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马可波罗的身份困境及其背景解读

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背景解读

蔡美彪先生在1991年北京举行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马可波罗在元朝居留期间身份问题的研究报告，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各地情况的讲述作了细致分析，指出他应该是个斡脱商人。蔡先生此文发表后，杨志玖、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等国内外专家均对这一新见解深表赞赏。①笔者在那次讨论会发言，赞成蔡先生的看法，同时补充意见，认为马可波罗自述其寓居中国期间“不停地受大汗派遣出使各地”②也应该是可信的，充当大汗使者与其斡脱商人的身份并不矛盾，蒙元帝王自来有派斡脱商人为“使者”（特别是经营海外贸易）的情况。近日翻阅旧时读书笔记，有元仁宗延祐三年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的碑文摘录和注语：“此亦黑迷失贬职告老家居后，为求恩赦、加封而施钱供佛。据其施钞数目之大，知他从出使海外的官家贸易中获利甚巨，家极富实。”当时写的这段话不太准确，如今重读此碑，与《元史·亦黑迷失传》相互发明，觉得其身份当是以怯薛充当“御位下”斡脱，由此致位通显，身家百万，与马可波罗颇有相似之处。本文拟就此作进一步考究，或可为蔡先生的论点找到另一佐证，并以说明大汗“使者”和斡脱商人两种身份的兼容性，对马可波罗自称受大汗宠信、频频奉使各地、且曾任要职的说法，也许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元史·亦黑迷失传》辨析

有关亦黑迷失（又作也黑迷失）的资料，主要是《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和本纪中的九条记事，此外还有同书《高兴传》、《史弼传》、《爪哇传》（《经世大典叙录》“爪哇”条所载同）以及《元典章》和残本《经世大典》的个别条文。兹先引述其本传的记载如下：

畏吾儿人，至元二年（1265），入备宿卫（家世及出生年月均未详）。

至元九年、十二年，两度出使八罗孛国（Malabar，在今印度半岛南端西侧），偕其国人以珍宝、名药来献。

十四年授兵部侍郎。

十八年，拜荆湖占城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招谕占城。

二十一年，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剌国（Simhala，今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赐玉带、衣服、鞍辔。

二十一年，自海上还，以参知政事管领镇南王府事。与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战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言于镇南王，请屯兵大浪湖，观衅而后动。王以闻，诏从之，竟全军而归。

二十四年，使马八儿国（Ma’abar，印度半岛东南侧），取佛钵舍利，得其良医善药，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尝侍帝于浴室，问曰：“汝逾海者凡几？”对曰：“臣四逾海矣。”……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行泉府太卿。

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兵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三十年，征爪哇军失利而还，以失策罪没家赀三之一，寻复还之。授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屡使绝域，封吴国公。

上述《亦黑迷失传》所载事迹中，有两处需加辨析。

其一，至元十八年授予他的官职，应是占城行省参政，而不是荆湖占城行省参政，任务也不是“招谕占城”。按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就命占领福建的行省参政唆都招谕海外诸番国来朝，唆都派人招谕占城、爪哇等国，占城王表示愿归附。十六年十二月，敕枢密院、翰林院官就中书省与唆都议招收海外诸番事；诏谕海外诸番国主，谕占城王亲自来朝；遣杨庭璧使俱兰（Kūlam，今印度西南岸奎隆）。十七年，占城、马八儿等国遣使奉表称臣；遣杨庭璧再使俱兰等国（次年正月由泉州启航）；遣孟庆元等谕占城王，令以子弟或大臣入朝；降诏招谕爪哇；遣使招谕木剌由国（Malayu，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占碑）。十八年十月十七日，诏封占城王为占城郡王；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即其地立占城行省“抚安之”。次日，即“敕以海船百艘，新旧军及水手合万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诸番，仍谕占城郡王给军食”。并遣使招谕干不昔国（又称真腊，今柬埔寨）来归附。十一月，以奉使占城孟庆元、孙胜夫并为广州宣慰使，兼领出征调度。十九年，又先后派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国。①四年中频繁遣使海外各国，显示了忽必烈灭南宋后急于向海外扩展势力的意图，而在占城设立行省是在占城已归附后，“即其地抚安之”，其实是打算把占城作为经略海外各国的前沿基地。由于占城“既服复叛”（其王子补的掌权“，负固不服”，又拘留出使海外途经其境的元朝使者），元廷乃于十九年六月，诏发军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命唆都为将征之；十一月，唆都率军从广州航海至占城。二十年一、二月，元军经过激战攻陷其坚守的木城，占城军民退据山林顽强抵抗，唆都军被迫退保海边木城。五月，元廷获悉唆都军虽破占城，但补的遁逃，大概也了解攻打占城进展不顺，遂命荆湖（又称湖广）行省平章阿里海牙给唆都增兵一万五千（汉军七千，新附军八千）；九月，并占城、荆湖两省为一，②这支军队多中途逃回。③十月，又遣忽都虎统江淮行省军二万去占城增援唆都，但在途中遇风船散而溃，仅有忽都虎率领的前锋军于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到达占城唆都所驻营盘，而唆都却已于三月六日领军撤退（随即奉命与镇南王军会合）。①《经世大典叙录·占城》条详细记载占城战事，却没有一处提到担任参政要职的亦黑迷失，可能他虽然从至元十八年就挂着“占城行省参政”的官衔，实际上并没有参战，而且很可能也没有与唆都一起驻军占城。

其二，亦黑迷失传称至元二十一年被召还，复命出使僧迦剌国，当年就完成任务“自海上还”，接着受命管领镇南王府事，从征占城。按照出使僧迦剌国的往返途程，时间不可能如此之短。根据《元史·世祖本纪》和《安南传》的记载，至元二十一年七月，诏以镇南王脱欢统领荆湖占城行省阿里海牙等军，取道安南征讨占城。十二月，镇南王军至安南国境，遭到抵抗；二十二年初，进入其国都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分兵转移。到四月，安南兵大集，发起反攻，元军受困，“力战始得出境”。亦黑迷失既从镇南王出征（名为征占城，实因受阻而攻安南），则其从僧迦剌国回还的时间应在二十一年秋后，由此上推他被从占城行省“召还”改命出使僧迦剌的时间，至迟当在二十年秋冬间。本传记载他在安南之役中曾向镇南王献计，看来他确实随从镇南王出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之末却单独记有一条：“是岁……占城行省参政亦黑迷失等以军还，驻海外四州（今海南岛），遣使以闻，敕放其军还”，而不是和当年五月镇南王军从安南退兵事一起记载。据此推测在安南之役中他可能也没有和镇南王同进退。

根据上述占城和安南战役中亦黑迷失的动向分析，笔者颇疑他率领的是一支特别编制的航海水军，主要任务仍然是招谕和通使海外。从其职务“管领镇南王府事”看，实际工作还有为皇帝和镇南王搜罗海外珍宝财富，并没有参与战事。

至元二十四年，亦黑迷失奉命出使马八儿国，“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与其国人来贡方物”。《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马八儿国遣使来朝”，亦黑迷失回国或与此同时（《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还记载：“是岁，马八儿国进花驴二”，也可能是随亦黑迷失来朝者所贡方物）。出使马八儿回来，他将在海外用私钱购买的名贵紫檀木进献忽必烈作为建造宫殿的木材，并以先后四次“出使”海外的功劳受到奖赏，官阶由从二品（行省参政）改升正二品资德大夫，遥授江淮行省左丞、行泉府司太卿——主管斡脱商帮与海外贸易的肥缺。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成立福建行省专征爪哇，以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同任行省平章政事。鉴于以往征占城军中途逃走事，亦黑迷失在出发前奏请对逃军必须严惩。《元典章》收录有当月的一件圣旨文书：

亦黑迷失为头福建行省官人每奏：“跤趾国里、占城里出征时分，军官每、军每、水手每，风水里推调了，逃了回来的根底，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去了的勾当每他怠慢了。如今，俺大勾当里去的时分，似那的一般逃走了，不扎撒呵，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更圣旨可怜见呵，怎生？”么道奏来。如今，那般推辞躲闪的省官人每根底，没别里哥逃走回来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道来。圣旨俺底，龙儿年（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①

从这件文书看，亦黑迷失在行省中的地位居首，在同品级的史弼、高兴（均为行省左丞）之上，这大概因他是色目人的关系。不过出师前忽必烈明确指示：“也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当付之，其兵事则委之史弼可也。”“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①看来在远征爪哇之役中，亦黑迷失仍然主要掌管航海和招徕海外诸国，同时为皇帝搜罗珠宝财物。远征爪哇之役以损兵折将而还告终，亦黑迷失与主将史弼皆因失策遭到责罚，并籍没家产三分之一。成宗元贞元年（1295），大臣月儿鲁（即知枢密院事玉昔帖木儿）奏言：“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万里，入近代未尝至之国，俘其王及谕降旁近小国，宜加矜怜。”遂归还所籍家赀。②乃以平章政事衔为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告老家居。

事实上，爪哇之役并非完全“无功而还”：其一，“有司数其俘获金宝香布等，直五十余万，又以没理国所上金字表，及金银犀象等物进”；③其二，“亦黑迷失征爪哇时，尝招其濒海诸国，于是南巫里（Lambri～Lamuri，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端）等［国］遣人来附”（这些国家是南巫里、速木答剌、没剌予、毯阳），由于朝廷禁商泛海而滞留大都，到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皆遣还。④就主管航海、通使海外各国和为皇家搜罗珍宝而言，亦黑迷失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的。

二、《一百大寺看经记》透露亦黑迷失身家百万

《元史·亦黑迷失传》叙事止于仁宗封他为吴国公，没有记载他“告老家居”前后事迹和去世年代。清陈棨仁撰《闽中金石略》卷一一收有延祐三年（1316）亦黑迷失所立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文（亦收入民国《福建通志》之《金石志》卷一三）。该碑碑额六字三行楷书“钦奉//圣旨//立碑”。碑文分三层，上层为记文，三十［二］行，每行三十七字，第一行阙，其后还有若干阙字，但基本完整，只是记文末所谓“元国书二行”（畏兀儿字）无法辨认。中层四十八行，开列各地寺、庵、僧堂名称，计有正月至十二月看大藏经的一百大寺，看四大部经的六寺，以及看华严经、法华经和接待往来僧众的寺、庵、僧堂共18处，点长明灯的7处。下层为僧徒颂德之词，十九行，文多剥落。碑末一行“今上皇帝圣寿万□（安）舍中统钞一千定每寺一十定看念藏经羊儿年记”，此羊儿年即延祐六年。明朝人用此碑的一面来刻《重修晋江县学记》，原来的元代碑文反成为明碑碑阴。《闽中金石略》编纂者称，此碑尚在晋江明伦堂。笔者希望能找原碑核对，尤其想看清那二行“元国书”。承蒙友人厦门大学陈在正教授热心帮助寻访，告知此碑现尚存，已断为三截，上两截保存较好，下截多毁坏；福建莆田县重兴寺原来也有一块同样的碑，现不存。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良先生所编《泉州宗教石刻》附录中收有晋江县学的此碑图片（图版152），但不易看清。2005年，科学出版社又出了该书的增订本，《一百大寺看经记》碑在该书列目E62，除图片外，增订者（文良先生哲嗣吴幼雄）以《闽中金石略》录文与现存石碑校对，增补了录文所缺三十一字。现将该书（页593—595）所载碑文迻录于下（//表行次，省略符……表笔者删节处，方括号内为笔者所加订补文字）：

钦奉//圣旨//立碑//（碑额六字三行）

//（第一行阙）

//（上阙）贤院使领会同馆事（中阙）①钦奉 //圣旨　//……//……//…伏念亦黑迷失自幼年钦奉 //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历朝委用至今　//圣恩莫报。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上□□□//世祖薛禅皇帝 //完者都皇帝　//曲律皇帝圣恩，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万安　　//皇太后、皇后齐年//太子千秋，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禄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敬就都城、西　//京、汴梁、真定、河南［府］、汝州、（刑）［邢］州、顺德府、明州补陀山、朝里宁夏路、西凉府、甘州、两淮、江　//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

统钞一百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佛长明灯。谨写西//天银字经一藏，进上　//当今皇帝，回赐大都普庆寺看读。仍就都城新创吉祥法王寺一区，赡地一顷，栗园一所，印经　//一藏，施钞二百定。又以中统钞一百定，就嘉兴路崇德州置苗田一百二十五亩，岁收//租米一百石，舍入杭州灵芝寺。续施钞二百定，与泉州承天、开元二寺，以上置田出息，　//为岁念藏经费。又将元买兴化路仙游县租田二千余石，散施泉州、兴化各处寺院，递　//年看转藏经。其斋□以岁收子粒多寡为率……　//……仍为祖祢宗亲同//超佛地，次冀亦黑迷失偕室中夫人荼荼身宫康泰，寿命延长，福禄荣迁，子孙昌盛。　//万行功圆之日，百年报满之时，普与法界众生，同证萨婆苦海。

//

//（此二行畏兀儿字）

//延祐三年十月 日记报答

汇总其所施钞、田等数目：一百大寺每寺一百锭，计一万锭（五十万两）；都城吉祥法王寺二百锭，杭州灵芝寺一百锭，泉州承天、开元寺二百锭，计五百锭（二万五千两）；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藏及点长明灯共二十五处，均“舍田施钞”，但未载数目，姑按施与大寺的半数计算，共约一千三百锭（六万五千两）；施泉州、兴化各处寺院的租田二千余石，若即按此碑所载嘉兴崇德州地租额每亩八斗算，其施田数当为二千五百亩以上，买田用钞约二千多锭。加上碑末所记羊儿年（延祐六年）再施钞一千锭，其施钞数总计约达一万五千锭。此外还有写银字经一藏，及施都城吉祥法王寺地一顷、栗园一所、印经一藏，所费钞当亦不下千锭。他此次布施佛寺所费钞数，充其量最多占其家产的三分之一，①就算如此，则其家产总额也大略有近五万锭（二百五十万两），约占当时全国一年商税的九分之一，②足可称百万富豪了。

亦黑迷失于至元十四年任兵部侍郎，十八年升参知政事，二十九年才以参与出征爪哇而升任平章政事。按照至元二十二年的“百官俸例”，各品分为上、中、下三等，侍郎（正四品）的月薪从二锭二十五两到二锭，参知政事（从二品）从四锭到三锭二十五两，平章政事（从一品）从六锭到五锭。①亦黑迷失的俸禄如果平均以参知政事上等级别计，三十年的俸禄收入，即使一两都不开销，总共也只有近一千五百锭，还不到他此次布施寺院钞数的十分之一，可见他拥有的巨万家赀应该是另有大来路。在元代，除了可获得巨额岁赐的“黄金家族”各支宗王（但他们获得的岁赐为其家族共有，分到各个家庭则为数并不很多）和贪婪权臣如阿合马者外，个人能积累如此大量财富的，当数斡脱商人和掌管斡脱的官员了。

关于元代斡脱商人，前人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毋庸赘言。元人解释“斡脱”是“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②斡脱商人是“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③他们从“御位下”（皇帝）或诸王那里领取本钱，经营牟利，然后归还本息。其经营方式主要是高利贷和国内外贸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帝后或诸王从事海外奇珍异宝贸易，所得利润最为丰厚。其特殊处是“奉旨”从事营运，因而往往带“使者”名义并享有“乘驿”即利用国家驿传系统往来的特权，有时甚至享受免税的优惠。④《元典章》收录的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中书省咨文，转述了忽必烈派怯薛必阇赤撒里蛮、怯里马赤爱薛⑤到中书省传达的一道圣旨：

斡脱每底勾当，为您的言语是上么道，交罢了行来。如今寻思呵，这斡脱每的言语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时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者；未曾拘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教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说者。钦此。①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二月“癸巳（初八），敕斡脱钱仍其旧”条应即上引圣旨的摘要。这件事的原委显然是因斡脱商人凭借持有圣旨的特权，不仅可以乘驿运送货物，甚至还要派兵“防送”，亏损国库，骚扰百姓，中书省乃奏准拘收其圣旨。但斡脱商人（当系通过其主管衙门大员）陈诉说斡脱营运是太祖以来一直实行的“勾当”（事），忽必烈听信其言当即收回成命，下旨将已经拘收的圣旨退还他们，尚未拘收的就不再拘收。可见斡脱营运是蒙古贵族藉以大得利的“勾当”，元朝斡脱商人之所以能势大财雄，盖由于有此强硬背景。

亦黑迷失的家庭出身和生卒年月均不详，仅知他是畏兀儿人，至元二年成为宿卫士（怯薛歹）。《一百大寺看经记》中自述“自幼钦奉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则进入宿卫时年龄尚小。不过至元九年他就奉命出使海外八罗孛国，“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估计应有20多岁了，则其进入宿卫的年龄当在15岁左右。十二年再次出使该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这两次都没有“招谕”的使命，主要任务应是搜求海外珍宝、名药等物。实际上就是奉旨用官家本钱到海外购买统治者需要的珍稀物品，再招个把当地“国人”（注意：不是该国使臣）以“来朝”、“来献”名义“进贡”，如此既可以免除关税，还能利用官方运输设备和军兵“防送”，同时满足皇帝“诸国来朝”的虚荣心，获取更多的利益。②这正是元朝蒙古统治者派遣的所谓“下番使臣”从事海外贸易的常见形式，学者称之为“商使贸易”，多任用怯薛或属下斡脱商人充当，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海外珍宝、名药及奇兽等物的强烈需求。③所谓使臣，其实干的是斡脱勾当，两种身份二位一体。亦黑迷失在碑文中说“自幼钦奉世祖皇帝宣唤”，其本传作“至元二年入备宿卫”。蒙元朝廷怯薛虽然主要是签取蒙古各级那颜子弟充当，其他民族官员或为皇室效力的各色人等子弟被征充怯薛者也为数不少，甚至平民百姓通过各种途径也能进入宿卫行列。①《亦黑迷失传》没有提其父身份，当属平民，也许是“御位下”所属斡脱商人（畏兀儿人多善经商），故此他“自幼”便被征入宿卫。第一次（至元九年）派他出使就是到印度去搜求珍宝。此时江南地区包括泉、广等港口都在南宋治下，他可能是从已在元朝治下的云南通过安南或缅国出海。

亦黑迷失第三次出使是至元二十一年到僧迦剌国（锡兰/今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第四次出使是至元二十四年到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按《马可波罗寰宇记》“再述锡兰岛”（Seilan）一节中，详细讲述了忽必烈派使臣到该岛求取佛牙佛钵事，说锡兰山顶上有释迦牟尼佛（Sagamoni Burcan）遗迹，并详述释迦牟尼成佛故事，接着记载大汗从到过此山的回回人（Saracens）处获悉该国有佛祖牙齿、头发和钵，亟须得到这些圣物，即派出大使团向锡兰国王求取。“这是在基督诞生的1284年……大汗派遣的使节及其大队随从，长途跋涉来到锡兰岛，竭尽其力向国王求取，虽然他（按指锡兰岛国王）不太情愿，最后他们还是得到了两颗粗大的臼齿，一些头发和他（佛祖）用过的钵。这佛钵真正是绿斑石所制，非常精美。”最后讲到佛牙佛发佛钵送达大都时，大汗下令全城僧俗人等虔诚而敬重地迎接这些圣物的情景。②马可波罗在这一长段叙述中不止一次使用“完全确实”（quite truly）一语，说明他所言真实可信。马可波罗讲述的大汗遣使到锡兰取佛牙佛钵事，其年代和地点都与亦黑迷失的第三次出使完全符合，只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作“观佛钵舍利”，而将“取佛钵舍利”记为三年后出使马八儿国事。按《法显传》很详细地记载了师子国（即僧迦罗/锡兰）王城的“佛齿精舍”和每年佛齿出舍、道俗游观供养事；玄奘《大唐西域记》僧迦罗国一节也记载有此“佛牙精舍”，是非常著名的佛教圣迹，①而同书秣罗矩咤国（Malakūta，即元代马八儿之地）则没有此类记载。颇疑亦黑迷失之“观”、“取”佛钵舍利都是在僧迦剌国的事，本传误分为两次两地。马八儿就在僧迦剌的对岸，出使马八儿当途经僧迦剌国，从这里渡过海峡就到达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渡口”，指从印度半岛东南岸渡海到锡兰处）。

《亦黑迷失传》中还有两件事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出使马八儿时，除“得其良医善药”外，还以私钱购买紫檀木，献给皇帝；二是出使马八儿回来后，官阶由从二品参政升为正二品（资德大夫），遥授江淮行省左丞，行泉府太卿。前一件说明他不但以“使臣”身份从事官方贸易，而且乘机做私本生意，并以将所购珍贵物品献给皇帝来谋取利益（官职或金钱利益）。这是当时“下番使臣”（或为带使臣名义的斡脱商人）通常的牟利方式。后一件事是他成为掌管斡脱和海外贸易事务的行泉府长官。泉府司是至元十七年由斡脱总管府升格改名的朝廷机构，“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当仍由原来“监斡脱总管府”的怯薛必阇赤长答失蛮领之。②不久，西夏人立智理威被任命为泉府卿。谙熟当朝典章的虞集在其所撰立智理威《神道碑》中说：“泉府者，国初出内帑资大贾贸易民间及海岛夷貊，藉国家文书以行，无间深远，无敢邀拒。盖将藉以通幽险，察几微，非直为利也。”③这段话是对泉府司职能非常明白准确的概括（仅后一句夸大了其政治外交作用以掩饰蒙古统治者对珠宝金钱的追求）。

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杀后出任中书右丞相的和礼霍孙，力图限制斡脱商人凭借“奉旨”做买卖的特权扰民，上文所述中书省奏准拘收斡脱所持圣旨（但忽必烈随即收回成命），可能就是他主政后的动议。其后他又“以泉府司商贩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民实厌苦不便，奏罢之”，于是至元二十一年四月“省泉府司入户部”，然而二十二年八月忽必烈又批准答失蛮的奏议复立泉府司，仍以答失蛮领之；①二十三年八月，更将市舶司划归泉府司管辖，②可见海外贸易在“奉圣旨做买卖”的斡脱营运中占有很大分量，与蒙元朝皇家利益密切相关。泉府既兼管市舶，乃于东南沿海港口地区置行泉府司。《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③按至元二十年实现了由海道北运南粮后，曾置二万户府；二十四年增置者，即《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壬寅条所载“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沙不丁原本是个“贾胡”（回回商人），④因受到尚书省平章桑哥的赏识，从斡脱商人成为行泉府司的主管官员，其掌握的海运船队成为行泉府司的官方运输机构，专责将外国“贡物”和商贩奇货从港口泉州运到杭州，再转运到大都。⑤大约与此同时，“桑哥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则二人此前已掌泉府事；到至元二十六年，沙不丁的官衔已升为江淮行省平章了。⑥

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回来后不久（可能在至元二十六年），就被“遥授”（非实职官衔）为江淮行省左丞，实职是行泉府太卿。行泉府司的职掌既然是上述之“海运”兼领市舶，则履职的主要地点自应在以泉州为主的海外贸易港口，推测亦黑迷失担任行泉府太卿期间的常驻地当在市舶油水最丰沛的福建泉州。①在这期间，他无疑从主管斡脱营运及对外贸易中积攒了大量“家当”，②本传记载他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奉召入朝时，“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其来路不言自明。爪哇之役失败，他虽遭责罚，但仅没收三分之一家产，而且很快就退还，无损于他的豪富，并仍挂着行省平章政事、集贤院使官衔，“兼会同馆事”。会同馆是接待和引见番夷朝贡使者的朝廷机构，还与派遣“使者”到海外采购珍奇物货的事务有关。③看来，“告老家居”后的亦黑迷失，仍参与番夷使客朝贡和官方海外贸易事务。元贞二年（1296），他再次向元成宗进献紫檀木，获得赐钞四千锭，④或可为此一推论的旁证。亦黑迷失“告老家居”的家在何处，史无明文。他奉旨所立的《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目前所知只有现存的福建晋江县学一方以及1958年被作为修水渠材料而毁坏的福建莆田重兴寺一方。他捐资看经的寺院几乎遍及当时的各行省，但笔者限于见闻，未见其他地方立有此碑。这是否与他的居住地有关呢？《福建金石志》卷一三还收有亦黑迷失的“雪峰题名”刻石（按：雪峰山在福州侯官县），文为：

荣禄大夫、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集贤院使、领会同馆事、吴国公亦黑迷失，舍梯己宝钞赍擎。时延祐元年，住山樵隐悟逸题。

据此刻石，知其封吴国公在延祐元年或略早。那么，他向全国各大寺院布施巨资，应还有报答仁宗加封恩典的意图。延祐年间他仍挂原来的福建行省平章官衔（按福建行省已于大德三年罢，其地并入江浙行省），刻石和《看经记》碑都竖立在福建，是否可以表明他晚年长居福建泉州或福州呢？据《看经记》，他的夫人名“荼荼”（或茶茶），并有祝愿“子孙昌盛”语，但其子孙名字却未见记载，或可进一步寻究。

三、马可波罗与亦黑迷失身份比较

亦黑迷失的出身不见记载，而马可波罗的出身则比较清楚：父、叔两人都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威尼斯商人，长途跋涉来到元朝都城（大约在1265年），又被忽必烈派去“出使”罗马教廷，并取耶路撒冷圣墓灯油。他们以元朝使者身份向教廷呈递了元廷国书并传达了忽必烈要教皇派高级教士来元的旨意，并取得圣墓灯油，遂携同十七岁的马可波罗来元复命。马可波罗《寰宇记》叙述：“当大汗获悉他的使者尼柯罗和马菲奥（马可波罗的父、叔）正从基督之地回来，已极其劳顿，即派信使行四十日前往迎接，并提供所有为他们准备的各地所需［物品］。”“当尼柯罗、马菲奥两兄弟和马可波罗到达上述大汗所在的大城（上都），他们立即前往大汗及其众多侍从怯薛丹①所在之大殿，恭顺跪拜，俯伏至地。大汗命他们平身站立，十分欣喜，为之赐宴。”他们回答了大汗有关路途和执行任务情况的询问，进献了教皇给大汗的祝福信件和礼品，并呈上从耶路撒冷圣墓取到的灯油。大汗问及年轻的马可波罗为谁，尼柯罗奏言：“他是我的儿子，陛下之臣仆。我千辛万苦从遥远之地把这世上我最亲爱者带来，献给陛下，做您的仆从（He ismy son and yourman，whom as the dearest thing I had in thisworld I have broughtwith great peril and ado from such distant lands to present him to thee for thy slave）。”大汗甚喜，“待以恩宠，命将他加写到王家其他受信任成员之中，因此他得到宫廷所有人的看重（he held him in great favour and made them write him among the other honoured members of his household，for which reason hewasheld of great account and valueby all thoseat the court）”。从此“他们（马可波罗和父、叔三人）留在大汗宫廷，而且得到的尊重总是高于所有怯薛丹（They stay at the court of the said great Kaan and always had honour above all the barons）”。①

马可波罗没有一字提到他的父、叔留在元朝宫廷的十七年中究竟从事什么“勾当”（一般推论他们仍是经商）。《寰宇记》中有三处讲到马可波罗自己奉大汗之命所做的工作，一是奉使云南：“当大汗看到马可是如此聪明……就派他作为一些皇家重要事务的使者，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名为合剌章的城市（when the great Kaan sees thatMarc was sowise……he sends him messenger on some important royal business to a very distant land to a city named Caragian）。”②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此次使命之后，他们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小青年，而是一位成熟的男士，从此在宫廷上他就被称为马可波罗阁下。……此后马可阁下仕于大汗处十七年，其间他不停地奉旨出使大汗派他去的各个地方，经历不同国度；有时也为了从事私务，但都是按照大汗的旨意和命令行事（From this mission onward they honoured him not as youth butasaman of very greatage，& thenceforward the youth was called Master Marc Pol。……after this Master Marc stayswith the great Kaan quite seventeen years，and in all this timehe did not cease to go on missions hither and thither through different contrieswherever the Lord sent him，and some time for private affaires of the same Master Marc，but by the good will and order of the great Kaan）”；①二是在讲述扬州城的一节中说：“马可波罗阁下本人，奉大汗之命，代替上述怯薛丹之一，管理此扬州城，并在此连续居住整三年（Master Marc Pol himself……rules this city of Yangiu，dwelling in it by command of the great Kaan，for three full years continually，in place of one of the said barons）。”②三是在讲述大汗从杭州（Quinsai，行在）获得的巨额税收一节中，他说：“我，马可波罗，数次受大汗派遣，视察从所有这些物产（不包括［前述之］盐）中取得的岁课总数（I，Marc Pol，who several times was sent by thegreat Kaan to see［and］heard the count of the annual revenue which the lord had from all these things，without salt［of which we have told you before］）。”③联系到上文所引马可波罗与其父、叔觐见大汗的一段叙述，尼柯罗说他千辛万苦把宝贝儿子从遥远之地带来，就是献给大汗做仆从，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命将马可波罗加写到王家其他受信任成员之中。按蒙元时代，来自各国、各民族到朝廷效力的诸色人士，将亲子献给大汗为质为仆，是常见的事。《寰宇记》的这段话，或许意味着这位来自拂郎国的青年色目人，成了大汗忽必烈的侍从。虽然马可波罗没有明白地说他也列在所谓一万二千名蒙古语称为“怯薛丹”的barons之中，但从他讲述的奉旨所做工作（包括其私人事务都在大汗旨意和允准下进行）看来，不能否定他成为大汗身边受信任的侍从之一，以及他曾“代”某一怯薛丹（baron）管辖扬州之事。同时，马可波罗关于怯薛轮值情况的讲述，以及“天寿圣节受朝仪”（the great festivalwhich the great Kaan makes on his birthday）、“元正受朝仪”（the great feastwhich the great Kaan makes on their beginning of the year）和殿庭赐宴情况的讲述，④都基本符合汉文史料记载，应是出于亲身所见。若果如此，则马可波罗和亦黑迷失几乎拥有类似的身份，作为大汗怯薛丹之一，奉旨“出使”，或担任官职，或从事国内国外的“斡脱”贸易活动。

《寰宇记》中就有三处讲到马可波罗到过海外的经历，一是在讲述“占婆国”（The country of Ciamba）一节说他于1285年曾到此地（I tell you that in the 1285 year of Christ IMarc Polwas there）①；二是在讲述锡兰岛的一节中，详叙大汗忽必烈派使臣到该国购买极贵重的红宝石，接着说：“我，马可波罗，就是这次的使臣之一，得以亲眼见到上述这颗红宝石（And IMarc Pol was one of the ambassadorsand saw the said ruby withmy eyes）。”②这段话是他以使者身份从事皇家海外贸易的有力证明，只是没有提这次“出使”的年代；③三是在讲述阿鲁浑汗派三使者来向大汗求娶阔阔真王妃时，说正在此时“马可波罗因一次使命从印度归来，此行是作为大汗的使者，并到过阿鲁浑汗领地，讲述了（向大汗报告？）此次使事和途中所见其他各种事情，以及如何经历诸外域和奇异海洋，并报告了该国（印度？）的许多精彩的新事（And then at this time……Master Marc returns with a certain embassy from Indie，who was gone as embassador of the Lord，and had been or passed through the province of the king Argon，and told the embassy and the other different thingswhich he had seen in hisway，and how he had gone through foreign provinces and very strange seas and tellsmany wonderful new things of that country）”④。上引各则记事可以说明马可波罗不仅曾出使锡兰、印度，还到过波斯湾伊利汗国境。看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奉使”海外。

马可波罗以其财富获得“百万”（Milion）之号①，在东方的经历（既为大汗效劳，也从事私人事务）使他成为威尼斯的巨富。而《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文，也可证明亦黑迷失拥有百万资产。他们两人在元朝都是具有类似的双重身份人物。

（原载《燕京学报》新二十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09—211；罗依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评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张沛之汉译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477。(www.xing528.com)

此段叙述见《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World，London，1936），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87。

以上各年记事均见《元史》卷一〇、一一、一二《世祖本纪》。

《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逃亡》“处断逃军等例”条收有至元二十年十月阿里海牙请惩办逃军的奏章和世祖的批复：枢密院咨：羊儿年（至元二十年）十月十七日本院奏：“阿里海牙奏将来：‘唆都根底去的一万五千军人，沿路去时，那人每逃走有。为头儿走的杀了，为从走的一百七下打了，交出军去。怎生？’么道奏将来有。俺官人每商量（时）［得］：他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么道奏呵，“是也，那般敲了者！”么道圣旨了也。《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十月丁酉条“诛占城逃回军”，就是这件文书的不完整摘录。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十月丁酉条，“以忽都虎总扬州行省唆都新益军”；二十一年四月庚子条，“湖广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请身至海滨收集占城散军，复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五月癸丑条，“枢密院言：‘唆都溃军已令李恒收集，江淮、江西两省溃军，别遣使招谕……以俟阿里海牙调用”；己未，荆湖占城行省言：“忽都虎、乌马儿等将兵征占城，前锋舟师至舒眉莲港，不知所向，令万户刘君庆进军次新洲，获占蛮，始知我军已还矣……”丁丑，“忽都虎、乌马儿、刘万户等率扬州行省军二万赴唆都军前，遇风船散，其军皆溃。敕追乌马儿等诰命、虎符……”按《经世大典叙录·占城》条载，唆都于三月六日从占城领兵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军万户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旧制行省舒眉莲港，见营舍烧尽，始知官军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户陈奎招其国主来降……”，此与本纪所载略异。忽都虎为江淮军统帅，但未受惩罚，可知他率领的前锋军已到达占城，并派人招降占城王，而途中遇风溃散的是乌马儿等所部军队。

《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逃亡》“扎撒逃走军官军人”条。

《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

《亦黑迷失传》未载归还籍没家赀的年代，此据《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

《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

《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乙巳条。

据民国《福建通志》之《金石志》卷一三“亦黑迷失雪峰题名”，此碑第一、二行阙字当含有亦黑迷失官衔，故可据以补上：“［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集］贤院使、领会同馆事、［吴国公亦黑迷失］。”

因出征爪哇失利，亦黑迷失被没收家产三分之一，不久又退还给他。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载，至元二十六年，从丞相桑哥言“大增天下商税”，共四十五万锭。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

徐元瑞《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118。

《元典章》卷一七，吏部三，《户口条画》。

参阅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有关“商使贸易”的论述（页122—125）及有关“下海使臣”市舶税法的论述（页240—244），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撒里蛮的官衔是翰林学士承旨（见《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八年十月壬子［二十日］条），在内廷为怯薛必阇赤（见《秘书监志》卷一“设司徒府”条引述的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奏准事宜。此件文书就是上述本纪条文的原始材料）。

《元典章》卷二七，户部十三，《行运斡脱钱事》条。

敝见以为《亦黑迷失传》中说的“赐金虎符”和“赏赐甚厚”并非给外国来人，而是给亦黑迷失的。

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如山西大商人杨和甫“服贾江淮川蜀”致家资巨万，乃择一孙卓越者使觅取官职，乃“日从贵近游，密勿阙廷，通籍宿卫，陪中涓之役”，遂得授杭州镇戍军千户。见《山右金石志》卷三七《赠平阳万户翼千户杨公墓碑》。

《马可波罗寰宇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A.C.Moule& P.Pelliot，tr.By，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World，London，1938），页407—411。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153—158；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880—882。

姚燧《皇元高昌忠惠王［答失蛮］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三；《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乙巳条。按《［答失蛮］神道碑》谓斡脱总管府升泉府司在至元十八年。

见虞集《道园类稿》卷四二《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

《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

《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海运》。

高荣盛在《元沙不丁事迹索考》（《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文中，引用明人所编《珊瑚木难》卷四收录的元《吴用晦墓志铭》（胡长孺撰），谓留梦炎任吏部尚书时，曾“廷沮授沙不丁任平章政事，抚言‘贾胡司泉府、主市舶可，宰相不可’”。据此知沙不丁本为斡脱商人。

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寅条载：“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可知行泉府司所掌海运是专责转运舶来的奇珍异物从进口港泉州到杭州，转由运河送达都城。《经世大典·站赤》载：“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尚书省奏：‘泉州至杭州，陆路远窎，外国使客进献奇异物货，劳民负荷，铺马多死。今有知海道者沿海镇守［官］蔡泽言：旧有二千水军，合于海道起立水站递运，免劳百姓，又可戢盗。可否取裁。’上从之，事下江淮行省，钦依试行讫。”（《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页11/b）此与上引本纪所载者同日，而内容有异，但所奏同为立海站运送进口奇异物货事。

《元史·桑哥传》。按《元史·世组本纪》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壬寅日记事，在上引“置上海、福州二万户府”之后，还记载了沙不丁奏言“江南各省南官多，每省宜用一二人”，似乎他已有省官衔头；二十五年四月辛酉日记事，他仍掌行泉府司；到《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的记事，其官衔已是江淮行省平章。

《经世大典·站赤》载有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七日中书省奏事文书摘要，称“福建宣慰司官高兴言：‘本道每年递运泉州贡赋，及外国来使赴上，皆仰民力纲运，重劳苦之。今沿途逃亡之屋甚多，良可哀悯。窃详远迩职贡，驿传为先。请于建宁路建阳县、崇安县各立马站一所，迤逦至铅山州车盘站，至汭口下船，直至大都。……又于福州怀安县、水口、南剑各置水站，以达建宁，似望官民便益。’奉旨若曰：‘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问之。’都省钦依，询于亦黑迷失、沙不丁，皆以为便……”据此推断作为行泉府长官的亦黑迷失和沙不丁当常到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

元时海外贸易港口的官员多乘机大捞油水，“每番船一至，众皆欢呼曰：‘亟治箱廪，家当来矣！’”见姚桐寿《乐郊私语》。

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页150—151。

《元史》卷一九《成宗本纪》元贞二年五月丁酉条。

此段在穆勒、伯希和英译本中作：“they go off immediately to the chief palace where they find the great Kaan with a great company of all his barons.”马可波罗在另一处叙述中说：“Now you may know again quite truly that the great lord has ordained his12000 baronswho are called in their own tongue quesitan，whichmeans to say in our tongue the lord’snearest trusty ones，as Ihave told you before。”（p.225）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大汗最亲近之可信者”一万二千“男爵”（barons），即前面讲过的大汗之一万二千护卫士，蒙古语称为“怯薛丹”。笔者认为马可波罗书中的barons一词，可按其解释直接还原为“怯薛丹”，而不必如冯承钧译本另译作“男爵”。

以上所引三处英译文皆见穆勒、伯希和译本《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World，London，1936），页85。引文中常规字体为译本所用底本巴黎国立图书馆藏fr. 1116号抄本，斜体字则系采用其他抄本或刊本补入。下同。

同上书，页86。

《马可波罗寰宇记》，页87。

同上书，页316。

同上书，页342。

同上书，页216—225。这里将马可波罗所说的两个节日大典直接译成《元史·礼乐志》记载的名称。

《马可波罗寰宇记》，页368。附注：有三种版本此一年代分别作1275、1288和1280。

同上书，页380。

上文引述《寰宇记》在“锡兰岛”节中还详细讲述了1284年大汗派使者到该地求取佛钵、舍利事，与《元史》所载亦黑迷失出使锡兰“观佛钵、舍利”的时间、地点均同。只不过马可波罗将大汗遣使到锡兰购买宝石和求取佛钵舍利两件事分开来讲述，没有讲他自己是否参与求取佛钵舍利事。我在1986年发表的《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文中，曾推测马可波罗很有可能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亦黑迷失出使僧迦剌的使团成员之一。这个推测的前提是上述两件事都发生在同年同一次使命中，这一点还无法证明。

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马可波罗寰宇记》，页89。

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马可波罗寰宇记》《绪论》，页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