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学术贡献：蔡美彪教授华诞庆祝

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学术贡献——庆祝蔡美彪教授八十华诞

从19世纪前期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致力于搜集和研究八思巴字资料，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以及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考释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成果。我国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优异成绩，跃居前列。其中，蔡美彪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初迄今，近60年坚持不懈在这片园地精耕细作，屡建佳绩，贡献最巨。

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字，旨在用以“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见至元六年《行蒙古字诏》），并规定凡玺书颁降，省、部、台、院奏目及行移文字事目，诸印信、牌符、铺马札子等都必须使用这种蒙古字。蒙古字颁行之后，各衙门都需要配备掌握这种文字的人才，于是汉地诸路及蒙古诸王位下、各千户所先后设立“蒙古字学”，置教授，招收生徒，令各族百官子弟入学，随处居住之回回等族人以及汉人、南人愿学者听；①并定有优待政策：“肆业者复之，业成者官之。”②元时，熟习蒙古文字，从通事、译史做起，是一条“入仕之捷径”，③因而汉、南人学习蒙古字者十分踊跃。④元人通常把它称为“国字”或“国书”，近代学界按其作为字母的功能，恰当地称之为八思巴字（’Phags-pa Script）。

八思巴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官方颁行、用于译写蒙、汉等各种语言的拼音字母（由此产生了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当时文士对此评价很高。赵孟頫在给婺州（浙江金华）人王伯达所著《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写的序中说：

余尝读《北史》，见当时巨族贵种皆以工译语相高，其间虽时见一二语，恨无文字相传，不知作如何云云也。盖译语皆有声而无文，虽欲传，其可得乎？圣朝混一区宇，乃始造为一代之书，以文寄声，以声成字，予以道达译语，无所不通，盖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达深解其义，编集是书，曲尽微妙，其已善言语之良师也。①

吴澄从主于形与主于声两种制字之法的比较来论述八思巴字的优越性：

皇元兴自漠北，光宅中土，欲达一方之音于日月所照之地，既有如古之象胥通其言，犹以为未也。得异人制国字，假形体，别音声，俾四方万里之人，因目学以济耳学之所不及，而其制字之法则与古异。古之字主于形，今之字主于声。主于形，故字虽繁而声不备；主于声，故声悉备而字不繁。有形者象其形，无形者指其事，以一合一而会其意；三者犹未足，然后以一从一而谐其声，声谐，则字之生也曼衍无穷，而不可胜用矣。然亦不足以尽天下之声也，有其声而无其字甚夥。此古之主于形者然也。以今之字比之古，其多寡不逮十之一，七音分而为之经，四声合而为之纬；经母纬子，经先纬从，字不盈千，而唇、齿、舌、牙、喉所出之音无不该，于是乎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此今之主于声者然也。国字为国音之舟车，戴而至中州，以及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盖又颉、籀斯邈以来文字之一初也。②

吴澄此文使人联想到传世的至大元年（1308）朱宗文校订之《蒙古字韵》，此书所列八思八字字头818个，与吴澄说的“字不盈千”颇合，或即当时蒙古字学使用的教科书。元代有许多汉、南人担任蒙古字学教授，此类著作应不在少数。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译语类》著录有杭州人鲍完泽（字信卿）的《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注云“皆蒙古言语”。此系据王祎所作《鲍信卿传》，传言元廷颁行蒙古字，“贵游子弟及民间俊秀皆令肄业”，信卿喜学习蒙古言语文字，“受业其师萧氏，悉究其精奥。乃捃摭史传中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条，译以为书，曰《都目》，反复应对，曲折论难，最为详密。又记其师所授之言为书曰《贯通集》；又采精粹微妙之言门分类别，为书曰《联珠集》；又取蒙古、畏兀儿问答比喻之言，为书曰《选玉集》。凡其音韵之所自出，字画之所由通，毫厘之间，具有分别。南北人学蒙古学未有出信卿右者”。①据此知其第一部书当是汉文史书的八思巴字（蒙古语？）选译，第二部书是记录他的老师教授蒙古字的讲稿，第三部书当是八思巴字译写的词汇、格言之类，第四部书当是用八思巴字选译蒙古人和畏兀儿人的会话教本。他在书中对音韵、字画都有精细的解释，被誉为元代最好的蒙古字学著作，比传世的《蒙古字韵》、《百家姓蒙古文》、《至元译语》以及盛熙明《法书考》和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字母表可能更有价值。可惜这四部书，以及赵孟頫为之作序的《皇朝字语观澜纲目》，《辍耕录》所记的杜本《华夏同音》②等书都已不存。从元人的评价看，八思巴字母的行用，不仅便利于汉人学习蒙古语和蒙古人学习汉语及汉文化，而且对汉族士人素来重视的音韵之学也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元人音韵著作中多次引证《蒙古字韵》，并用以考释七音三十六字母，即可为证。③

由于八思巴字的行用地域主要是在元廷直接统治的十二行省（吐蕃三道合起来相当一个行省），即宗藩所称的“大汗之国”（mam5lik-i Q55n）①境内，其所译写的主要是蒙古语和汉语，故而中国境内保存的八思巴字文献最多。然而，由于元代“南北人学蒙古学”者基本上都只是作为谋取一官半职的技能，没有提升到学问的高度；加上八思巴字蒙、汉文在蒙古人和汉人中都未能广泛推行，②到元朝败走漠北后就被废弃。故而见于明、清人的著作和各地方志收录的八思巴字蒙、汉文碑刻、印章等资料虽有不少，却没有人去做解读，只以“元国书”一语了之。《四库全书存目提要》之《蒙古字韵》条作者竟不知此书是用八思巴字母来音写汉字，而误解为以许多汉字音注蒙古字，遂讥其“乃用直对，不用切音”，恰恰弄颠倒了。早在19世纪前期东方学兴盛的背景下，一些外国学者就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献的价值，进行收集、刊布和解读工作。到20世纪前期，他们在资料的汇辑和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上，成绩都已相当可观。③此时，受世界学术进步的影响，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多种语言的我国学者迎头赶上，一开始就有不凡的表现。

我国学者在八思巴字文献研究领域应该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这不仅表现在八思巴字各类文物绝大多数都在中国境内，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还表现在蒙、汉、藏语言文字学特别是历史学的资料发掘和考释的广度、深度上。20世纪3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对苏联龙果夫（A. Dragunov）所著《八思巴字与古代官话》（The’Phags-pa Script and the Ancient Mandarin，1930）进行修订，并“补叙八思巴文之源流及其对音所代表之音系”；其《蒙古字韵跋》订正了《四库提要》四处错误，并指出八思巴字母知—照、彻—穿、澄—床、非—奉同母，帮—滂、敷—非形似实同，实际字母数为30个①。40年代初，通晓蒙、藏文的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对新发现的成都青羊宫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和八思巴字“大元通宝”钱币作了缜密考释。②50年代初，蔡美彪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期间，协助罗常培先生编纂《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开始了八思巴字蒙、汉文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他很快就整理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序目》（1952年发表），并写成《关于〈蒙古字韵〉》和《元至元郑氏刊本〈事林广记〉百家姓跋》（1951年）。前文订正《四库提要》以《蒙古字韵》为“朱宗文撰”之误，证明现存此书实为朱氏据已有各本校定者；后文确定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事林广记》系后至元六年（1340）刊本，并将其中所载蒙古字“百家姓”，与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复刻元泰定本作了仔细比较，指出郑氏刊本写法正确而元禄复刻本错误者138字，说明北大藏元刊本（就蒙古字百家姓而言）是当时所见最好的本子。在学术生涯的初期，蔡先生贡献给学界的最重要成果是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此书是他为研究元史搜集资料的成绩，所收碑拓共94件（附录17件不计在内），其中八思巴字和汉字合璧者18件（八思巴字蒙古文12件），多有前人未见或未曾提及者；凡前人已刊布的文献皆据碑拓原本校对，订正其中误字，并就若干生肖纪年的碑刻年代作了考订。《集录》不仅在八思巴字碑刻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超过前贤，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注释也有新贡献。所谓“元白话碑”文献，就是蒙古文文书的汉文“硬译体”（《通制条格》、《元典章》等政书中多有此类文书），除使用当时汉语的习用俗语、如今已不易理解者外，③问题更多的是照搬蒙古语的词序，以及表示蒙古语各种语法形态的字样，此外还有许多非汉语专门名词的音译。缺乏多种语言特别是蒙古语基本训练的学者利用此类文献，常会标点错误，难以读通。《集录》将所收各碑都加上新式标点，对元代俗语及专词译名一一作出简明的解释，甚便读者。此书出版至今已逾半世纪，还常为海内外学者引用，就足以说明其作为八思巴字文献研究领域阶段性进步之标志的学术地位。

此后50多年来，蔡先生在承担重点史书（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任务的同时，继续着力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释，并对以往研究中未涉及者或有欠缺之处，作认真的补充和修订，精益求精，表现了对学术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严谨学风。这期间，他除就《序目》、《集录》已收但未就其八思巴字蒙古文部分作出解释者继续进行研究外，经他首次解读、考释和刊布的八思巴字新文献（碑刻、牌符、印章等）为数不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曾向蔡先生请教八思巴字文献问题，承他告知，累计已搜集120多件，正逐步作考释工作。这里无法一一罗列他迄今已发表的所有这方面的论作，仅就笔者能领会到的他在语言学和历史学考释上的贡献略加说明。

碑刻等文物经历数百年，常有不同程度的文字磨损，前人八思巴字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无解或误读处，往往由此产生。找到比较清晰的文物原件或拓本，当然是准确释读的前提，但对文字模糊不清处的识认或拟补，还需要具备深博的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学素养。如邹县仙人万寿宫碑（八思巴字蒙文和汉字“硬译”合璧）的译释，蔡先生依据的是较为清晰完整的北大藏原属柳风堂的清人拓本，并查检其他相关资料以为佐证，因得以订正和补充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依据又历多年磨损更甚的京都大学藏新拓本所作释读中的数处讹漏。①碑刻上八思巴字的识读，除字迹磨泐模糊不清外，还可能有个别书手或刻工的笔误，有不同语言文字译写上的差别等问题。如甘肃泾川的水泉寺碑，只有八思巴字蒙古文而无相应汉文直译，碑上的僧人头领名字，八思巴字为三音节，第三音节明显作bal，蔡先生《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文中释为藏文dpal（译言吉祥，元代汉字译为“班”），据此断定这是一个藏文名字，完全正确。但第一、第三音节有的字母不太清楚，第一音节可能是tsen或dsen，蔡先生寻检得北京图书馆藏泾川元代璨和尚舍利塔铭拓本，据此将此字“暂译为璨”，推断此“僧璨”或即碑阴汉文《碑记》所载元初来此“复兴”该寺故址的僧了彬的弟子。①八思巴字译写藏文人名，原文的前置和添头辅音不影响原声母读音者或不写出（如dpal写成bal），字母有因读音差异或误写而与原文不合，②韵尾辅音又有变读，③如无其他对应资料，是很难复原的。蔡先生依据同时、同地的《璨和尚舍利塔铭》对此名首字的拟测，不管准确与否，都是有启发性的（“璨”或为其藏名首音的译写，这种用例常见）。元代藏僧担任各地寺主者颇多，他族僧人取藏名者也为数不少，汉文史料中有许多藏文名字的译写，如果熟知藏文人名及其元代的读音和汉译用字，或许能在藏文史料中找到比较可靠的复原根据。

八思巴字文献研究中，各类专门名词的考释比辨识文字更为重要。八思巴字碑刻或文书，大部分是颁赐给佛寺、道观的圣旨、懿旨、令旨，在讲到给予寺观的赋役优惠时，常有tsha、tham-kha两词，前者对应汉译“地税”，后者对应汉译“商税”。tsha即汉字“仓”，亦邻真先生从《元朝秘史》中查出用cha字指储藏兵器、粮食的仓库（第279节），从《元典章》中查出以“仓粮”指地税；tham-kha为突厥语“印章”之意，早见于唐代的突厥文《阙特勤碑》，至于蒙古人何以将它和商税概念联系，亦邻真文中作为问题提出。④蔡先生在《泾州水泉寺碑译释》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解释，指出“蒙古语中此词（tham-kha）原义当指官府颁发之‘商税契本’。……元代契本例由户部钤用‘契本铜印’，‘无契本者即同匿税’（见《元典章·户部·契本》）”，由此“进而用以泛指商税”。①陕西周至大重阳万寿宫的1314年（虎年即延祐元年）八思巴字蒙文圣旨碑，有gugus一词，汉译文中对应于“女冠每”，德国蒙古学家海涅士释为元时蒙古妇女戴的“固姑”冠。蔡先生在碑文诠释中列举宋、金、元史料说明，“女冠”即其时女道士的正式称谓，同时举元杂剧中多处称女道士为“姑姑”的例证，说明这是当时民间的习用称呼，据以确定八思巴字gugus就是汉语“姑姑”（加蒙文复数词尾s）的译写。②诠释中对用“先生”（八思巴字蒙文sen-shi）指道士也据宋元史籍及话本、杂剧作了说明：宋时成为朝廷封赐道士的名号，宋元民间都习称道士为“先生”。八思巴字蒙文何以用qala’un usun（意为“热水”）指称汉语“浴堂”？盖汉语里自古有“［洗］浴用汤”的说法，汤即热水；元宫廷设有“浴堂”，民间俗语有称浴室为“温汤浴室”或“汤子”，洗浴费为“汤钱”者。③如此解说即可明白。蔡先生的八思巴字文献研究论文中，此类专门词语的清晰诠释不一而足。

史实考证是蔡先生八思巴字文献研究中的又一方面学术贡献，也举三例谈谈我学习的领会。周至重阳万寿宫的1314年（虎年）元仁宗圣旨碑中的“渼陂甘涝等三处水例甘谷山林（八思巴字basa muèbuègam law ki-’ed qur-ban’an-gi-de u-su-nu qa-’u-li gam yeu’a-’u-la）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句，19世纪中叶以来英、俄（苏）、法及我国好几位学者所做的解读都不完全准确。第一个地名碑上汉文明显作“渼陂”，但“陂”（湖泽，支韵）被误为“波”（歌韵），或将此名一分为二。蔡先生在诠释中指出此字正确读音，并引杜甫《渼陂行》等诗说明唐代此处为泛舟游赏胜地。诠释又引《水经注》甘水、涝水两条，说明甘、涝为两条河名，也见于元代史料记载，以前学者或合一连写，或释为峡谷，均误。“三处水例”（或误为“水洌”）之“例”的蒙古文qa’uli见于《元朝秘史》，旁译“体例”（规则之意），这里应指万寿宫享有此一泽二水的利益，连同甘谷（峪）山林（蒙文a’ula意为“山”），任何人不得倚势夺占。①前人误解于是廓清。

除碑文外，蔡先生考释过的八思巴字文献还有不少牌符、印章及其他文物的铭文，利用这些珍贵资料考证史实，有许多新发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为保存在西藏噶厦档案中的几方八思巴字印章所作《元代吐蕃国师帝师玉印及白兰王金印考释》。②其中的“国师之印”（gue§hi ji yin）为双龙盘纽玉印，规模与正一品金印相当，蔡先生认为按元代官印制度，应是授予居最高地位的宗教首领，③此人“非八思巴莫属”，元代虽有其他藏僧封国师，但地位都不能和八思巴相比。与此印相关的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t’uli§i gew tay’uen gue§hi）龙纽玉印，大小与前者相近，蔡先生认为“八思巴封授国师统领释教屡见记载”，故“此印必是授予八思巴无疑”。按中统元年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见《元史·世祖本纪》，但误作帝师，同书《释老传》作尊为国师，是），此后“统领释教”就一直是八思巴及其继任者（历任帝师）职衔的一部分。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在至元八年，而王磐撰八思巴《行状》则谓至元七年八思巴制新字称旨，乃“升号帝师”，王磐与八思巴为同时人，故几乎所有相关论著均采信此说（包括笔者所撰《元朝史》有关章节）。然则获授此印之“大元国师”似乎未必是八思巴。但反复揣摩，愈觉蔡文所论很有说服力。按《元史·释老传》，八思巴上所制新字，至元六年下诏颁行，“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知帝师为八思巴圆寂后的赐号。而同书《世祖本纪》中统元年的“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与《释老传》、王磐撰《行状》（所载同）等史料均不合，明显错误；至元十一年的“帝师八合思八归土蕃，以其弟亦邻真袭位”（《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一年三月条），及其他讲八思巴生前事迹而冠以帝师之号的史料，当是“纪前事而称后官”的文人笔法。蔡文举《世祖本纪》至元十三年一条记事称“国师益怜真”，可见八思巴在世时袭其位者称号是国师而非帝师。鄙见以为学者对王磐撰《行状》中语似标点错误而导致误解，盖《行状》开头就写出八思巴圆寂后的赐号全文，故文中“帝师”一名乃用以称传主，不应点断，而应读为“升号帝师（为）大宝法王，更赐玉印，统领诸国释教”，如此即与《释老传》的记载相合。

蔡先生在“白兰王印”的考释中，利用汉、藏文史料，举五条有力证据说明，八思巴之弟恰那朵儿只并没有封白兰王，始封者实为见于《元史》记载的唆南藏卜。笔者在《再论乌思藏“本钦”》一文中，曾据恰那多吉之子没有袭封白兰王（汉、藏文史籍均未载），与元朝封王制度不合，对恰那是否受封提出质疑。读蔡先生文，这个问题更豁然明朗。

（原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元典章》卷三一，礼部四，《蒙古学校》条。苏天爵《周贞神道碑》：“世祖皇帝始制国字以通语言，中国之民亦皆使之尽学焉，故人才率多由是而显。”见《滋溪文稿》卷一七。

程钜夫《同文堂记》，《雪楼集》卷一一。此项政策见《元典章》之《蒙古学校》条所载至元八年圣旨：“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学员经考试合格者“约量授以官职”。

《事林广记》（北图藏元刊本）庚集卷下“蒙古字体”（百家姓蒙古文）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页185上。

陈旅《阎主簿孝行诗序》：“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见《安雅堂集》卷四。

赵孟頫《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序》，《松雪斋文集》卷六。(www.xing528.com)

吴澄《送杜教授北归序》，《吴文正公集》卷一四。

《王忠文集》卷二一。

《辍耕录》卷一〇《国字》条谓杜本“有所编《五声类》，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化番书，及国朝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其所录“外化番书”可能是回回字，即波斯—阿拉伯字母。按：危素撰《杜本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列有其所著经、史、历法、音律、文字诸书，又“类编《同文正声类韵》，书成，吴［文正］公（澄）见之，曰：‘天下不可无之书也。’”此疑即陶宗仪所记《华夏同音》。

参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蒙古字韵跋》、《关于蒙古字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5—122。

此名见拉施都丁《史集·忽必烈合罕纪》，Blochet波斯原文刊本，页483。

元朝曾将一些汉、藏文典籍译成八思巴字蒙古文以供蒙古人学习，但蒙古人仍习惯用畏兀儿字读写。如懂汉文的元仁宗命将赵孟頫配诗的《农桑图》“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赵孟頫《农桑图叙》）。

参见杨耐思、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收入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研究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1990年版，页59—66）。

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修订本），页116—118。

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至正二年成都青羊宫碑），《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123—135；《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同上书，页158—160。

张相先生编有《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第3版），收集元曲及小说中的俗语甚全，可参阅。

蔡美彪《元代道观八思巴字刻石集释》之五，《蒙古史研究》第五辑，1997年，页100—106。杉山释文中的“洞诚真静通玄大师充崇真大德灵□真人［Yung］下本宗都提点李道实”句，蔡先生据北大藏清拓本，“灵”下一字八思巴字作in，乃查考《道家金石录》所收邹县《增修集仙宫记》题名中所记通玄大师的徽号，补为“隐”字，此通玄大师灵隐真人即邹县仙人宫第一代住持王贵；杉山所拟八思巴字［Yun］，北大藏清拓本作mun，也据《增修集仙宫记》题名确定为汉文“门”字的译写，盖李道实是灵隐真人的门徒，故称“门下”；杉山释碑中第三人吴道泉的徽号头两字为“洞微”（汉文部分此二字磨损），北大藏拓本八思巴字作t’u.wi，与其前吴志全之徽号tuwi（洞微）明显有别，应是“通微”（汉文部分“通”字尚依稀可辨）。又，碑文载李道实等三道士新任职务，杉山所用京大新拓本汉文四字剥落，八思巴字存geu chu，遂译补为“俱充提点”；北大藏拓本汉文存“俱充提”三字，而八思巴字geu chuti keu四字皆清晰，应译补为“俱充提举”。按杉山正明文“The’Phags-pa 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Toghon-Temur Qaghan’s Edict”，载The Memoirsof the Toyo Bunko，46，1988。

蔡美彪《泾州水泉寺碑译释》，《元史论丛》第三辑，1986年，页231—243。

如将藏文的Grags-p（a译言“名誉”）写成Khrahs-ba，见1305年怀宁王海山八思巴字令旨第19行。

此碑僧名第二音节尾音写作kh（q），而藏文韵尾辅音有g无kh，疑系误写或误刻。此第二音节字首虽磨损，仍约略可辨，为ph或p、b，此字可能是藏文phu（g译言洞）。

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八字令旨碑》，《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我在《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八字怀宁王海山令旨》（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也引《元典章》卷二二《契本》资料目作出相同的解释，却忽略了引述数年前已发表的蔡先生此文，实有违学术规范，理应致歉。

《元代道观八思巴字刻石集释》之二，《蒙古史研究》第五辑，页84—85。

同上文之一（周至重阳万寿宫1280年圣旨碑诠释），页64—65、69—70。

《元代道观八思巴字刻石集释》之三（周至重阳万寿宫1314年圣旨碑诠释），页93—94。

文载《文史》2002年第3期。

笔者按：检《元史》，惟见《成宗本纪》载有元贞元年十二月甲子“赐帝师双龙纽玉印”。元代吐蕃高僧封国师授玉印见于记载者有多人，但赐双龙纽玉印仅此一见，蔡文所释为迄今所知另一件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