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三月，以册立皇后（弘吉剌氏察必）、皇太子（燕王真金），授册宝，诏告天下。高丽国王王禃（元宗）按例遣使入贺，遂以爱子顺安侯王悰为贺进使，在属官同知枢密院事宋松礼等陪同下入朝。从行书状官李承休（1224—1300）对此次入朝的经历、见闻作了详细记录。次年王禃去世，李承休又以书状官从使者入朝告哀，并奉上王禃遗表，请以世子王愖（后改名鈅，又改名昛）继承王位。其时王愖正在元廷，①已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②世祖遂命他归国袭位，册立为高丽国王（忠烈王）。李承休回国后，以功官拜监察御史、右正言，迁右司谏；因惩治赃吏遭怨，被贬任东州副使，寻召入为殿中侍御史。至元十七年，上疏极论时政得失，忤王意，罢归乡，闲居十年。复被起用，升至同佥资政院事高职（正三品），以年老坚辞，遂致仕。③李承休酷好浮屠法，自号动安居士。罢官闲居期间，曾将入元所撰表章、诗文稿本和途中日记编为《宾王录》。①后其次子衍宗编刊他的著作为《动安居士文集》，②含《杂著》、《行录》和《帝王韵纪》三部分，《宾王录》为《行录》的第四卷。这是一篇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多处可以补正《元史》的漏误，尤其是亲身参列朝会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用特表而出之。
一、高丽使团成员和到达元都日期
《元史·世祖纪五》的记载仅一句：至元十年七月“戊申（二十九日），高丽国王王禃遣其顺安公王悰、同知枢密院事宋宗礼，贺皇后、皇太子受册礼成”。③
按《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十四年（元至元十年）闰六月“己未（初九），遣顺安侯悰、同知枢密院事宋松礼如元贺册封”。④《宾王录》序言对此次使团成员名单及从王京（今开城）出发的日期有详细记载：
至元十年癸酉春三月，上国册立皇后、皇太子而普告天下。上命爱子顺安侯某为贺进使，其从行官属则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上将军宋公松礼，尚书左丞李汾成，精勇将军郑仁卿，内侍、户部员外廉承益，内侍、保胜别将金义光，译语、行首郎将金富允，指挥别将赵瑊，精勇散员池瑄，伴行使、上朝千户中郎将金甫成，皆朝廷之选也。……以闰六月初九日登途。
据此知，上引《高丽史·元宗世家》所载即为使团出发日期，而《元史·世祖纪五》所记则应该是到达元朝都城的日期。但据《宾王录》，七月二十九日使团才到达神山县，后文才记：
八月初四日，将入燕京中都城①五里所，有以壶浆来迎者，乃中书省所遣宣使、总管等也。
这比《元史》的记载晚了五天。《宾王录》系根据当时日记所编，应该准确无误，而使团首领也不可能离团先期赶到京城。推测《元史》所记可能是元朝接待部门获悉高丽贺进使即将到达的时间（或是高丽使团先遣急使赴京报告，或是地方官向朝廷报告），使团到达日期实为《宾王录》所记的八月初四日。又，《元史》记载王悰的爵位为顺安公，亦误。据《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及同书卷九一《宗室·顺安公琮传》，王悰此次入朝时的爵位是顺安侯，后来才进封公爵。②此外，元朝自世祖实行两都巡幸制度，一般是每年三月（有时二月末）行幸上都，到八月（有时九月）回銮大都。照规矩，凡来朝使臣都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朝见。《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将元朝以册立皇后、太子诏告天下事记于十四年五月，这应是诏旨传到王京的时间，此时元世祖已在上都。③高丽贺进使于闰六月初九出发，按照正常的行程（一个月左右），应该前往上都。《元史》将高丽使团来贺事记在七月底，未载到达地点，而此时世祖正在上都，如果仅凭这一条，可能会被误解为到的是上都。李承休的“途中日记”是对《元史》此则记事的重要补充。《宾王录》收录他所拟顺安侯上皇帝的表章中说：
兹闻大庆之音，趣办单装而觐。初登远道，心愈疾于鹏程；适值淫霖，路返为之鲸海。……行虽急于图前，动则淹而落后。业已未及于开平府，居然直进于大都城。
特为说明此行本应到上都朝贺，途中因为淫雨连绵耽搁，估计赶不上在皇帝回銮前到达，所以直接来大都。
二、高丽王京至元大都行程
《宾王录》记载行程非常简略，至元十年闰六月初九登程，其后皆以诗记事。兹列出其有关行程的诗题（含序）如下，略加诠释：
《十二日金岩途中次宋相国诗》按：宋相国即宋松礼。
《路由分水岭留一绝》
《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东京水潦益涨又留八日书呈尚书侍郎》按：东京即今辽阳。
《七月初九日行自斜路得达沈州又为大水所隔留数日谨次宋相国诗韵》按：沈州即今沈阳。
《是月十六日得到渥头站记途中凡所经由者……》按：“渥”为“涯”之字误，实应作“崖头站”。据《经世大典·站赤》，沈州高丽总管府所辖马站二处，一为本州站，一为崖头站。①《析津志·大都东西馆马步站》所载“天下站名”：“崖头，正东百二十［里］，彰义，……正东，沈州。”②彰义站应即今沈阳西六十里之同名地，则崖头站在沈阳西约180里。这首诗记叙此行途中淫雨连绵，跋涉艰难，“行及辽之滨，平地翻溟浡。何处是中流，极目尚未察。一苇奋航之，此岂万全诀？风师又不怜，吹起千堆雪。……舟人相传呼，弱缆几欲绝。顾视一行人，面上无片血。我命固鸿毛，皇嗣安可忽！……明朝风色和，安流如井渫。采舡放洋行，迅倔难容瞥。忽尔得孤丘，破屋芘疏樾。父老出门迎，惊怪又嗟咄。勾舌前置辞：侬是滨江卒……”诗中所言过辽河后到达的“孤丘”当即崖头站地（在今辽宁新民市辽河西岸某处），①“滨江卒”应是该站驿卒。
《是月二十九日到神山县……》按：神山县，辽置，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大名城）泽州附郭县。金初罢州存县，隶北京（即辽中京）大定府；承安二年曾置为惠州，泰和四年罢，复为神山县。元置惠州，仍隶北京大定府（至元二十九年改大宁路），罢神山县为神山站。②《析津志》“天下站名”记载有从大都通往北京（大宁）的驿路，自遵化东北90里至滦阳站（今喜峰口西南20里滦阳城），又60里至富民站，又120里至宽河站（今河北宽城县），又100里至神山站，又100里至富峪站，下一站至北京（大宁），未载里数。③此富峪站应即辽时之富谷馆。宋人王曾《上契丹事》记载使辽行程，谓自铁浆馆过石子岭，70里至富谷馆，又80里至通天馆，20里至中京。④据此知富谷（富峪）馆去中京为100里。《元一统志》卷二：“惠州……东北到本路（大宁路）二百二十里。”里程比《析津志》神山站到大宁多20里，或据此以为神山站在惠州之北，两者非同地。但《元一统志》卷二记载大宁路山川：“神山在惠州西南十三里”，⑤则应在惠州南而不是其北。考辽时从中京到南京（幽州，今北京）有古北口和松亭关（即喜峰口）两条路，宋人使辽只许走迂曲程远的古北口路，至和二年（1055）刘敞使辽时曾向辽方接伴使提出质问，其《铁浆馆》诗注中说：“自松亭关入幽州甚径易，敌常秘不欲使汉知。”①沈括《熙宁使虏（辽）图抄》亦记，从铁浆馆西南十里之路口村南有路出松亭关到幽州，“乃狄人常由之道”。②元代设驿的就是这条径路。许有壬曾任职山北辽东道廉访司，多次经行此路，其《至正集》中有多首以神山为题的诗，却未提惠州。明初于松亭关外修筑大宁、富峪、会州、宽河四城（当皆为元旧址），置卫所，且为通路。会州即元之惠州（《热河志》以为系同音字讹）。③戚继光《蓟镇边防》载喜峰口外哨路提到宽河、会州，却未提神山；④清高士奇《松亭行记》谓喜峰口外古迹仅见宽河和会州两处古城。⑤可见明清会州的位置其实就是元驿路上的神山站，亦即辽金神山县，与惠州实同地，故址即今河北平泉县南的会州古城。
《是月晦日经由屏风山登黄崖峰峰有悬空阁阁有释迦涅槃卧像遥望瞻礼而畏其险未敢上留一篇云》按：晦日即月末（七月三十日）。《元一统志》卷二载：“黄崖寺，在惠州南一百三十里。”⑥戚继光《蓟镇边防》载喜峰口外哨路，黄崖拨，北至宽河20里。《皇明职方地图》卷中《蓟州边镇表》记：“［虏］由大川径宽河城、黄崖里，必犯喜峰口各路。”⑦李承休所记黄崖峰即此。今地仍称黄崖子，在宽城南偏西。《宾王录》所言黄崖峰悬空阁及释迦卧像，不见现存《元一统志》残本，可为补充。
《八月初四日将入燕京中都城五里所……》
《宾王录》有关行程的记载虽然不完整，但所行路线大抵明确：从王京北上，过大同江（过江处当在西京即平壤附近）、分水岭（1240年高丽金坵出使蒙古的纪行诗亦有《分水岭途中》和《西京》篇），①经辽阳、沈阳、崖头站、神山县［站］、黄崖等地至燕京。其回程记载为：九月初七日中书省传旨命其还国，初八日，顺安侯王悰以谢衣对表请馆伴使侯友贤传奏，上马登途；是月二十五日还及鸭绿江；十月初二日行至兴义驿；初三日抵王京。
元代高丽士人、官员来元往返，常有记叙途程的诗文，其中以李穑的记录相对完整，可与《宾王录》对照补充。李穑于至正八年（1348）被选入国子监来大都入学，十年回国省亲；十三年为参加会试再度来京，就便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次年考中殿试进士第二甲第二名，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回本国候缺；十五年入朝礼任，仍兼充任使团书状官，一年后又辞归国，任征东行省儒学提举。三度来大都，往返所作纪行诗近30首，收在其《牧隐诗集》（《高丽名贤集》第三册）卷二、卷三。《予将会试京师会国家遣金判书希祖入贺立东宫因以书状官偕行途中有作》以下，及《自京师东归途中作》以下诸诗，记第二次往返途程；《是岁春密直宰相尹之彪为谢恩使予忝书状官赴都金郊途中》以下诸诗，记第三次（至正十五年）来京途程。现按从高丽王京到元大都的途程顺序，将有关诗题整理如下：
王京—《岊岭》—《西京》（今朝鲜平壤）—《安州江》（今朝鲜清川江）—《宿义州站》（今朝鲜义州）—《婆娑府》（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古城。同题诗两首，分别有“鸭绿东岸是吾土”、“驰驿中原第一程”句）—《开州站》（今辽宁凤城县）—《山驿》·《鹤野吟》（前诗有“官路高低指鹤城”，“晓过密林闻露滴，夜临深谷看云横。忽然踏得辽阳路，大野天低万里平”诸句，后诗有“辽天高高辽海深，鹤语华表谁知音”诸句。此鹤城、鹤野非指位于辽阳西南的辽、金鹤野县，而应是泛指辽阳东南地区，所记为开州西北行至辽阳之路②）—《辽阳路》—《彰义站有感》—《途中》·《辽野》（前诗有“崖驿临浑水，闾山隔断烟”句，自注云：“崖头驿有醴泉权政丞诗，其一联云：‘野阔民居树，天低马入云’，其形容辽野无复遗恨。”后诗有“华表仙一去，崖头江半分。懿州高出地，羊马自成群”，知其行经崖头站和懿州熊山站）—《过大宁上崔廉使》·《北京》·《山北》（即大宁，山北辽东道按察司治此。诗有“昔年崔宪使，风雪劝深杯”句）—《山路》·《柏山》—《沙河》（按当即《元一统志》卷二“大宁路山川”中的潵河，“源出惠州西南干山，东流至滦阳站东，合滦河。”①此诗有“滦河天上注东南”句，知其从大宁南行应经惠州神山、宽河、滦阳各站，出松亭关路）—《蓟门》—《通州》—《至京师》。
上引李穑诗中所说的“官路”就是元朝所设的驿道。现将《析津志》“天下站名”中从大都至高丽国境部分录出以相比照：
大都 西〔正〕东四十里至通州 六十里夏店 一百〔里〕蓟州 东北行八十里遵化 九十里东北滦阳 六十里富民 百二十里宽河 一百里神山 一百里富峪 〔至〕北京 正东行一百二十里驿安 正南百二十〔里〕懿州熊山 百一十〔里〕驿昌 一百〔里〕崖头 正东百二十〔里〕彰义 正东至沈州 正南百二十〔里〕东京 南东六十里头馆 正东六十五〔里〕甜水 正东微南六十五〔里〕连山 七十〔里〕龙凤 七十〔里〕斜烈 七十〔里〕开州 六十〔里〕阳（汤）站（据《经世大典·站赤》所载辽东道宣慰司辖下驿站名订正） 四十〔里〕〔东〕驿昌（据《经世大典·站赤》补） 谊州（即高丽义州）。②
三、元世祖自上都回銮日期和高丽使者的朝见
《元史·世祖纪五》仅记载高丽使者来贺皇后、太子受册，且所载日期不确，上文已据《宾王录》作了说明。对高丽贺进使在元朝京城的活动，《元史》只字未提，《宾王录》所记则十分详细，最有价值的是记载了该年元世祖从上都回到大都的准确日期，足以订正《元史》的一个重要错误。
《世祖纪五》载：至元十年八月“丁丑，圣诞节，高丽王王禃遣其上将军金诜来贺”（《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十四年七月“庚子，遣上将军金侁如元贺节日”）；九月丙午，“车驾至自上都”。①若仅据此，则可作出忽必烈这一年的生日（圣诞节，又称天寿节）受朝在上都举行的判断。由于《元史》本纪年月记载的相对权威性，学者多用以订正列传中的纪年之误，未曾对这条世祖自上都回銮日期的记载提出质疑。今按李承休《宾王录》载：
八月初四日，将入中都城五里所，有以壶浆来迎者……。引至娄总管城中私第，于是乎馆之。翰林学士侯友贤显忠来为馆伴，②为日有五。皇后殿下命马瑙奉御下敕曰：“帝在行宫，时未还御，寡德先见可矣。”其明日，御大都城万寿山东便殿受贺。马奉御、任宣使引至门外，而馆伴侯（友贤）导达中庭，令书状官奉笺前立，侯及官属列立于后，而员外郎廉承益通喝舞蹈毕，许令上殿，赐宴慰之，停午而罢。……
是月二十四日，皇帝陛下自巡守开平府回辇。其明日，御万寿山广寒宫玉殿受贺。姜、③任两宣使如前引至。其呈表礼数一如皇后殿。令殿（按：指高丽世子王愖）前此入觐，故俱与将事。礼毕，宣许上殿赐宴。其列坐差级，虽大王官人，多少有异，一如下所列长朝殿序坐。……
万寿山东新起大殿，斯曰长朝殿。……皇帝陛下普会诸侯，以是月二十有七日落之。……
是月二十有八，是皇帝圣节日也，又御长朝殿受贺。其一切之制与夫礼数，一如前日。……本朝国衔奉表使上将军金哲，其书状官则兼直史馆李仁挺也。
李承休明确记载，至元十年元世祖从上都回到大都的时间是八月二十四日，次日就在万寿山广寒宫玉殿临朝，①接受高丽来使进贺；二十七日举行大朝会，二十八日是其“圣诞节”，仪式都是在大都的长朝殿举行。根据这些日记材料，《元史·世祖纪五》所载至元十年九月丙午（二十七日）“车驾至自上都”这一条的准确性就成问题了。不过，单凭高丽使者的旅行记，尚不足以彻底推翻根据《实录》所编《元史》本纪这条记事的权威地位，还必须寻找有力的佐证。元朝的诏敕文书往往记录有臣僚奏事的时间和地点，是确定当时皇帝所在地的准确依据。我们在《秘书监志》卷一就找到了这样的原始资料：
至元十年九月十八日，秘书监札马剌丁于万寿山下浴堂根底，爱薛作怯里马赤奏：“皇帝委付奴婢与焦大夫一处秘书监里勾当来。有圣旨：‘画字底再奏。’么道，奴婢为住夏勾当上，与伴当每商量了，依着钦授到宣命画字来。兼自焦大夫比奴婢先出气力多年，合在上头。”奉圣旨：“是有，先出气力来底做长者。”钦此。②
既然九月十八日元世祖已在大都皇城万寿山下接见臣僚奏事，则《本纪》九月二十七日“至自上都”这一条无疑可以判断为日期误置了。其自上都回到大都的日期，应从《宾王录》订正为八月癸酉（二十四日）。
《宾王录》还有一段关于万寿山和长朝殿的记载：
燕之分野中都城者，金国所都也。城之北五里所有万寿山焉，金国章宗皇帝所筑也，具三十六洞，而上有广寒宫，南□元春殿焉。今上国围是山而新城□□□□曰此城四面各距四十里，是谓□□□□。万寿山东新起大殿，斯曰长朝殿。……
万寿山本是金中都北离宫万宁宫湖中的琼花岛，①岛之巅建有广寒殿，蒙古攻占中都前后，渐遭破坏。元世祖初，修建琼花岛，“即广寒之废基”建新宫殿，以为朝觐接见之所，至元元年（1264）落成。②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诏张柔、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四年四月“甲子，新筑宫城”。③与此同时，大都城的建筑也在至元四年正月开始动工。④按《辍耕录》卷一《万岁山》条载：“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据同书卷二一《宫阙制度》条，至元八年才改琼花岛名万寿山，知至元四年是兴筑宫城的年代。惟《辍耕录》谓万寿山“适在禁中”，则系指皇城，应即上引《宾王录》所记“今上国围是山而新城□□□□曰此城四面各距四十里”，因为万寿山是被包在皇城内而非宫城内。但皇城周约20里，此言“四面各距四十里”，不合，当有误。宫城在万寿山东南，于“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其主体建筑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⑤即李承休所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
四、至元朝仪和朝班
《宾王录》提供的最珍贵史料是关于朝仪和朝班位序的记载。
《元史·礼乐志一》序谓：“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①就是说，世祖至元八年（1271）以后，元朝开始实行双轨礼制，朝会用刘秉忠、许衡等所制的汉式朝仪，而燕飨等活动则仍用蒙古礼仪。
有关蒙古本俗之礼（yosun，道理、礼节、体例），在蒙、汉、波斯等各种文字史料中有不少记载，包括推举首领、结盟、祭祀（祭天、祭祖等）、出征等。②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除建九游（旒）白旗外，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宫帐制度，如怯薛轮值程式和行走、站立位置，旗鼓枪戟等仪仗摆设，觐见大汗的规矩等，③有些相当于“朝仪”。我们从《史集》（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中的一幅成吉思汗登基图上，约略可见当时蒙古的“朝仪”。《蒙鞑备录》记载有成吉思汗的仪卫：大纯白旗、红黄伞盖、金裹龙头胡床、黄金盘龙文饰鞍马带等。④《黑鞑事略》徐霆疏记其金帐（窝里陀ordo）中“所坐胡床如禅寺讲座，亦饰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勾栏然”。①不过蒙古本俗在礼仪方面的上下等级区分不严，外人看来就是“礼文甚简”，“无贵贱等差”，“不讲究礼仪”。②《元史·太宗纪》说窝阔台即位时“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③据说是掌管汉文的书记长耶律楚材“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④但根据《世界征服者史》对窝阔台即位过程的记载，⑤所行实为蒙古旧礼；其王公人等在帐殿内外三次跪拜（或九次跪拜），或许和耶律楚材的建议有关，不过蒙古人本身也有跪拜之礼（《黑鞑事略》谓蒙古“左跪以为拜”），未必就是他所定的“册立仪礼”。而且《经世大典叙录》的《礼典·朝会》条和《元史·礼乐志》都只讲到世祖朝制朝仪事，无一语提及耶律楚材，可见《耶律楚材神道碑》作者的说法是夸大之辞。
直到元世祖至元初年，中原的统治业已确立，诸国来朝，而朝廷仪礼仍未备，“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官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⑥甚至在殿廷皇帝面前比赛食肉，“负者裸形舞唱”，⑦这在汉臣看来简直脸面全失，让在场外域使者耻笑。于是翰林学士兼太常卿王磐、徐世隆都奏请“定百官朝会仪”，“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得进”。⑧至元六年正月，太保刘秉忠和大司农孛罗奉旨，指派官员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秉忠奏征儒生周铎等10人，从金朝故老乌古伦居贞等及许衡、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配乐之后，秉忠又奏“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择蒙古宿卫士200余人练习了一个月。七年春，帝、后驾临金帐殿前露阶观礼，表演成功。八年，立侍仪司，设官专典朝仪；当年八月世祖生日（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①
刘秉忠等所制朝仪是在金朝仪制基础上“参以时宜，沿情定制”的。金世宗时“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②大抵和宋朝仪制一样，是“因唐开元之制（即《开元礼》）”。③但刘秉忠等人所制至元朝仪中参入的“时宜”成分十分突出，学者已注意到《南村辍耕录》记载大明殿上除设皇帝御榻外，还设有皇后之位，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是为前代所未有。④《元史·礼乐志一》记载“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郊庙礼成受贺仪”同）甚详，不仅皇帝、皇后同升大明殿（长朝殿）御榻受朝，后妃也和诸王、驸马一起参与朝贺。只是有关朝班位序却语焉不详，《宾王录》恰好弥补了这个欠缺。在写到新落成的长朝殿后，李承休接着记道：
皇帝陛下普会诸侯，以是月（八月）二十有七日落之。其幢幡旌伞一切仪仗，翻空蔽日，眩夺人目。自诸大王、诸大官人以至百寮，黎明而会，莫不朝衣穿执而云委于中庭。有阁门使各以其序引进拜位。其拜位则以黄丹画地面，龙须白席为之方罫，区以别位，而书其官号。既引立已，令馆伴侯学士、姜宣使引我令殿并侯邸及官属，列立于班心之下。其余诸国来朝之使，从其所服而俾立于最后行尾。俄而皇帝出自便殿，就于殿上与皇后升宝座而受贺。其礼数与我本朝大同小异，所谓异者，阁门喝“鞠躬”，“拜、兴”，“拜、兴”，班首稍前三步复位，拜、兴，拜、兴，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扣头，山呼，山呼，再山□（呼）□□□也。既礼毕，皆立不动。其阁□□（门使）□□□□传于侯邸曰：“行卿本国礼”□□□□□□（员外）郎廉受益通喝而行焉。礼毕后□□□□传赐，诸侍臣改以戎服上殿，而敕我一行不改者。其赐座位序，则西偏第一行 皇太子，隔一位大王六，隔二位我令殿；后 行大王七，隔二位我侯邸；后行安童丞相为首十许员，隔二位我行宰臣，次诸官人等；后行之腰，我行尚书、侍郎；后行之腰，我行参上参外；后后行行未得其详。最后行末，坐诸国使佐。东偏则诸宫公主二十许，各率侍女二三，疏行而坐。更无坐者，其宣使、奉御、秀才、令史辈，列立于前，而殿内恢恢乎有余地矣。侯学士曰：“此殿可容一万人，今此侍宴仅七千人耳。”
皇太子起而献寿，而堂上堂下笙镛闻奏，缯山绣岳，伎乐争呈，舞者歌者，纯如绎如而师师焉济济焉。前行六大王相次献寿，申初而罢。父老云：“自兵乱以来，未有是礼。”
刘秉忠等所制至元朝仪，第一次是至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天寿圣节（又称圣诞节）举行的，不过《世祖纪》和《礼乐志》都没有记载举行朝仪的场所。据《世祖纪五》，至元十年三月的授皇后、皇太子册宝仪式（即册立皇后、皇太子仪）在万寿山广寒殿举行，当因此时大明殿（长朝殿）尚未建成，则至元八年初次举行天寿圣节朝仪的地点或亦在广寒殿。而上引李承休描述的是在宫城正殿大明殿举行的第一次朝会，特别隆重，盛况空前，故被称誉为“自兵乱以来，未有是礼”。
李承休记载的朝会仪制虽较《元史·礼乐志》简略，但所记拜位区分方法和朝拜、赐宴位序却是《元史》未载（似亦未见于其他文献），特别是班序，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元朝仪中的蒙古仪制特点。这使我们联想到元宪宗蒙哥时来访的法国使臣卢勃鲁克对所见蒙古都城哈剌和林宫殿朝会情况的记载：
这座宫殿像一座教堂，中间有一个正厅；两边，在两排柱子外面，各有一条走廊，在南面有三座门。在中间的门里面，树立着那棵银树。大汗本人坐在北面一块高起的地方，因此他可以被每一个人看到。有两条阶梯通向他的坐处，把他的酒杯奉献给他的人从一条阶梯走上去，从另一条阶梯走下来。在银树与阶梯之间的地方是空着的，司膳官站在那里，带来礼品的使者们也站在那里。大汗坐在那里，像一个上帝。在他的右边，即西边，坐着男人们；在他的左边，即东边，坐着妇女们，因为宫殿是坐北朝南。在南面，在右边的柱子旁边，有几排座位，高起像一个阳台，上面坐着他的儿子和兄弟们。在左边，也有几排同样的座位，他的妻子们和女儿们坐在那里。只有一位妻子坐在他的旁边，不过，她坐得没有他那样高。①
两相对照，可见至元朝仪的班序明显地保留了前四汗时期的蒙古仪制特色。可以说，至元朝仪是汉制与蒙古制的结合体。元人张昱（光弼）所作《辇下曲》中，有几首是描述朝会情况的，如“至元典礼当朝会，宗戚前将祖训开”；“二九行止正从班，尽将牙笏注名间。簟铺兽镇丹墀内，鹤立千官□昼阐”；“万方表马贺生辰，班首师臣与相臣。喝赞礼行天乐动，九重宫阙一时新”等。②但这些诗因体裁限制，无法说清楚朝会的细节，如利用《宾王录》的记载进行对照，应能作更充分的说明。
不过，刘秉忠等所制朝仪看来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直到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御史台监察御史苏天爵还上疏《请详定朝仪班序》，内称：“朝觐会同，国家大礼。班制仪式，不可不肃。……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逾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③可见元廷对中原传统礼仪制度并不看重，终元一代都存在着蒙古习俗的强烈影响。
《宾王录》还有一段记叙高丽贺进使拜贺皇太子的情况，是有关太子真金的重要史料：
皇太子以连日侍宴，不得出外。至是月二十九日，乃于大都城西镇国寺北高梁之墟，坐毡幕受贺。姜、任两宣使俱来引至，而令殿准到。俄而姜宣使承传出云：“令殿先入。”有顷，姜宣使又出传：“以本国礼拜见者！”由是一行皆以公服列立于毡幕之外。员外郎廉〔承益〕通喝，礼毕，任宣使引侯邸入幕，而令殿、侯邸、宰臣宋〔松礼〕幕内接坐，诸官属皆幕外列坐，赐宴，不久而罢，还馆。
按《析津志》载：“〔大都〕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乃察必皇后创，盖功德之寺”，每年二月八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①此即元朝盛极一时的二月八日佛诞辰迎佛活动。②太子真金的毡帐就设在该寺北的高梁河畔。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年春正月乙卯朔，高丽国王王禃遣其世子愖来朝。”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147。郑麟趾《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三》：十三年（至元九年）十二月“丁未（二十三日），世子谌（《元史》作‘愖’）如元”；同书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亦载其于元宗十三年如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5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页561下、569下）。按：如《高丽史》所载为出发日期，而《元史》所载为到达日期，则行程仅九日，似不可能如此快捷。疑《元史》所载或是将高丽贺正使（高丽依制每年皆遣使来元庆贺元旦——据《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十三年十一月“戊寅，遣中书舍人权晅如元贺正”）到达误记为世子到达。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一年五月“丙申（二十一日），以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页155。《高丽史·元宗世家三》所载日期作五月丙戌（十一日），“世子谌尚帝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页567下—568上。(www.xing528.com)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〇六《李承休传》载其生平颇详，此据以简述。见《存目》，史部161册，页643下—645上。
见《宾王录》序。据其后记，编成于至元二十七年十月。《宾王录》全文见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高丽名贤集》第一册，1986年，页617—626。下引《宾王录》不再一一注页码。
《动安居士文集》卷首有至正十九年（1359）李穑所作序文，卷末有安克仁为重刊《帝王韵纪》（李承休罢官隐居期间的著作，元成宗元贞年间高丽王敕令刊印）写的《后题》，下注“至正二十年东京开板”。亦见于《高丽名贤集》第一册。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佑成所作《解题》中，据上述李穑序文和安克仁的《后题》认为，这部文集当初刊于1360年。
《元史》卷八，页150。按，“宋宗礼”，《元史》卷七《世祖纪四》校勘记〔五〕已据《高丽史》校作“宋松礼”，见页145。
《高丽史》卷二七，《存目》史部159册，页564下。同书卷九一列传，其名作“琮”。
至元九年已改中都为大都。此次高丽使团到达时大都新城尚未建成，其所入居者为中都旧城，故用旧名。
《高丽史》卷九一，《存目》史部161册，页369下。
《高丽史》卷二七，《存目》史部159册，页563下；《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年三月癸酉，“车驾幸上都”，页148。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页7245下。
《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123。
据上引《析津志辑佚》所载里程，崖头站在彰义站正西120里（沈阳西180里）。毕恭《辽东志》卷一：“辽河经涂山，至洪州，傍崖头、牛家庄，出梁房口，入于海。”（《续修四库全书》，6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478下）可证此站在辽河岸边。
《元一统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和《元史·地理志二》大宁路所辖惠州皆未载附郭神山县，《元一统志》并谓“惠州有废神山县，元罢为神山站”，但未载置惠州和罢神山县的年月。见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210。按《事林广记》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本（至元刊本的复刻本）乙集卷三“江北郡县”载大定府路所属惠州下“县名”记有“神山，付（附）郭”，或是元初的建制。见《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页225上。
《析津志辑佚》，页122。
《契丹国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2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1796。
《元一统志》，页197、201。
刘敞《公是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5册，页585下。
《永乐大典》卷一○八七七，页4481上；参见拙文《关于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热河志》卷九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96册，页524上。
《蓟镇边防》载喜峰口路外哨：“出本口起至会州止一百九十里”；“黄崖拨，北至宽河二十里，南至本口七十里。”见陈仁锡纂辑《皇明世法录》卷五八，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页528下、530上。
《松亭行纪》，见《昭代丛书》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页396上。
《元一统志》，页216。
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四库禁毁书丛刊》，被编26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299下。
见金坵《止浦集》卷一，《高丽名贤集》第二册，页154上、192下。
《元一统志》卷二“辽阳路山川”：“华表山，在辽阳县城东六十里，俗呼为横山。因丁令威化鹤得名。”页187。按《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金王寂《鸭江行部志》：“予以职事有鸭江之行，僚属出饯于［辽阳］望海门，会食于白鹤观之鹤鸣轩。白鹤者，盖取丁令威故事也。东南望华表山，云烟出没，顾揖不暇。”望海门当为辽阳南门，则华表山似应在辽阳东南。参见罗继祖、张博泉《鸭江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1—2。
《元一统志》，页203。
《析津志辑佚》，页122—124。
《元史》卷八，页151；《高丽史》卷二七，《存目》史部159册，页564下。
《宾王录》所记元朝为接待此次高丽使团委任的馆伴使“翰林学士侯友贤显忠”，应即《元史·礼乐志一》记载的侯祐贤。至元六年，刘秉忠奉旨制朝仪，遂奏征儒生十人从金朝故老乌古伦居贞等及许衡、徐世隆肄习之，侯祐贤即十名儒生之一。八年二月置侍仪司，侯祐贤被任命为右侍仪副使。页1665。《宾王录》记录了高丽贺进使朝见皇后回馆时侯友贤赠李承休的一首诗，注言“侯君自叙云：五岁通六经，先□□□敕属翰林院，时号神童云云。□□□□（刘秉）忠表荐授翰林学士。今与□□□□□□文年二十八云云。其父老皆如是云。”高丽使团离大都回国前，李承休赋诗留别侯学士，其小注谓“侯君善算命”。按释圆至《筠溪牧潜集》（影印元大德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页273下）收有《代侯学士干省府求山资疏》一文，注谓“侯学士讳祐贤，自述云：幼年以神童得幸□□，特旨俾就刘文贞公受皇极象数天文历法，稍贵显矣。俄再谪湖南。及还，至龙兴，其家半为豪右侵取。有茅屋在维扬，将归老不仕，贫甚无养，欲持疏干省府诸公，求归田之资。”此与李承休所记馆伴使侯友贤事迹甚合，“友”为“祐”之讹，“显忠”为其字。
姜宣使名守衡，高丽人入仕元廷者。见《宾王录》序言。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至元四年“九月壬辰，作玉殿于广寒殿中”，页115。
《秘书监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31。
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建大宁宫，后改名寿宁宫，又改寿安宫，章宗明昌二年（1191）改名万宁宫。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中都路》，中华书局，1975年，页573。
徐世隆《广寒殿上梁文》，《国朝文类》卷四七，四部丛刊本，页516下—520下。开始修建琼花岛广寒殿的时间，记载不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万岁山》条和卷二一《宫阙制度》条都说是中统三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15、255。《元史·世祖纪二》则载中统四年三月“也黑迭儿丁请修琼花岛，不从”；至元元年二月“修琼花岛”，页91、96。还有中统四年“修万寿山宫殿”的记载。这三种记载并非不可相容。根据《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掌管修建燕京宫殿的修内司（大都留守司所属）设置于中统二年，其下属各工局，或设于同年，或设于四年、五年（即至元元年），当是在修建过程中随时根据需要而设。参见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页32—35。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页113—114。
虞集《大都城隍庙碑》，《道园类稿》卷三七。参见陈高华《元大都》，页37。
《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对宫城各殿阁布局和大明殿规模及其内外建构摆设都有详细描述，页250—257。
《元史》卷六七，页1664。
《元朝秘史》第57节记蒙古部人聚会于斡难河的豁儿豁纳主不儿之地推举忽图剌为汗，举行欢舞筵会，绕着枝叶茂盛的树跳跃；第70节记其在祖先之地“烧饭祭祀”（ineru）后宴会分食胙肉规矩（亦见《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119—120）；第103节记铁木真登上不儿罕山祭祀祷祝仪式；第123节记乞颜氏贵族聚会推举铁木真为首领而立下盟誓（aman）事；第193节记出征前的祭旗等。参见《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930、934、949、960、1001—1002。《史集》记载了合塔斤等部和泰赤乌结盟誓约的仪式（第一卷第二册，页158）。《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元正、重午拜天和见新月必拜礼俗，《王国维遗书》（13），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叶15A、8A。《元史·祭祀志六》列述有诸项“国俗旧礼”，如洒马妳子，烧饭，射草狗等，见页1923—1926。
《元朝秘史》第232—234节。参见《蒙古秘史》（校勘本），页1026—1028。
《蒙鞑备录》，王国维遗书本，叶16A。
《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叶4B。
《蒙鞑备录》，叶16B；《黑鞑事略》，叶7A；《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9。
《元史》卷二，页29。
《国朝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页633下。
《世界征服者史》载：窝阔台接受众王公大聚会推举即大汗位，于是“按蒙古旧俗，他们脱掉帽子，把皮带扔向肩后，……察合台引着他的右手，斡赤斤引着他的左手，把他拥上宝座。……兀鲁黑诺颜（按：指拖雷）举杯，宫廷内外的人都三次跪拜。……他们尊称他为合罕，按照往习，所有王公对合罕表示忠诚，在斡耳朵外三次向太阳叩拜。”页217—218。《史集》的记载略有不同：“察合台汗拉着窝阔台合罕的右手，拖雷汗拉着左手，他的叔叔斡赤斤抱住［他的］腰，把他扶上合罕的大位。拖雷汗举起杯子，御帐内及御帐四周的人们全体九次跪拜，为国家祝贺他登上大位，称他为合罕。”第二卷，页3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忠公（磐）》，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243；《元史》卷一六〇《王磐传》所记略同，见页3753。
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叶9A。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世隆）》，页252—253；《内翰王文忠公》，页243。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页1665、1666。
《金史》卷二八《礼志一》，页691—692。。
《文献通考》卷一〇七《王礼二》，万有文库本，页970中。
陈高华《元大都》，页55。参《南村辍耕录》，页251。按《辽史》卷五三《礼志六》，仅“冬至朝贺仪”有皇帝、皇后拜日，臣僚陪位再拜。皇帝、皇后升殿坐，受臣僚祝寿朝拜。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875。
《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吕浦、周良霄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195。
陈学霖《张昱〈辇下曲〉与大都史料》录出描写朝会和宴飨之诗十六首，略加解释。见其论文集《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页170—17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430。
《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4—215。
《析津志辑佚·岁纪》收有一词叙写迎佛活动：“二月天都初八日，京西镇国迎牌出，鼓乐铿恉侪觱篥。金身佛，善男信女期元吉。白伞帝师尊帝释，皇城望日游宫室，圣主后妃宸览毕。劳宣力，金银缎匹君恩锡。”页214。王恽作有《镇国寺观迎佛》诗：“九曜趋降世圣尊，象车香满绮罗尘。人传此技中宫制，上下双轮转十人。”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四部丛刊本，页30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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