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号、年代与疆域：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的研究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前言：问题的提起

近三十年，我国的元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各方面的专题研究日益深入。但与此相背戾的是，元朝史的一些基本观念在人们中却仍存在着混乱现象。几位喜读历史书的各界朋友询问我有关元史的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元朝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有些历史书或历史年表写的是1271年到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明军占领元大都），还有从1279年算起的，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元朝”条说应从1206年成吉思汗称帝建国算起，如何解释？另一个问题是，通常都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朝代，地跨欧亚”，事实是否如此？究竟元朝的版图有多大？这两个问题的确在社会上甚至在历史学界，都存在认识混乱的情况。因为问题比较复杂，要多费些笔墨来说明《百科全书》“元朝”条主张的理由以示负责，并就教于方家。

一、元朝的起始年代与国号

元朝的起始年代有1206年（成吉思汗称帝建国）、1234年（此年蒙古灭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取此说）、1260年（忽必烈即位）、1271年（忽必烈建“大元”国号）、1279年（元灭南宋）诸说；终结年代则一般都定在1368年。诸说都各有理由，其中以1271年为元朝的起始年代是比较普遍被采用的，理由是这一年才可以称元朝，此前是称为蒙古的（《续资治通鉴》的写法就是这样）。影响所及，许多地方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分期，元朝部分往往标示为1271—1368年，而展出的人物、事件和相关文物介绍却有不少属于1271年以前，造成了知识的混乱。可见仅仅用“国号”变易（其实并非“改国号”，详后）的1271年作为元朝起始年代，硬是把同一个皇朝拦腰截断，是极不妥当的。按我国史书的传统，一般是以某朝开国君主称帝建国之年为起始年代，尽管初建国时地盘不大，只要其后新朝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或半壁江山），取代了前朝地位，延续成一个历史时期，就应算是该皇朝的开端。同一皇朝统治延续期间的国号变易不是改朝换代，史书上通常以使用年代最久直到国亡的国号为该朝名称。如耶律阿保机916年称帝，建“契丹国”；947年太宗建国号为“辽”；983年圣宗复用契丹国号，1066年道宗再改为辽。史书上，从阿保机称帝建国至辽亡，通称为辽朝，称阿保机辽太祖，史学界对此没有异议。再看清史的情况。努尔哈赤于1616年称帝（汗），国号“大金”；1636年，其继承者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顺治入关，从李自成手里夺取明朝都城北京，虽不久就统治了中国大部分，但直到1662年才最后消灭明朝残余势力。清朝官修的本朝史书以及民国初年修的《清史稿》，都是从努尔哈赤建国算起，并称之为清太祖，史学界也没有异议。不过后来史书一般都取1644年崇祯自杀、顺治入关为清朝起始年代，当有以此表示明清两朝交替之意。这个分期方法虽被普遍认可，但必须对该皇朝建立（1616）和国号确定（1636）两个年代问题作出解释。《中国百科全书》“清朝”条采用了谨慎而巧妙的表述：“从顺治元年清朝入关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朝对全国统治二百八十六年。入关以前有两个皇帝，入关以后有十个皇帝。”我体会这是把顺治入关前的二十九年（后金—清）历史算作清朝的“前史”，以此化解不取建国年代和国号确定年代为起始年代的难题，倒也说得通，尽管讲述清朝历史实际上都还是从努尔哈赤建国起始。

元朝的情况看来比较复杂些，起讫年代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获得共识。首先，尽管元和清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但人们对元朝和清朝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有些“内清朝而外元朝”的倾向，主要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能不能纳入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这里有必要先说明成吉思汗建国的历史定位。据说，有位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评论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说把成吉思汗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是个败笔，成吉思汗是蒙古的汗，不该把他和中国历代帝王并列。那么，成吉思汗兴起时是什么历史角色呢？有充分史料说明，当时包括蒙古部在内的蒙古高原部族多是金朝的“属部”。金朝初年，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汗被推举为“全蒙古（qamuq Mongghol）”首领，曾入朝金廷，其后“时服时叛”。成吉思汗最初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首领后，因受命配合金朝夹攻塔塔儿叛部有功，官拜“札兀惕忽里”（Ja’ut quri，属部统领），中原上朝的官职提升了他在草原各部中的地位，因此他很看重这个衔头（《元朝秘史》第179节）。1206年他统一各部称帝建国后，还到净州界上进年贡，获悉曾来受贡、被他视为庸碌无能的卫王允济竟做了金朝皇帝，才大胆造反，以替被杀害的祖先复仇为名进攻金朝（见《元史·太祖本纪》、《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这和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的情况相似。成吉思汗作为金朝属臣，先是割据一方称帝建国，进而逐鹿中原；儿子窝阔台继位后灭金，取而代之；孙子忽必烈继位后竟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500年分裂局面，以承续中原皇朝统绪自居，子孙延续对全国的统治至1368年。这和辽、金、清入主中原的性质一样，甚至与李渊叛隋立唐也可以等量齐观。以他的建国作为元朝的开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成吉思汗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皇朝的创建者这一历史定位，是顺理成章的。其实，推翻元朝全国统治、取而代之的朱元璋，首先就承认了成吉思汗的这一历史定位，洪武三年奉诏修成的《元史》就是以“元太祖”为起始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所谓“夷狄入主中原”，古人虽然这么说，但并没有把这些皇朝排除在国史之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现已深入人心，自然不应该将拥有数百万人口（比蒙古国人口多一倍以上）的蒙古族先人建立的皇朝看成异类。

其次，造成元朝起始年代认识混乱的原因还在于国号问题，很需要解释清楚。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高原，称帝建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hol Ulus）。建国才十年（1215）就占领了金朝中都（今北京），这比清朝入关占领北京距离建国的时间要早19年。成吉思汗随即任命断事官（蒙古语“札鲁忽赤”，jarqui）于此设立统治机构，管辖所占领的中原各地，其行于汉地的汉文文书使用“大朝”之号。①到1234年太宗窝阔台灭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淮河、汉水以北、西包今新疆全境的大半国土。经过50多年的向外扩张，到1260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次子忽必烈（元世祖）成为第五位大汗时，大蒙古国统治的地域扩展到北包西伯利亚，南抵淮、汉及云南、西藏全境，东及高丽，西达黑海南北之地。忽必烈以前，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代大汗，史家称为“前四汗时期”，政治中心在蒙古本土，太宗建国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1259年，宪宗蒙哥在攻打四川钓鱼城时病死，二弟忽必烈正统兵攻南宋，留守国都的幼弟阿里不哥谋取汗位，忽必烈赶紧从鄂州（今武汉）撤围，回到其漠南的王府开平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单方面召开选汗大会（蒙古语“忽里台”，quriltai），宣布即大汗位。阿里不哥也依样画葫芦，在和林宣布即位，于是大蒙古国出现了两汗并立的局面。忽必烈凭借漠南汉地的经济、军事优势战胜其弟后，把国都从哈剌和林移到开平城（不久升号上都）和燕京（不久升号大都，今北京）。1271年，忽必烈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卦辞，另建国号为“大元”。其《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意思是：我上承天命，拥有四海之地而居尊位，必须取一个美名，显示继承历朝帝王的正统。这是（中原）自古以来的规矩。后元文宗官修《经世大典》，《序录》称：“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此文应出自总裁官虞集手笔，把取国号“大元”的意义说得很清楚，鄙见以为它就是以前使用的汉文“大朝”之号的提升（从中原权威经典中找到依据）。但虞集竟说成了“易大蒙古之号为大元”，后之史家遂谓忽必烈“改国号”，更有甚者，竟把1271年说成元朝建立的年代。实际上，建“大元”国号后，原来的“大蒙古国”国号并没有取消，元朝的蒙古文文献中，全称是“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In kemeku Yekemongghol Ulus，见1338年《达鲁花赤竹温台碑》）或“大元大蒙古国”（Dai’In Yeke Mongghol Ulus，见1362年《追封西宁王忻都碑》）。出现在蒙文碑刻上的这种双重国号，表明忽必烈建号的“大元”，既继承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大蒙古国”，又按照中原皇朝更替的传统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将本朝与历代皇朝的统绪接续起来。

“大元”与“大蒙古国”是同一皇朝的延续，并非改朝换代；在1271年建大元国号之前，这个皇朝已经统治中原大地50多年，而且此后一直把大蒙古国号与“大元”并列使用。可见把元朝起始年代标为1271年，将同一皇朝截断，是完全不确当的。根据双重国号特点，一些学者使用“蒙元朝”的名称，在学术著作这样用是恰当可行的，不过我以为通常称“元朝”就可以了。按照史书传统，“元朝”一名是可以涵盖前四汗时期（1206—1259）的，毕竟在元朝直接统治的汉族为主的大多数人口中，只使用“大元”国号。

二、大蒙古国辽阔幅员的形成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朝代，地跨欧亚”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确是征服了从辽东直到东欧和小亚细亚的众多国家和民族，把它们都置于“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按照成吉思汗给子弟的领地分封，长子朮赤、次子察哈台、三子窝阔台这三家分别领有阿勒台山以西“直到蒙古马蹄所及之地”，①加上忽必烈弟旭烈兀领有阿母河以西波斯等地，西北形成四个“汗国”（蒙古语qan ulus，四家宗王都用汗号，故称），汉文史料称之为“宗藩之国”（见《元史·文宗本纪》）。由于元朝皇帝就是“大蒙古国”大汗（蒙古语“合罕”，Qaghan），各宗藩国都奉之为宗主，因而元朝人确是把成吉思汗“黄金家族”（Altan uruq，此词见《蒙古黄金史纲》）统治的所有地域都看成为大元的版图。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下诏编修舆地图志，“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里无外之大”。于是负责编修的秘书监长官上奏说：“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原来的汉人地域显得小了，因此建议将收集到的汉地、江南各路图志和秘书监有的“回回图子”（波斯—阿拉伯文的西域地图）合起来，“都总做一个图子”。这个项目进行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终告完成，共600册，1300卷，名为《大元大一统志》。《大一统志》各个地区都附有彩色地图，还绘有彩色的《天下地理总图》（见元《秘书监志》）。元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说：“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①元人编的《舆地要览》说：“大元地域，东止高丽新罗百济，南止云南大理等国，西止西海吐蕃回鹘天竺等国。”元文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就有西北诸藩国的地图（魏源《海国图志》收有此图）。《元史·地理志》序说：元朝幅员之广，“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这些说法都是把西北各汗国领地视为元朝“幅员”所及。

1206年建国的蒙古游牧政权扩展成“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经历了四个阶段：成吉思汗（元太祖）时期、窝阔台（元太宗）时期、蒙哥（元宪宗）时期和忽必烈（元世祖）时期。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早年是游牧于蒙古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的部落首领。当时蒙古高原上有几个强大部落：东部的塔塔儿部、蒙古部和翁吉剌部，中部的克烈部、蔑儿乞部，西部的乃蛮部，阴山北的汪古部。这些大部落都臣属于金朝，大体保持着朝贡关系，既是履行臣属义务，也是一种贸易形式。有时某一属部“叛乱”（不按时入贡，或进入金朝边地侵掠），金朝则出兵北征平定之，但没有在蒙古高原建立直接的统治。1196年，因塔塔儿部叛乱，金朝遣丞相完颜襄统军北征，铁木真奉召率部众协助金朝平叛有功，金朝授予他“札兀惕忽里”官职。此后十年他的势力日益强大，逐一将蒙古高原互争雄长的各部统一起来，1206年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意为“强猛的”，“汗”意为“君主”），建立大蒙古国。从1205年起，他多次侵掠西夏（今宁夏、甘肃境）；1209年，畏兀儿和哈剌鲁（今新疆东部、北部及邻境）两国先后来降。1211年，他开始向金朝发动进攻，1215年就占领金朝中都（今北京）以及河北、河东、辽东、辽西许多地方，金朝皇帝南迁汴京。成吉思汗命其大将木华黎率军继续攻金，自己班师回蒙古，又先后征服了北境的吉利吉思（今叶尼塞河流域）和火里、秃麻等部（今贝加尔湖东西地区）。1218年，攻灭据有西部天山南北的西辽。当时中亚强国花剌子模拥有锡尔河和阿母河南北广大地区，国王摩诃末恃强企图向东扩张。成吉思汗派一个大商队去该国贸易，竟被其边城长官抢去货物，杀了商人；派使者去交涉又遭到侮辱和杀害。1219年，成吉思汗带着四个儿子，亲统大军（约15万到20万）开始西征，两年内先后占领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很多城镇，一直打到印度河边。大将速不台和哲别奉命率军追击摩诃末（后摩诃末逃到里海岛上病死），一路攻城略地直到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1222年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阿速、钦察境（高加索山北麓及里海、黑海之北）。1223年，俄罗斯几个王公与钦察联合抗击蒙古，但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战，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南部亚速海北Kalka河）会战中被蒙古军击溃。成吉思汗在所占领的撒马耳干、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等重要城市设官置守，1223年班师东还；速不台、哲别军也由里海北路回师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出征西夏；1227年，在攻灭西夏前夕病死于六盘山附近。

1229年，第三子窝阔台（太宗）继承汗位。他把夺取中原作为最大目标，亲自统兵南征退守黄河以南的金朝。1230年攻下凤翔，占领关中地区。1231年，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南下，渡黄河进屯郑州；命拖雷统西路军，遵照成吉思汗遗嘱借道南宋汉中，顺汉水东下，由邓州入金境，挥师北上，1232年在钧州（河南禹县）三峰山击溃金朝大军。1233年，蒙古军占领汴京，金哀宗辗转逃到蔡州（河南汝南）。1234年初，蒙古和南宋联合攻下蔡州，金亡。窝阔台派遣另一支大军进攻波斯西部的花剌子模新王札兰丁，1230年冬取其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附近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先后归降。1233年，皇子贵由等率师征服了据有辽东东部的东真国。

1235年，窝阔台在鄂尔浑河上游建哈剌和林城为国都，同时决定大举进攻南宋和西域。皇子阔端攻取四川几个城池后，驻镇凉州，招降了陇右地区的吐蕃首领，乌思藏（西藏）萨思迦派领袖应阔端之召来到凉州，以全境归附蒙古（1247）。同年，以朮赤子拔都为首、皇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等诸王及官员长子参加的“长子西征”，动员了15万兵力。1236年越过乌拉尔河攻取不里阿耳（在伏尔加河中游），1237年占领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随后进兵俄罗斯，到1240年，先后征服其诸公侯国。1241年，蒙古军兵分两路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攻陷布达佩斯，遂屯兵秃纳河（多瑙河）东，有一支进至维也纳附近，遇阻而退。1242年，拔都得到窝阔台死讯，整军东还，本部军留驻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都城萨莱（故址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统治钦察、俄罗斯等地，史家称之为“钦察汗国”或“朮赤汗国”（俄罗斯人称“金帐汗国”）。

1241年窝阔台死后，皇后摄政；1246年，其长子贵由（定宗）继位，1248年因皇室内争被害。蒙哥在长支宗王拔都等支持下于1251年登上大汗位（宪宗），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他命二弟忽必烈统军征南，三弟旭烈兀统军征西。旭烈兀于1256年消灭盘踞波斯北部的木剌夷国（亦思马因派王国），进取波斯西部和两河流域诸城镇，1258年攻陷阿拉伯帝国都城报达（巴格达）；小亚细亚鲁迷（Rum）国王以所属120城归降。1259年，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1260年得到蒙哥死讯后退回波斯，延续40多年的蒙古西征到此终结。

忽必烈受命后移驻漠南，1253年出征云南大理国。大军由临洮南下通过吐蕃东部地，招降丽江摩娑部，攻取大理城。次年春，忽必烈北还，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征进，攻取昆明等地，1255年征服云南全境。1257年，蒙哥亲征南宋，自统西路军进入四川，沿嘉陵江而下连破多城，1259年围攻合州钓鱼城五个月不克，七月病死城下。东路军由宗王塔察儿率领，遭宋军反击，无功而返，乃改由忽必烈统领。1259年忽必烈军渡淮南进，突破长江防线围攻鄂州（今武汉），十一月，为争汗位而与南宋约和后北还。

1260—1264年，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两汗并立，结果忽必烈获胜。1267年，大举进攻南宋，1276年占领都城杭州，南宋太皇太后率幼帝和朝臣归降，1279年，退到广东厓山的南宋皇家余脉被消灭，全国统一。

三、西北诸宗藩国的独立化及其统治地域

成吉思汗建国后，给诸弟、诸子都分配了人民和领地，由此形成各宗藩之国；大部分军民国土则归属大汗朝廷（蒙语qol-un ulus，中央之国）。各宗藩国的藩主可自定汗位继承人，但要得到大汗的认可，如发生争执，大汗可以干预；可自治其军民、领地，但朝廷有大征伐必须抽调所属军民由家族成员率领从征，税赋收入也必须向大汗“上供”一定份额。通过对外扩张战争，大蒙古国占领了中原和西域很多富庶的城镇、农业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土地作为“黄金家族”公产，诸王都可分享其“份子”，大部分属大汗朝廷，行政上也归朝廷管辖。窝阔台在位时期，建立中原、西域各地区行政机构，任命了地区行政长官。蒙哥即位后，进一步完善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分治中原汉地的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分治阿母河以北中亚地区的称为“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分治阿母河以西地区的称为“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蒙哥时期，在中原和西域都进行户口登记（“籍户”或“括户”），远至拔都势力范围内的俄罗斯，也派员“括户”并任命达鲁花赤“镇守”；1253年法国国王使者卢布鲁克参见拔都，拔都表示可以让他留下传教，但不能作决定，命他到和林朝见大汗蒙哥，获得准许方可，可见大汗对宗藩国是有最高权力的。

不过，由于各家统治的地域相隔辽远，民族和文化不同，要维持长久的一统局面是很困难的。最早走向独立化的是钦察汗国。1227年朮赤死后，次子拔都继承汗位，他在西征班师后就留驻亦的勒河下游，建立国都（萨莱），把领地扩展到钦察全境，并统制俄罗斯诸国。他和贵由矛盾很深，贵由一死，马上以长支宗王的身份召集大会拥戴蒙哥为大汗，排斥了窝阔台家族的继承权，这换得了蒙哥对他在本藩国具有更大权力的认可，并获得更多赏赐。法国使者卢布鲁克甚至得到这样的印象：当时大蒙古国似乎分为两大势力范围，大汗蒙哥控制东部，拔都控制西部。继承拔都汗位的别儿哥，热衷于扩展地盘，与旭烈兀争夺高加索地区，对东方事并不在意，忽必烈也因鞭长莫及，任凭其自治本境。当然，名义上的宗主—宗藩关系仍保持着，例如给其继承汗位者授王号，仍许朮赤家族享有其中原分地应得赋税等。钦察汗国（俄罗斯人称“金帐汗国”）的疆域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第聂伯河，南境从巴尔喀什湖向西延伸到黑海西端一线。钦察汗国对俄罗斯实行“间接统治”，任命其诸公侯管辖本境，汗廷派八思哈（basqaq，即达鲁花赤）监临，所征赋税须将一定份额缴纳给汗廷。

察哈台汗国离蒙古本土近，中亚又是富庶之地，所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要争取。忽必烈先派在他身边的察哈台长子抹土干之孙阿必失哈回本藩掌权，但在途中被阿里不哥的军队抓获，后被处死。阿里不哥派察哈台第六子之子阿鲁忽回本藩为汗，让他在中亚各地征集粮食军需。阿鲁忽掌握大权后，不仅据有从畏兀儿之边西至忽章河的草原领地，还派军进入本属大汗朝廷管辖的撒马耳干、不花剌等城镇农耕地区，迫使蒙哥任命的行省官员归顺于他，实际上把察哈台汗国的领土扩展到阿母河。阿里不哥战争失利，派使者到中亚收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准备运回。阿鲁忽见争位双方形势变化，又不愿财物被他人所得，就囚禁阿里不哥使者，扣留其物资。既与阿里不哥决裂，他就倒向原本不承认的大汗忽必烈。伊利汗旭烈兀也遣使表达了拥护忽必烈的立场。大约在1262年初，忽必烈不失时机地宣布：“今各地有叛乱，从质浑河（阿母河）岸到密昔儿之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之地，由你旭烈兀管辖、防卫；从阿勒台（阿尔泰山）的那边远至质浑河，各部落和兀鲁思（封国），由阿鲁忽防守、掌管；阿勒台这边直到海滨，就由我掌管。”①虽说这是战争期间的权宜措施，但却是以大汗诏令宣布给伊利汗国和察哈台汗国指定了统辖地域，对这两个汗国的独立化起了关键作用。于是阿鲁忽借此把本属大汗朝廷的阿母河以北富庶的城郭、农耕地区并入察哈台汗国领土。后来，察哈台汗国与反叛大汗的窝阔台汗国海都汗联结，争夺大汗所属斡端地区和畏兀儿地，畏兀儿王（号亦都护）被迫从别失八里退到火州（今吐鲁番），最后迁居永昌（今甘肃永昌）。元朝在斡端和畏兀儿地区设官、屯兵驻守（忽必烈朝晚期撤除），多次与海都、察哈台汗国争战。到元中期，这些地区都已先后被并入察哈台汗国。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亲弟弟。1260年他从叙利亚撤兵回波斯，到达桃里寺（大不里士）时获悉忽必烈已即大汗位，遂不再东行。此时他已占有波斯、伊拉克及小亚细亚地区，“其势足以自帝一方”，①于是以麻剌哈（Mar5gha，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桃里寺为国都，建立汗国，任命了各省长官。1262年，忽必烈以上述诏旨授权他自主统治阿母河以西所有地区，从此这一大片原由大汗朝廷管辖的地域就成了旭烈兀家族的领地。旭烈兀及其继承者称“伊利汗”（il-qan，意为从属之汗），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宗主—宗藩关系。伊利汗国的疆域最盛时东抵阿母河、印度河，西包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大部，南至波斯弯，北至高加索山。

窝阔台家族因反对蒙哥夺位而遭到无情镇压，窝阔台汗国被分解成几块（按蒙古体例仍分给窝阔台后裔）。窝阔台第五子合失之子海都精明强干，趁忽必烈兄弟争位之机，把被分割的窝阔台家族各支合并起来，重建汗国，并以大汗之位原应属窝阔台家为由，公开与忽必烈为敌，从1268年起多次进攻漠北，夺取大汗所属也儿的石河东的八邻万户地。他进兵忽章河，打败察哈台汗国八剌汗，迫使其让地结盟；后又扶立八剌子笃哇为汗，操纵和支持笃哇屡屡侵掠畏兀儿，与大汗争夺该地区。1301年海都进攻漠北时受伤而死，子察八儿由笃哇扶立为汗。1303年，他们向元成宗请和。其后笃哇与察八儿相争斗，1306年元军越过阿勒台山击溃察八儿，窝阔台汗国十余万军民和北部（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北）领地归入大汗治下。察八儿投奔笃哇，不久被废，1309年投降元朝。窝阔台汗国亡，其大部分地被察哈台汗国兼并。

四、元朝（大汗之国）的疆域

“大蒙古国”里包含有好几个宗藩（成吉思汗后裔诸王家）封国，大汗名义上是各藩国的共主，实际上却管不到这些“宗藩之国”的领地，能够直接统治的“版图”只限于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十行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三道宣慰司（“算作一个行省”，语见藏文《汉藏史集》）。大元朝廷直接管辖的这些地域，被宗藩之国称为“大汗之国”（波斯文Mam5lik-i Q55n，见伊利汗国官修史书《史集》的《忽必烈合罕纪》）。因此，说元朝疆域“横跨欧亚”是不准确的。

虽说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的延续，但在忽必烈即位后，毕竟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历史转变：统治重心从蒙古本土转移到了中原汉地（如忽必烈所说：“山以南，国之根本也。”①），不久又灭南宋，统一了全国；人口最多的汉族成为民众主体，农、工、商成为经济主体，地税、工商税成为国家财政的基本来源。为了统治其所拥有的广土众民，就必须进行“政事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见忽必烈《中统建元诏》），将草原游牧帝国改造成适应汉地社会和经济基础的中原式皇朝。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一转变，题为《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与神：元朝的合法化》（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②恰当地说明了蒙古“入主中原”后，逐步进入中原皇朝体系的历史演变。用当时汉族士大夫的话说，就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③忽必烈本人就是以承续中原历朝统绪自居，视本朝为历史“中国”的延续。④元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有可圈可点的发展，且具有重要特色，值得仔细研究，给予适当评估。

同时，“地跨欧亚”的大蒙古国，从第三代大汗时已经开始分裂，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以及后来窝阔台、察哈台后王与元廷的对抗争战，促使各宗藩之国的进一步独立化：由成吉思汗长子朮赤之子拔都建立的钦察汗国，统治额尔齐斯河以西直到黑海以北的斡罗思和钦察之境；次子察哈台后裔的汗国，统治中亚地区；三子窝阔台后裔的汗国，统治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北之地（成宗时被朝廷和察哈台汗国瓜分）；忽必烈同母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辖境从阿富汗中西部延伸到波斯湾，西至小亚细亚。这些汗国的统治者都承认中原的元朝皇帝即大蒙古国的大汗是他们的宗主，他们自己只称“汗”（元朝文献称之为“大王”），但实际上都独立地统辖自己的领土。元朝的疆域只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领土，不应该把各汗国都包括在内。

1260年忽必烈（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即位后，就设置十路宣抚司，分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东西、陕西等各地区，设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务机关统辖之。分布在蒙古东部的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藩国之主，都拥护忽必烈为大汗。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漠北全境都归入忽必烈治下。原蒙古国都哈剌和林僻在漠北，此时已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忽必烈乃定都开平（1263年升号上都）和燕京（1264年改称中都，1272年升号大都）。北方和中原的统治稳定后，1268年重新开始进取南宋，1273年攻下南宋坚守多年的重镇襄阳。次年，发布《兴师征南诏》，以伯颜丞相总督南征诸军，一路取荆湖两广，一路取两淮，主力顺江东进，1276年初逼围临安（杭州），谢太后和少帝投降，宋亡。1279年初，元军击溃退到广东厓山做最后抗战的张世杰部宋军，宋末帝投海死，南宋全境都被元朝占领。

为了加强对远离都城各大地区的统治，从1260年开始，忽必烈先后派中书省长官（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合称宰执）出领之，驻在各大区的中心城市，称为中书某官行（某处）中书省事，简称某处行省。后来，行省从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转化成常设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设官同中书省（一般行省不设丞相，以平章政事为长），但只称行省某官。各行省的名称、治所和管辖地域经多次变迁，到元中期大体稳定，除中书省（常称为“都省”）直接管辖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部分地区外，分设十个行省，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①的行政区划格局。

陕西行省，治奉元（西安），辖境含今陕西和甘肃东部、内蒙伊盟部分地区。(www.xing528.com)

甘肃行省，治甘州（张掖），辖境含今甘肃、宁夏及内蒙古西部地区。行省西境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及其以西一带是归附忽必烈的察哈台后裔出伯（阿鲁忽子）和阿只吉（察哈台长子之孙）的驻地。他们奉旨率本部军防守西境，驻扎火州，后遭笃哇突袭而退。火州地区长期处在大汗和察哈台汗国边界之间，当地畏兀儿人向双方都交纳贡赋，元中期以后被并入察哈台汗国；哈密力地区则一直在出伯家族管领下，归属大汗朝廷。

辽阳行省，治辽阳，辖境含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以北地区。省境北部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家族的领地，斡赤斤从原分地向东扩展到嫩江流域，其后王乃颜于1287年联结东道诸王叛乱，忽必烈平叛后实行“削藩”，东道诸藩主降为从属大汗的诸王，所用印章从称“宝”改称“印”，斡赤斤后裔封辽王。辽阳省境东北部达到奴儿干（黑龙江口）和骨嵬（库页岛），元朝在这个地区设有征东招讨司，当地吉里迷等族先后归附。

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开封），辖境含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江苏北部从江浙行省划入）。

四川行省，治成都，辖境含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云南行省，治中庆（昆明），辖境含今云南省，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缅甸北部和泰国、老挝、越南的一些地方。今在境外的地区，唐、宋时期是南诏、大理的境域，其后有的脱离，有的“受缅［国］所制”。忽必烈朝三次征缅，其北境十余处（甸）金齿（傣族）土官归附元朝，成宗朝又有来归者，元朝先后设置太公、蒙怜、蒙莱、云远、蒙光等路；从成宗（世祖皇太子真金第三子，1294—1307年在位）时起，元朝屡次遣使八百媳妇国（主要在今泰国北境）招抚，到1327年，八百媳妇首领归附并请设治，乃置蒙庆宣慰司（泰国清莱府地）；1331年，又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泰国清迈府地）。均隶属云南行省。

湖广行省，治武昌，辖有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海南，以及湖北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治杭州，辖有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

江西行省，治隆兴（今南昌），辖境含今江西省和广东省。

岭北行省（1307年置和林行省，1312年改名），治和林（1312年改称和宁），统领北边各地区，包括蒙古本土（《元史·泰定帝本纪》即位诏称为“达达国土”）及以北所征服诸部地。其东境为成吉思汗诸弟分藩地，因为这几家后王参与乃颜叛乱，其藩主地位被削降为从属大汗的诸王，受制于分镇蒙古本土的晋王（真金长子甘麻剌）。西境至阿勒台山，成宗时进取窝阔台汗国北部也儿的石河一带地。北境所至甚远。忽必烈设置吉利吉思等五部断事官，附属于吉利吉思的昂可剌部地“日不落”，断事官刘好礼曾亲至其地看到这个景观，则当在北极圈附近，吉利吉思之北，今叶尼塞河中下游。元代天文学家杨守敬奉旨修《授时历》，奏准设27处天文观测点，其中的“北海测景所”北极出地65度，测得夏至晷影长度六尺七寸八分，据此计算实际约为北纬64度4分。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东西的巴儿忽、火里、秃麻等部都隶属大汗，太仆寺所领全国十七道牧场中的火里秃麻道牧场就设在这个地区。

除以上十行省外，中央机构宣政院管辖有“吐蕃三道”（藏文Bod- gyi Chol- kha- gsum）：吐蕃等处宣慰司（又称朵思麻宣慰司，辖今青海、甘肃西南部和四川阿坝自治州等地）、吐蕃等路宣慰司（又称朵甘思宣慰司，辖今西藏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自治州和青海西南部）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辖今西藏自治区及其西北邻部分地）。藏文《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记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土，列举了治下十行省名称后说：“吐蕃三却喀（即上述三道）……也算做一个行省，总计十一个行省。”

元朝在高丽国设“征东行省”，行省丞相就由高丽国王世袭担任，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变，可以自己任命本国各级官员，财赋不入中书省，①有相当的独立地位，和其他行省性质不同。

忽必烈曾两次（1274年和1281年）出兵日本，企图迫使其臣服，但都遭到失败。又多次侵入安南、占城，均无功而返。1292年他已78岁，还派军远渡南洋进取爪哇，次年登陆入境，驻兵两个月，遭其王暗计偷袭，损兵折将而还。他对“爪哇得而复失”很不甘心，说“此事犹痒在心”，打算再次出兵，可见他的强烈扩张欲望与父祖一脉相承。不久他去世，成宗继位后停止了海外远征。

五、从元廷北迁到北元的终结

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起义，在中原和江南迅速蔓延，元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367年，朱元璋削平群雄，占有江南大部，遂遣大军“北伐”；1368年正月称帝，国号明。七月底，明军逼大都，元顺帝退往上都；八月二日明军取大都。顺帝在明军进逼下从上都退到应昌（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1370年病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退守岭北行省。

大都失陷，标志着元朝作为历史上一个朝代至此为明朝所取代，但说“元亡”却是不确当的。元廷北迁后，国号、制度都保持不变，仍据有岭北行省和辽阳、甘肃北部及漠南一些地方，史称“北元”。爱猷识理达腊整顿朝廷，以大元皇帝（大汗）身份颁诏各方，“延揽忠义，以为恢复之计”。虽然“中兴之业”无望，明朝大举北伐也未能实现“扫清漠廷”的目标。北元与明朝长期互相攻伐，争夺国土民众，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14世纪末以后，北元皇室、贵族内争不断，篡位事多次发生，大汗往往成为强臣的傀儡，但元帝嫡裔一直被视为正统。

15世纪上半叶，东部蒙古强臣与西部瓦剌贵族各立大汗，相互争斗。瓦剌首领太师脱欢吞并东蒙古，拥立元裔脱脱不花为大汗。其子也先袭任太师，北服吉利吉思，西控哈密等地，东破兀良哈三卫并进征女真，南攻明朝境土，1449年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俘虏明英宗（后放回）。也先以有一统之势，乃杀脱脱不花，1453年自立为帝，称“大元天圣可汗”，但次年就被部属所杀。脱脱不花幼子被立为大汗，明人称之为“小王子”（此后成为明朝对北元大汗的称呼）。

这期间，北元各部逐渐入据漠南明朝边外地，出入河套。1479年，强臣立脱脱不花从曾孙把秃蒙可为大汗，“自称大元大可汗”，即著名的达延汗。他先后击败瓦剌，攻杀强臣，统一了封建割据的东蒙古，划分为左、右翼各三万户，分封给诸子。左翼察哈尔万户授予长孙（长子先亡），北元大汗之位由这一支继承；第三子统右翼三万户，据有今内蒙西部地，明后期扩展到青海。大汗直领察哈尔部原来约在今内蒙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及蒙古国东方省部分地区，16世纪中期南迁到西拉木伦河一带。到后金兴起，东北的蒙古科尔沁部和察哈尔的几个属部先后投金，1627年末，北元大汗林丹汗被迫西迁到大同边外。1632年皇太极大举征讨察哈尔，林丹汗逃往河套西。1634年皇太极再次西征，察哈尔各部皆降，林丹汗逃至青海病死，与明朝对峙260多年的北元至此终结。

（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汉学研究》1985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上），中华书局2007年版。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宣统三年石印本。

拉施都丁《史集·忽必烈合罕纪》，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郝经《复与宋国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文集》卷三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1）影印明正德本。

《元史·董文炳传》。

语见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文集》卷三七。

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

见《元史·日本传》所载给日本的国书。

许有壬《送蔡子华序》，《至正集》卷三二。

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