽金元清）史研究具有突出特殊性，傅斯年先生称之为“蕃学”（或称“四夷之学”），以之与狭义的“汉学”对举（见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清朝因兴起于东北，统治的地域达于北方、西北和西南诸边区，与正不断向亚洲内陆扩展的西方强国势力相遇。于是朝野对边陲史地知识都很关注，除投入巨资、聘用西方传教士以先进仪器测量并编绘出蒙古、西北全境地图外，还编纂了大型方志或史地资料汇编，国人对边疆地区的了解比前代有很大增进。中叶以后，列强对我国边地的侵略日益严重，学者们更竞相讲求边陲（尤其是西北）史地之学，成为热门学问，“如乾嘉间之竞言训诂音韵云”（梁启超语）。

然而，我国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领域，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明清之际来华欧洲耶稣会士传回大量中国人文、地理等各方面资料和经史典籍，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走出马可波罗信息时代，“汉学”（Sinology）于是肇兴。随着西方势力向东扩展的步伐，他们的东方语言、历史、地理、自然等各方面学问日益增进，尤其是18世纪后期梵语学发达，梵—欧语言比较研究奠定了比较语言学基础。19世纪，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观测、实验方法的完善，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普遍引进科学方法，根据文献和考古调查得到的丰富材料，以实验方法解释之，获得新认识。运用科学方法于东方语言、历史研究，加上欧洲人深入中亚和我国西北“探险”，获得了丰富的实物和多种文字资料，欧洲的东方学遂突飞猛进。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显然落后了很多。清季民国初学者们的边疆研究著作，与西方同类著作的水平相比就有很大差距，傅斯年曾以在西北地理考证方面贡献最多的丁谦与法国学者沙畹（Ed.Chavannes）相比为例，说明我国学者因语言知识局限和未能掌握历史语言比较方法，“蕃学”领域的成绩就不如西方学者。这也是静安先生提出必须“兼通世界学术”、“兼究外国之学说”的时代背景。

静安先生通晓英、日文，十分留心国外学者论著，随时研读，并和他们经常有学术交往，相互切磋。除日本师友外，他与伯希和关系最为密切，自1909年结识后就保持联系，注意吸收其新研究成果。如读伯氏《摩尼教考》，虽然未习法文，仍能从伯氏所引汉籍中得其要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资料，增益唐宋元人记载十余条，撰成《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9年）；又译出伯氏的演讲稿《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据日译文转译，1919年），赞伯氏为“东方语学文学并史学大家”，“于亚洲诸国古今语无不深造”。伯希和也同样佩服静安先生，说1908—1909年在北京与罗振玉及王国维等“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结识是他的“大幸”。①此后王国维凡有著述，他都十分熟悉，皆“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见上述伯氏演讲之译文附记）。

据王德毅教授所著《王国维年谱》，静安先生之关注边疆史地研究就肇端于与伯希和的结识。1906—1908年伯希和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古，以其无与伦比的语文能力和渊博学识搜寻古迹文物，从敦煌千佛洞古代文书中挑选数千卷汉、梵及西域多种文字的文书，向发现这些宝藏却贪婪无知的王道士购得，装箱发回本国。他带着一部分珍品到北京，求见任职学部的罗振玉商榷敦煌写本的研究计划，罗约同静安先生等数人与之讨论（伯希和在《悼文》中也讲到这次因敦煌写本之缘与王国维的结识）。伯氏出示所得古写本等，并告知敦煌尚存写卷等约8，000轴需加保护，罗乃报告学部将剩余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保存。罗振玉得到伯氏回国不久寄来的敦煌古写本影件后，连同伯氏在北京所给影件，辑为《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刊），有慧超《往五天竺传》、《沙州图经》等18种。静安先生参与校理之功尤多，并译出英国地理学会杂志所载斯坦因（M.A.Stein）的游历中亚演讲，题为《中亚细亚探险记》，刊于其附录《流沙访古记》中。1913年，他与罗振玉寓居日本期间，沙畹寄来其考释斯坦因所得汉晋木简的著作，二人读后觉得应该重新分类、考订，遂编成《流沙坠简考释》（1914年刊），其中的屯戍类简牍文书全由静安先生承担。他在《流沙坠简序》和《后序》中，依据《汉书》、法显《佛国记》、《晋书》和伯希和发现的唐《沙州图经》记载，考证斯坦因所得分布于敦煌以北、东西绵亘三百多里的汉简所在地，乃汉开河西四郡后所筑长城的一段；并据斯氏考古地图所标汉简发现地号码，考证汉敦煌郡三都尉和各候官治所以及该段长城诸烽燧的方位，“由是沙漠中之废墟，骤得以呼其名；断简上之空名，亦得以指其地”。这是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显例之一。其《敦煌汉简跋十四》，据玉门关发现的记录出使莎车和出使车师二汉简，说明《汉书·西域传》所载通西域南北二道的“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波河西行至莎车；北则东趋车师前王庭，或西趋都护治所，皆遂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门”。此说被学界普遍接受，1941年先师韩儒林曾著文论楼兰在西域交通上所处地位，据《西域传》所载各国间道里逐一推算，以实静安先生之说，证明楼兰城确为西域交通之枢纽。①静安先生十分重视斯坦因所得汉简的史料价值，并对自己的考释颇为得意，在致缪荃孙信中说：“此事关系汉代史事甚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先生辈操觚，恐亦不过如是。”②

静安先生的名篇《鬼方昆夷唑狁考》（1915年）和《西胡考》（上、下及“续考”，1919年）可以说是我国学界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西北古族的开拓性著作。前文利用出土铜器铭文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考察《易》、《诗》及诸子、史所载商、周的鬼方、昆夷、唑狁和以“隗”为姓之狄人，及传说中更古的薰育、荤粥等族名，在辨明其地理分布和相关史实时代的基础上，以文字学、音韵学（审音勘同）方法逐一分析，将以上诸名串联，勘定为同一族名因时、地差别产生的异译，并认为就是秦汉时的匈奴。此说使学者顿感豁然开朗，伯希和亦表赞同，谓“当无疑问”；③后人虽然对此说做过些许增益补缀或表示某些保留，但迄今学界基本上仍采用静安先生的这一结论。其《西胡考》则是在译读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郎西学院教授的演讲后深受激励而作，在致罗振玉信（1919年8月17日）中说：“前日在君楚（罗福苌字）处见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职演说，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伯君此文益将近日发明及研究之结果总括言之，于学术关系极大。……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语文字，此发明至为重要。因忆我国古书，西域诸国汉时谓之西胡，自晋宋以后专称之曰胡，唐人于突厥及胡分析至严，盖胡者，实自西域西迄波斯之总名。……近来言语学之发明与古籍吻合，岂非大快欤！维因拟作《西胡考》。”①说明他对欧洲东方学家掌握多种语言知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中亚古史的成就深有感触。先生文中考释前汉以来各类史籍记载的“西胡”，搜集资料甚为周全，并引用了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书（Strabo，Geographia，《地理志》，有1916年H. Jones英译本）所载公元前150年前后侵入希腊人所建Bactria王国（《史记·大宛传》称为“大夏”）之睹货逻等四蛮族（按即Asii，Pasiani，Tochari［即睹货逻/吐火罗］，Sacarauli），以及西人在新疆南北路发现三种古文字（粟特语、吐火罗语和东伊朗语［即塞语］）的报告，依据丰富资料，从地理、物产、言语、文字、习俗以及形貌特征等诸方面进行分析。此前，外国学者对这些分布于葱岭东西诸族的地理及语言已有过研究，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德国之马迦特（J.Marquart）、缪勒（F.Muller）、夏德（F.Hirth），日本之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等。先生当参照过他们的著述，而所辑汉文史料则超过他们，遂进而追寻这些“胡”人若大夏/吐火罗、月氏、窣利/粟特（昭武九姓）等的来源，谓皆系由东方迁往西方；又列举多证，说明匈奴人亦深目多须，与诸胡相类。尽管因条件局限，先生未能充分利用西方（古波斯、希腊、罗马）史料和出土的当地语言资料，考述难免有所欠缺，然而晚近二十来年学者的深入研究（如余太山的西域古史系列著作）证明，先生之说迄今仍是站得住的；匈奴形貌类胡的论述，仍为主张匈奴族属亚利安种的学者引用。

这期间静安先生的西域史地著述还有为新疆拜城发现的东汉龟兹国《刘平国治□谷关颂》刻石所作《跋》，释颂文中“秦人”为汉时匈奴、西域人对汉人的称呼，所引史料比伯希和此前发表的《支那名称之起源》增《史记·大宛传》“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条，益证成伯氏之说；《高昌宁朔将军鞠斌造寺碑跋》，释碑上高昌王结衔之“希利发”、“恇屯发”就是突厥官号“俟利发”、“吐屯发”，因服属突厥，故受其官号，并论此“俟利发”之号本出于蠕蠕（柔然）；《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此碑先有沈曾植《跋》及李文田《和林金石录》收录，先生参照伯希和等西方学者相关研究重新整理其行款，补李氏失录者，并作碑图以明其形状及碑文次序，“于是碑文略可通读”。碑主为两《唐书》之保义可汗，乃据碑文订补两《唐书》所载此可汗之突厥称号，进而考释碑文所记诸人物、部族、地理及相关史实，尤详于两《唐书》失载之回鹘西征史事地理，指出由此可以更理解漠北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诸部之大规模西迁。

1925年，静安先生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执教之余，将主要精力投入西域史地和蒙元史研究，首先是着力于整理古代西域行记，有唐杜环《经行记》、五代高居晦《使于阗记》、宋王延德《使高昌记》，继及蒙元时代的刘祁《北使记》、刘郁《西使记》和《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等，顺理成章地将西域史地与蒙元史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研究领域结合起来。

三、王国维的蒙元史研究

早在1908—1912年从事古代戏曲研究并完成名著《宋元戏曲考》期间，静安先生就已涉足蒙元史领域，为元代文化艺术史以至社会生活史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后来他之所以将主要精力转向蒙元史研究，就学术上看有两点。其一是晚清学术潮流的延伸，这从1919年他为沈曾植七十寿庆写的寿序中可以看出。寿序讲到清代学术的演变，说“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这段话或许也含有“夫子自道”之意，虽然他本人总是强调做学问“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讲“经世”之用。其二当是受国外元史学长足进步的激动。清朝立国之初先服蒙古，后入中原，复经康、雍、乾三帝用兵，统有西北广阔地域，版图几及蒙元，并与不断向东扩展的帝俄势力相接，其用兵、镇戍和治理所到处，以及与俄国的关系，莫不与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有关，使朝野都重视蒙元时代史。加上较好的资料条件，如康熙时传教士编绘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时补全西北境的《内府舆图》（十三排图），北境山川、居民点都有经纬度标示比较精确方位，大有助于历史地理研究；且清朝学人往往略具满蒙语知识，也是治元史的有利因素。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充分利用《元朝秘史》、《元典章》及大量碑刻资料，将我国的元史学成就推上顶峰。清后期学人接触外国普通史地书，遂用所得外国蒙元史知识补缀《元史》，如魏源著《元史新编》，但学术价值不大。到洪钧译编拉施都丁《史集》（据俄译本），兼取《多桑蒙古史》等书资料，著《元史译文证补》，治元史者遂得以利用丰富的域外史料与本国史料相参证，梁启超以之与钱大昕发掘《元秘史》等珍籍相比，谓为元史学的“第二次革命”。此后治元史者往往称引“西史”，最重要的进展是出了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的《新元史》两部重修元史的巨著。柯、屠二书增补内容甚为丰富，且有不少考订成绩，尤其是屠书每有增补考订皆注明出处，深得梁启超赞许。但由于柯、屠二先生欠缺相关语言知识，既不能亲自阅读西方学者著译，更不用说直接参证域外史料原文。他们除主要引用洪钧书外，还请他人为之翻译一些西方学者有关著述。洪钧书本身就存在不少误译误解，而无专业知识译者的错误更多，柯、屠二先生往往被其所误，又不会应用科学的语言比较方法勘同订正，以致衍生出诸多错误。而他们的“重修”旧史之举，终究未能摆脱旧史学的窠臼，静安先生对此也不以为然，讲到《新元史》时，认为研究者应据中外新材料来做元史补正，而“不必另造一史以淹原著”。①

此前，欧洲学者已先后整理出版了拉丁、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叙利亚、察哈台文等多种文字的有关蒙元史的史书、地志和旅行记（原文刊本和译本），对畏兀儿字和八思巴字蒙古文资料也做了若干研究，还有不少专题的论文和著作。日本学者紧跟其后，如那珂通世之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注《元秘史》，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箭内亘等对元史史料和专题的研究论著，成绩相当可观。与国外蒙元史研究的进步相比，我国学者显然处于落后状态。1919年静安先生译读伯希和就职演讲稿时，深知西方学者“言语学之发明”对史学研究的功效，我国学者亟须弥补这方面的欠缺。1922年他勉就北京大学研究所通信导师之聘，在致马衡（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教授）信中说：“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需择史学有根底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可见先生在西域史地研究中，已深切体会到掌握多种语言的必要，亟望培养具有这种能力的学者。

1925年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后，静安先生始专注蒙元史研究。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近颇致力于元史，而功效不多。将来或为《考异》一书，较之凤老（柯劭忞字凤荪）之《新史》，或当便于学者。”这表明他不走柯、屠二先生的“重修”旧史老路，而着重于充分利用中外史料，以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缜密考较，欲效钱大昕著《考异》的榜样对《元史》作一番“全身手术”，补遗正误，发覆释疑，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经过检验的可信资料依据。他首先着手做《长春真人西游记注》（这实际上是此前整理西域古行记工作的延续）。当年8月在致马衡信中说：“今年夏间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注，又作《耶律文正年谱》，均未定稿。元史素未留意，乃作小学生一次，亦有味也。”此言似自谦过当，其实早在作《宋元戏曲考》时他已阅览大量元代文献，后治西北史地，又多涉及蒙元史料，可谓蓄积丰厚。或者他深知元史涉及面极广，域外史料未能利用者甚多，汉籍中也存在不少未发之覆（如译名之困扰），故出此言。

长春真人丘处机奉召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随行弟子李志常著《西游记》述往返旅程及师之言行甚详，史料价值几可比肩《大唐西域记》。钱大昕从《道藏》发现此书作跋表章（1791年）后才引起注意，1848年刊入丛书，徐松等为作跋，后来沈垚、丁谦、沈曾植都做过考释，俄人巴拉第神甫（Palladius Kafarov）译为俄文（1868年），布莱特茨奈德（E.V.Bretschneider）转译为英文并加注释（1887年）。静安先生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引用各类文献近50种，“注释之丰富，足以压倒前人”（伯希和评语）。①如考证所记契丹故城当位于喀鲁哈河东，应为辽代之镇州可敦城（考古发现证实，此处地名青托罗盖的辽古城即此镇州）；金山南之“大河”即乌伦古河；自此越沙碛而南，西行所至鳖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为唐之庭州；复循阴山西行，越山西南行所至阿里马即阿力麻里，核其地望当为唐之弓月城。诸如此类考证确当者尚多，可视为他历年来研究西北史地和古行记的综合成果。

到1926年夏，其《黑鞑事略笺证》、《蒙鞑备录笺证》和《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相继完成，遂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合并付刊（即《蒙古史料四种》），5月17日致罗振玉信中说：“此一年内成绩也。”其实这一年中他还进行《耶律文正公年谱》的编撰，对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诗文中提到的人物与事迹以及诗文的写作年代，都做了考证，工作量相当大；同时又撰写《鞑靼考》、《［辽金］萌古考》两篇长文，可见其学养之深厚以及治学异乎寻常的聪敏和勤奋。

《蒙鞑备录》记辛巳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使蒙（至燕京）见闻，题孟珙撰，但孟珙（时为京湖制置使部将）未曾出使蒙古，先生引周密《齐东野语》载此年淮东制阃贾涉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可知《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伯希和评说静安先生对此书的“注释很丰富，总体上是卓越的”。①《黑鞑事略》是彭大雅、徐霆先后出使蒙古的见闻录合编，伯希和称誉“王［国维］的笺证一如既往非常严密丰富”。②如所记蒙古皇帝“其偶潜号者八人”，解释为“太祖诸弟、子辈皆各有封地，于部内称汗故也”，可谓卓见；蒙古诸王将相之名均与《元史》记载一一勘同；彭、徐均未记出使年代，乃据《宋史》有关宋蒙交涉的记载作出推断，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圣武亲征录》载元太祖、太宗事迹，与《史集》、《元史》之太祖纪多共同处，或以为即元仁宗命察罕译《脱必赤颜》（蒙古文国史）而成之《圣武开天记》。先生据《亲征录》中有王孤（汪古）部长爱不花（亡故于世祖时）的记载，断定应成书于世祖年间，与《开天记》并非同书。《亲征录》传世刊本讹误甚多，经先生校订，“庶几可读矣”（1926年4月先生致罗振玉信）；伯希和评语称：“王［国维］校订与丰富注释的版本，标志着对以前诸本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①后人在此基础上又有新进步，目前最完善的是贾敬颜先生于1955年完成的《圣武亲征录校本》（油印本），所利用版本多达18种（含那珂通世的《增注》和伯希和的法文译注），部分内容还加有注释。笔者承贾先生惠赠一部，受益甚多，建议尽快正式出版。

先生的名篇《鞑靼考》，引据极为丰富的史料，证明唐突厥文碑中的I tuz Tatar（三十姓鞑靼）、Tokuz Tatar（九姓鞑靼），唐、宋文献中的达怛、鞑靼，在《辽史》、《金史》中为“阻卜”、“阻滞”。文章详细考述历代鞑靼史事地理，并制成大事年表，极便读者。其辽、金史之阻卜即鞑靼之说论据充分，确定无疑。但他推论说，辽、金史之所以作阻卜（阻滞），系因元人修史讳言“鞑靼”，而将此二字颠倒并改为形似之字，则相当勉强，早有学者提出质疑。②按：《金史》记载明昌六年（1195）完颜襄征讨北阻滞叛乱，次年追击叛部至斡里札河平之，遂“勒石九峰石壁”。最近在蒙古温都尔汗东、克鲁伦河南岸发现此女真文—汉文刻石，有“帝命率师讨北术孛背叛”字样，署“明昌七年六月”。③此“北术孛”即《金史》之北阻滞；《元朝秘史》记载铁木真协助金完颜襄丞相征讨塔塔儿部，就是这次战役。可见辽金人对鞑靼部落确有阻卜-术孛（Jubur？）的称呼（按：据苏轼奏议，此当为契丹人对鞑靼某些部落的称呼，女真人沿用）。《萌古考》（1927年5月改定）辑录《旧唐书》之“蒙兀室韦”以至宋、辽、金人记载的蒙古名称20多个，并考述相关史事，证明其均为同名异译，大体正确。先师韩儒林先生于1943年作《蒙古的名称》增益其说，并对部分名称提出质疑。(www.xing528.com)

1927年春夏间，先生又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黑车子室韦考》和《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后两篇是在读日本学者相关论文后，有所增益和商榷而作。《金界壕考》叙述界壕建立的过程和边堡、驻军数目甚详，并分别考证东北路、临湟路、西北路、西南路之界壕走向和若干边堡方位，为后人进行金界壕边堡的考古调查提供了丰富资料和地理坐标。《主因亦儿坚考》论证《秘史》所载Jüyin（第53节：Tatar Jüyin irgen“塔塔儿主因百姓”；第247—248节：Qarakitad-un Jürced-un Jüyin-ü cheri’ud“契丹的女真的主因军队”；第266节：Kitat irgen-üJüyin“契丹百姓的主因［人］”）就是辽、金的“诸乣（糺）”——乣军或乣部。这一点可谓真知灼见，不易之论，只是从对音上论证不甚合。后人对此多有讨论辨正，以蔡美彪教授撰《乣与乣军的演变》论析最透彻。澳大利亚罗依果教授（Igor de Rachewiltz）近著《蒙古秘史译注》综合前人研究，提出此名可能源于契丹语，很像来自动词jüyi-加派生名词后缀-n。蒙古书面语jüi-有“调集”、“［由各部分］集合”以及“附着”等意义。故Jüyin一词当有不同来源、不同种类（军队或人民）的集合之意。①

静安先生在两年中取得如此丰硕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令人惊叹。他总是不断追求新知，随时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函请伯希和抄寄敦煌遗书，托日本友人购买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日文译注本）以及新出的各种学术刊物；获悉日本存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喜不自禁，亟访求之；见此书末题“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即作出判断，称其“不云中书令宅，而云中书侍郎宅，盖当时宰相但有蒙古名，其汉名则随意呼之而已”，诚为确论。但由于撰写时间毕竟很仓促，先生对自己这两年的著述每表不甚满意，在1926年9月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说：“《亲征录校注》甚为草率，但志在介绍一《说郛》本耳。……印刷垂成，已发现当增订之处不止三四。至《蒙鞑备录》及《黑鞑事略》二种，则当增订之处尤多。”1927年1月致神田信中又说：“《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两笺，近来增补甚多，《辽金时蒙古考》亦需改作，亦深悔当时出版之早。”我们景仰的大师，治学如此严谨，如履薄冰，这种对学问的敬慎尤其值得后人学习。如果假以时日，先生的蒙元史论著一定更加丰富，更加完善，特别是他计划要做的《元史》补正或考异如果完成，则后人从事蒙元史研究就将能站在更高、更坚实的基础上，迅速提高蒙元史学的水平。30年前，承著名文学家、诗人叶嘉莹教授惠赠其大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并赐题诗作一首云：

我耽词曲君研史，共仰观堂王静安。鱼藻轩前留恨水，斯人斯世总堪叹。

谨录于此，以表达对静安先生的纪念。未曾征得叶先生允准，敬祈见谅。

（原收入《“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清华元史》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刊载，改题《重温王国维的西北民族史研究》）

“la Chine perd en lui unérudit de tout premier ordre”，“NCRILIGIE：Wang KouoWei”《悼文：王国维》，T’oung Pao，Vol.ⅩⅩVI，1929，pp.70 72.

“en vieil amideWang Kouo-wei，qui l’aisouvent citéetquiaiprofitémaintes fois de son information sietendue et si variée，je tiensàm’associeràl’hommage rendu de toutes partsànotre confrère et au regret poignant de voir son Quvreinterrompue。”见同上《悼文》。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页26。

“…et surtout avec M.Lo et sesémules et disciplesàPékin，j’ai eu alor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grande fortune d’entrer en rapports personnels avec ce que la Chine contemporaraine a comptéde mieux comme philologues et comme archéologue.”语见同上《悼文》。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69—73。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40。

“il ne parait pas douteux qu’il s’agisse icide transcriptions differentes d’unmême nom etranger”，〈Le dition Collective des I uvres deWang Kouo-Wei〉，Toung Pao，Vol.ⅩⅩVI，1929，p.121.

《王国维全集·书信》，页292。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引徐仲舒《追忆王静安先生》：“余第一次在研究室中见先生案头置有柯凤荪先生所著《新元史》。……先生谓：《元史》乃明初宋濂诸人所修，体例初非不善，惟资料不甚完备耳。后来中外秘籍稍出，元代史料遂多，正可作一部《元史补正》，以辅《元史》行世，初不必另造一史以淹原著也。”

“Le commentaire deWang KouoWei，par sa richesse，rejette dans l’ombre tous ceux qui l’ont precede，”T’oung Pao，Vol.ⅩⅩVI，1929，p.174.

“Le présent commentaire deW［ang］est très riche etdans l’ensemble excellent，”T’oung Pao，Vol.ⅩⅩVI，1929，页166。

“Le commentaire deW［ang］est comme toujours très serréet riche，”同上书，页168。

“C’est dire que l’édition critique et copieusement annotée de W［ang Kouo-Wei］marque un progrès énorme sur celles qu’i l’ont precede，”T’oung Pao，Vol.ⅩⅩVI，1929，页170。

唐长孺先生《论阻卜之异译》（1947年5月16日《大公报》）引苏轼元祐八年奏章言：“大抵北虏（指辽朝）近岁多为小国达靼、术保之类所叛，破军杀将非一。近据北人契丹四哥所报，北界为差发兵马及人户家丁往招州以来收杀术保等国。”（《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一四）

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版，页64。

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Translation with a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y，Brill，2006，pp.300—301。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载《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乣”之读音应为扎，其来源和含义略同罗依果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