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宗在建康，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中的争议

元文宗在建康

一、从元文宗的一首诗说起

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中，记录了一首元文宗的七言律诗：

穿了氁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①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舍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叶子奇称此诗系“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师途中”所作。这句话有两个错误：其一，元文宗即帝位前的封号是怀王，不是梁王；其二，他不是从建康，而是从江陵被接到大都即位的。后一个错误也见于和叶子奇同时代、且在洪武初参与修撰《元史》的高启文中，其所撰《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中说：“泰定主崩，文宗自金陵入继位。”（《高太史凫藻集》卷五）。这篇墓志铭作于洪武四年，而就在一年前修成的《元史》中，明确记载着文宗是从江陵被接到大都的。参与修史的高启何以会把江陵误作金陵？从上引叶子奇文中写作“建康”看来，并非由于江陵、金陵一字之差而致误。《元史》是由多人分工编撰、仓促成书的，高启不会去读他自己没有参加编写的《文宗本纪》及相关传记，他所说的“文宗自金陵入继位”，其实是元明间人普遍的误说，其始作俑者就是最受文宗器重的御用文臣虞集，他明知文宗从江陵入京，却在应诏所作《大龙翔集庆寺碑》文中写成了“自金陵入正大统”（《道园类稿》卷三六）。按文宗即位之前在金陵（建康）居住了三年多时间（1325年正月至1328年三月），与江南各地的官吏、文士、僧道以及杂流人等有很多交往，社会影响大。当时就有朝臣密谋政变，欲推翻泰定帝而拥立武宗子为帝，说武宗长子虽正统所属，但远在朔方，“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成功（《元史·任速哥传》）。泰定帝的亲信大臣丞相倒剌沙一党对此或有察觉，把他从金陵迁到江陵，四个月后（1328年七月）泰定帝死，政变立刻爆发，他就被迎接入京抢占帝位。金陵是江南重镇，名声比江陵大得多，文宗在这里不仅住的时间长，影响也大，因此虞集显然故意忽略其在江陵的那一段贬谪经历，写成从金陵直接入京即位。到清康熙时的《御选元诗》和顾嗣立编的《元诗选》，则给这首诗加上了标题：《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建康路改名为集庆路是元文宗即位以后的事，所以这个标题是错上加错，加得十分荒唐。

就个人读诗的感觉说，我很喜欢这首诗。此诗写景写情都十分生动、贴切，表现了一个长期被出居南偏的失势蒙古宗王，突然得到了有力权臣的拥戴，马上就要进京做皇帝时的兴奋与得意心情。全诗对仗工整，声调谐协，语言通俗明快，读来朗朗上口。从元代蒙古人接受汉文化的角度来评判，的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然而，它是否确为元文宗的作品却受到质疑。日本著名学者、元曲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在《元诸帝之文学（三）》论文中，引述了元文宗的这首诗，同时提到陈衍的《元诗纪事》里说，明太祖有一首同样的诗，因此怀疑此诗是否确为元文宗所作（《东洋史研究》第八卷第五、六号，1944年，页82）。其后，神田喜一郎发表专题论文《论元文宗之风雅》（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年），对此诗讨论甚详。他认为，由于叶子奇把元文宗即位前的王号和居地弄错，单凭《草木子》的记载就确定此诗为元文宗的作品，似嫌过早。但是明人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卷三七）也有与叶子奇大体相同的记载，说明此诗确实早就被传为元文宗的作品。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二〇）中有一首与此大同小异的诗，题为《早行》：

忙着征衣快着鞭，转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捧出扶桑日，社稷山河都在前。

那么，这首诗究竟是元文宗之作还是明太祖之作，甚为可疑。神田先生接着引述清宗室恒仁《月山诗话》（嘉庆间南汇吴氏听彝堂刊《艺海珠尘》集部诗文评类）的评论：“明太祖《早行》诗曰：（见上引）。按此篇乃元文宗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所作，不知何以载入明祖集中，且窜易十数字，便似点金成铁。文宗诗末句云：‘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视‘社稷山河’云云，雅俗相去霄壤矣。又按《居易录》（清初王士祯著）云：‘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乃五代卢延逊《山寺》诗，文宗剿取之。’”（按：应作卢延让《松寺》诗，见《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二册）。据此则王士祯和恒仁都认为这首诗应该是元文宗的作品。但由于此诗既传为元文宗所作，又收入明太祖文集中，其作者究竟是哪一位，神田先生不敢肯定，认为可能是某人恶作剧，由卢延让诗引发而作，或被归之于元文宗，或被归之于明太祖。

敝见以为，神田先生的推论依据不足。如上所述，“自金陵入正大统”一说出自当时的大文臣虞集，那就不能作为怀疑叶子奇记载真实性的理由。虽然此诗中有一联袭用了前人诗句，但全诗的内容和情景描写则完全是属于特定人物的，没有特殊的身份和亲身感受写不出这样的诗。这个人物应该就是元文宗。当然，我不排除有其侍从文人帮他润色的可能。至于明太祖《御制文集》中的那首《早行》诗，若果为朱元璋的作品，只能是如恒仁所说的“点金成铁”的拙劣模仿，诗意也与元文宗诗有很大差别。另外，朱元璋《御制文集》编刊于万历时，姚士观跋语虽说是“据旧本刻”，然而也未能详考其所自来，因此不能排除这首诗是后人搀入的。我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其一，叶子奇是由元入明的名士，熟悉元代朝野事，所记载者多可信；其二，《草木子》系洪武十一年在狱中所作，若此诗果为朱元璋所作，他怎么敢说成元文宗的作品！其三，从元文宗的身世、经历及其文化教养看，这首诗与他此时的身份和处境也很符合。著名德国汉学家、蒙元史专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所作《元朝诸帝能否读写汉文？》（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载Asia Major，1952年）中，引述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本《元诗选》上，某人在元文宗诗“客惊眠”句插写的批语：“此云［客惊眠］便以（似？）小儿语。”这条批语不仅不能作为判断该诗系伪作的依据，反可衬托出这位青年蒙古王爷（时25岁）不很纯熟的汉文化水平。

二、元文宗的身世

元文宗名图帖睦尔（Tuq-Temur，1304—1332），是元武宗海山的次子。元世祖忽必烈依照中原立储制度，立次子（长子早亡）真金为皇太子，从此真金及其子孙就确立了元朝皇室嫡系的地位。真金先其父亡故，其第三子铁穆耳在世祖驾崩后被立为帝，即成宗（1294—1307）。大德三年（1299），成宗命其兄答剌麻八剌（真金次子，已故）嫡长子海山出镇漠北，统诸军以防御据有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山地区、野心勃勃图谋夺取漠北蒙古本土的窝阔台汗国海都汗，并授予世祖时真金所用的“皇太子宝”玉印以便号令诸部。大德八年（1304），海山庶妃唐兀氏生图帖睦尔于漠北西部称海城附近驻地。

大德九年六月，成宗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二月，皇太子夭亡；十一年，成宗驾崩，别无嫡嗣，遂发生了一场皇位继承的斗争。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的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兄弟，但干政多年的成宗皇后卜鲁罕与其亲信大臣图谋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遭到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大臣们的抵制。哈剌哈孙秘密派人通报远镇漠北的海山和被卜鲁罕贬居怀州（今河南沁阳）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哈剌哈孙掌握宿卫军为内应，遂处死阿难答及其党羽，将卜鲁罕贬居东安州（今河北安次之西）。海山闻讯，拥重兵南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当即派人将皇帝玉玺奉献给兄长。武宗即位（1307）后，乃立弟为皇太子，并有“兄弟叔侄世世相承”之约。图帖睦尔随父南还，入居内宫。

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以储君身份顺利继位（1311），但迟迟不立武宗子为皇太子，拖到延祐二年（1315），乃将武宗长子和世襀封为周王，次年即命其出居云南，而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1320年继位，为英宗）。和世襀途经陕西时，在武宗旧部和亲信策动下发生兵变，失败后逃到察合台汗国境内（《元史·明宗本纪》）。英宗至治元年（1321）五月，掌管中宫事的中政院使咬住告发廷臣脱欢察儿“交通亲王，将构异图”，矛头直指武宗次子、时年十八岁的图帖睦尔，他因此被谪居海南琼州（今海南海口市琼山）。至治三年六月，英宗对宰相拜住说：“朕兄弟实相友爱，向以小人谮诉，俾居远方，当亟召还，明正小人离间之罪。”（《元史·文宗本纪》）可见将图帖睦尔流放海南并非元英宗本意，而是操纵朝政的太皇太后答己与其亲信嬖幸、右丞相帖木迭儿的阴谋。此时这两人已死，英宗乃决定召回堂弟，平反此案。但不到两个月英宗就被逆臣刺杀，谋逆者拥戴分镇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英宗的族伯）为帝，即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正月，诏命将图帖睦尔从海南召还，途中又命他留居潭州（今长沙），数月后才许入京，十月封为怀王，次年正月即又命他出居建康。

图帖睦尔从1307年随父南还，此后就生活在宫廷中。武宗、仁宗时期，掌握内宫大权的是皇太后答己（与蒙元皇室世代联姻的贵族弘吉剌氏）。有关这位“女强人”的历史记载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专恣弄权、淫荡无忌，不过《元史·后妃传》也说她“性聪慧”，仁宗时她曾召名臣高觹之妻葛夫人入宫“讲《资治通鉴》，论古今政治得失”（虞集《道园类稿》卷四〇《高觹神道碑》），可见她也颇知晓中原制度文化。这个时期仍保持着蒙元建国以来为皇室成员延师讲学的传统，图帖睦尔被谪居海南之前无疑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一般是兼学畏兀儿字蒙古文和汉文）。他乘船到达海南，登岸时正值天明，不久就在此处建造一座塔，命名为“天明塔”。他的居所在琼州城南，有亭，亭前双池植莲，因常到亭上游览，见莲开双萼，乃扁之曰“瑞莲亭”（《正德琼台志》卷二四、二七）。这表明他已具有较好的汉文化基础。

海南岛是元朝经常用于流放犯忌或有罪的蒙古诸王、大臣的南荒瘴疠之地。图帖睦尔谪居海南近三年期间，虽然地位跌落，但仍能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宗王待遇，刚到不久就在所居之地建造了观音阁，后来甫即帝位，就下令大兴土木改建为“缔构雄丽”、“岭海之间蔚为奇观”的佛寺，赐名“大兴龙普明禅寺”。文臣虞集奉旨所作该寺碑文中转述他的建寺旨意说：“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抚军朔方，朕生之三年，归继大统，在位四年而弃群臣。仁庙临御，传之英皇，是时权奸帖木迭儿用事，构谮离间宗亲近属，几无所容。海南之为地，炎雾喷毒，往鲜生还，而使朕居焉。越历数年，有安无苦……岂非上天垂佑、祖宗洪庥而致然欤。”（《正德琼台志》卷二七）尽管他以先帝亲子侄的身份受到特殊照顾，竟能“有安无苦”，但当时琼州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毕竟相当差，而鱼米丰沛、人文荟萃之地建康的情况则与海南有天壤之别。

三、元文宗在建康

建康是元朝的江南重镇，统管江南三行省（江浙、江西、湖广）监察事务的江南行御史台就设在这里，因此连地名也被称为“南台”（这是南京在历史上的又一个名称）。江南行台设官品秩与御史台（中台）同，最高长官御史大夫位居从一品，一直由亲信蒙古大臣担任；御史中丞（正二品）以下各级官员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的不同民族人士（元《至正金陵新志》载有完整的名单）。笔者几乎未见图帖睦尔居建康期间与南台官员有密切交往的记载，这大概是因为惧怕触犯臣子与亲王私相结纳的大忌，但一般礼仪性的接触应该是有的。我们仅知于泰定三年（1326）担任南台御史中丞，后迁中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的赵世延，在图帖睦尔取得帝位的过程中“赞画之功为多”（《元史·赵世延传》），虽无材料说明赵世延在南台中丞任上与图帖睦尔有特殊关系，但既然能帮他获得帝位出谋划策，而且图帖睦尔在建康的居所与江南行台所在地相近，两人当有来往。此外，泰定三年起任南台监察御史的秦起宗，文宗即位后朝廷拟调任他职，办事者忘其名而书其字“元卿”，文宗提笔改为“起宗”，可见知晓并赏识此人（《元史·秦起宗传》），这说明他对当年南台官员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只是处在皇室内争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他也颇知韬光养晦之道，出居建康期间，除了“日以酒韬晦”（见释大忻《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一〇），便时常游赏于水光山色、佛寺道观之间；所交往者大抵是文人墨客及僧道杂流人等，让他们陪他鉴赏书画，谈道论艺。江南地区特别丰富的风景文物和各色才艺之士，大有益于提高这位未来蒙古皇帝的汉文化修养，对成就他后来的“兴文治”起了重要作用。

图帖睦尔在建康的居所（做了皇帝后称为“潜邸”），当在今南京建邺路东段之北张府园小区南片，即位后大兴土木扩建为大龙翔集庆寺（朱元璋改名为天界寺）。丁国范教授对该寺地址作过详细考证（文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此不赘。他经常游览的景点是居所之西不远处玄妙观山上的冶亭，登亭“引钟山之形胜，俯城郭之佳丽，顾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一次，传命玄妙观住持陈宝琳在门口迎候，宝琳来到门口时，见侍从抬着专用物品到达，知图帖睦尔已至冶亭多时，当即随侍从拜见告罪。图帖睦尔说明“山径幽雅，取便而至，宜尔之不知”，不予责怪。见“冶亭”匾额甚佳，得知题写者就是翰林学士虞集，即命侍从“模而观之，因藏诸箧”。又嘱咐宝琳：“吾出游数劳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门，严扃鐍以待余之往来。”此后来的次数多了，宝琳见他乐游，就随便了些，“或持酒引裾”留之，他“欣然为留，亦不责也”。文宗即位后，陈宝琳入朝，赐号虚白先生，玄妙观赐名“大元兴永寿宫”，冶亭赐名“飞龙亭”，命虞集书写新名，让宝琳持归。宝琳用文宗所赐经费将宫观装修一新，冶亭“既名飞龙，加饰楹桷，置御榻其中，重复而谨视之。别作亭其下，仍曰冶亭，以当钟山之秀，名之曰‘钟英’”（见虞集《飞龙亭记》，《道园类稿》卷二二）。永寿宫后被朱元璋改名为“朝天宫”，一直沿用到现在。洪武三年参与纂修《元史》（史局就设在天界寺）的贝琼所作《游冶亭记》说，洪武六年他与友人“道出虹桥，西过朝天宫”，遂登冶亭，“亭在宫中之土山上，有三亭，由冶亭而东曰钟英，由钟英北折而西曰飞龙。飞龙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时所构，及嗣位，道士陈玉林（宝琳之号）名亭以荣之”（《贝清江集》卷一四）。此与上述虞集的记载不合，虞集所记当然比40年后贝琼的说法更准确。据贝琼说，当时飞龙、钟英二亭已毁，冶亭亦残破，如今朝天宫更是毫无踪迹可寻了。(www.xing528.com)

金陵胜境钟山（蒋山）是文宗游览的另一好去处。钟山独龙阜有一座始建于梁朝的著名佛寺，原名开善寺，宋太宗改名为太平兴国禅寺，后来王安石将数小寺附于此寺，扩大了规模，到南宋时益加宏广，成为“五山十刹”中的一大名刹。元泰定二年文宗出居金陵，正值该寺遭火灾，他带头出资修建，江南行台和郡县官员跟着解囊捐助，历两年修成各处堂阁院舍。后又铸造数万斤大铜钟，方熔铸时，文宗前来参观，取一宝珠投溶液中，钟成，宝珠未坏，还被神乎其神地说成宛然显现在大钟铭款“皇帝万岁”之上（虞集《太平兴国禅寺碑》，《道园类稿》卷三六。另一说法是文宗“以所御碧钿指环投于炉，钟成，碧钿宛然在‘皇帝万岁’字之上”，见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钟山之阴有石岩，中虚，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文宗乃命在岩中塑观音大士像，岩前构建木栈，供人前来瞻礼。又在太平兴国禅寺北面玩珠峰之北高爽处另建一寺，峰上神僧宝志之塔正当寺前，“来兹山者，仰而望之，如见天宫于林壑之表”，文宗即位后赐名大崇禧寺（虞集《大崇禧寺碑》，《道园类稿》卷三六）。

元代金陵还有一座著名佛寺，就是凤凰台保宁禅寺。文宗读过古诗，必知道凤凰台胜境自古闻名，当然要来游览；保宁禅寺虽不在五山十刹之列，但此时的住持却是禅林名德古林清茂，担任过集贤待制的名士冯子振称颂他“价重岩泉，名喧宇宙”（古林清茂《宗门统要续集》卷首序言，《中华大藏经》第七十七册），数以百计来自各地以及日本和高丽的僧人投到他门下求教。蒙元皇室率皆佞佛，文宗也不例外，尤其是因皇室内争被出居南方多年，更把精神寄托于佛教。他的汉文化水平较高，出居建康期间“留神内典，时数枉驾［保宁寺］诣师（古林清茂）问道，薄暮方归。每印施《般若心经》并《高王观世音经》，必命师章显佛心冠于经首”（竺仙梵仙撰《古林和尚行实》，《续藏经》之《古林清茂禅师拾遗偈颂》卷下及《竺仙梵仙语录补遗》）。古林清茂主张道德与文采“相鲜”，他才思敏捷，诗和书法俱佳，这大概是文宗与他尤为相契的原因。虞集对文宗出居金陵期间喜与僧人交往的情况有一段总括：“天历天子（文宗）久潜金陵，清燕之暇，洗心于佛乘，凡行道明数之士，莫不知名。”（《方山重修上林寺记》，《江苏金石志》卷二三）他还游览过江浙其他地方，参访的名寺高僧当不止凤凰台保宁禅寺的古林清茂和钟山太平兴国禅寺的住持昙芳守忠。

文宗在金陵还结识了若干文人学士，其中最受赏识者是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定家柯九思（字敬仲，号丹丘生，1290—1343）。其父谦，曾参与修《世祖实录》，后官至江浙儒学提举（张养浩撰有《柯谦墓志铭》，《归田类稿》卷一三）。九思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他书画精湛，所画墨竹尤受时人赞誉。泰定年间，僧人惇朴庵游金陵，与名士李孝光均受知于文宗，将九思引见给文宗，九思遂以善画竹石兼长鉴定的技艺，受到文宗的格外喜爱（王逢《读僧惇朴庵松石稿》，《梧溪集》卷四上），遂留侍王邸。后随文宗入京（王逢《投赠柯博士》诗：“钟阜天回王气新，忆君扈从入枫宸。旋平内难櫜弓矢，遂沐殊恩列缙绅。”见《梧溪集》卷二），文宗即位后，即授掌管宝玺、符牌的典瑞院都事（从七品）；次年成立奎章阁学士院，升为鉴书博士（正五品），专掌品定书画。

儒学教育家程端礼（1271—1345）是文宗在金陵所赏识的另一位江南士人。端礼，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为南宋乡贡进士。浙东尚陆学，朱学不行，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传朱子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附见《元史·儒学·韩性传》）。受荐先后任建平（今安徽郎溪）、建德（今安徽东至）县学教谕。延祐二年（1315）建德任上，他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和真德秀《教子斋规》为基础，间采先儒有关议论，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教学经验加以细化，分别列出八岁入学前和入学以后各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方法，编成《读书分年日程》（也被称为《进学规程》或《读书工程》）。此书被国子监选为优秀教材，颁发给各郡县学校“以为学法”。泰定年间，他任建康江东书院山长，“文宗在潜邸，遣近侍子弟来学，赐以金币牢醴，礼遇甚至”（黄溍《程端礼墓志铭》，《黄金华文集》卷三三）。于是，南台御史中丞赵世延也屈尊亲笔为其书写序。

文宗在金陵还认识了一位术士叫王一初，此人精于六壬术数，据说曾为文宗占卜，“许其有神器”，后文宗果即帝位，就让他当了镇江府尹。他被召到京城，一次见驾时，有飞鹞堕于殿前，文宗命占之，［答］曰：“当有不管军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征。”不久果然奏报帝师薨（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有近侍保护和地方官照应，有文人墨客陪同游览名胜、饮酒吟诗作画写字，与僧道谈经说玄，是文宗出居金陵期间打发日子的主要方式。他有一首《登金山》诗：

巍然块石数枝松，尽日游观有客从。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钟。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

这是游览镇江金山所作，不过诗中有一个很大疑点：竟用了“潜龙”一词，作为谪居的亲王是不可能（也不敢）这么写的。估计可能是即位后的追忆之作，而且遣词用语似显过于老到，暴露出侍从文臣加工的痕迹。还有一首《望九华》诗：

昔年曾见（一作“览”）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见，画师犹自欠工夫。

这是游览池州（今安徽贵池）九华山所作，同样是韵律谐协、文字流畅的佳作。没有人怀疑此诗的真实性。

文宗的字和画都具有较高造诣。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条记载：“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师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他在居潜以及在位期间，亲笔书写过许多汉文字幅赐给臣下，如在金陵时为监察御史保宝书写其名，即位后又识以两玺授之（陈旅《恭跋文宗皇帝御书保宝二字》，《安雅堂集》卷一三）。他还多次亲笔书写任命官员的汉文诏敕，最有名的书法作品则是书写虞集撰文的《奎章阁记》。据载，他通过临摹唐太宗的字，大大提高了书法水平。此见许有壬（文宗时任中书郎中，参议中书省事）《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文宗皇帝游心翰墨，天纵之圣，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遂益超诣。盖其天机感触，有非常人之所能喻者。”（《至正集》卷七一）清人所传元文宗书写的“永怀”两字墨帖，就是临摹唐太宗《晋祠碑》字，并亲刻于石，手印四份以赐奎章阁大学士阿荣、御史中丞赵世安、宣政使哈剌拔都儿和礼部尚书巎巎（参见神田喜一郎《元文宗之风雅》。按黄溍《跋御赐永怀二字》谓系“以佩刀刻芦茯根作永怀二字”，见《黄金华集》卷二一）。关于元文宗的书法，前人论之已详，此不赘。

四、结语：元文宗的“文治”

文宗朝被认为是元代“文治”最盛的时期，主要标志是：其一，设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任用了许多文化水准很高的蒙古、色目和汉族官员充任大学士（正二品）及以下各级学士、参书等职（如虞集就被任命为从二品侍书学士），还特设授经郎，以著名文士揭傒斯担任，专职给蒙古贵族及内侍人等教授儒书。同时设立艺文监，“专以国语（蒙古文）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设鉴书博士“品定书画”。他对奎章阁诸官员说：“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这就规定了该机构的任务只限于进讲治国之道以及编译、书画等文化事务。其二，“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纂《皇朝经世大典》。以赵世延为总裁，虞集为副总裁，由学士院、艺文监分局修撰，选文学儒士30人抄写，历时一年三个月编成，全书880卷，分十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以上四篇专置“蒙古局”修纂）、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囊括了元朝的各项制度及相关文献（《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〇）。这部由蒙古、色目及汉、南人著名文士编纂的大型政典，相当完整地保存了蒙元时代的重要文献，尽管仅有少部分保存至今，仍是最珍贵的元史资料。其三，将不少儒学经典和史书等汉籍译成蒙古文，便于蒙古人阅读。

文宗的“文治”得到元人的普遍称颂，后世学者也多予赞誉，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还提出，元朝历史，文宗以前是“蒙古主义”时期，从文宗开始就是“中华主义”时期了（见所著《〈大元通制〉解说》）。从文化方面的设施和建树而言，可以说文宗时期的特色是“文治”。但从政局方面说，文宗朝一开始就是执掌环卫军留守大都、拥立文宗的佥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派，与在上都拥立泰定帝子的丞相倒剌沙等一派争夺皇位的“两都之战”（包括陕西上都派的进攻）。接着发生陕西和江南许多地方的大饥荒，四川、云南大臣的叛变，文宗让位给兄长明宗，又在燕铁木儿策划下毒杀明宗，统治集团内争不断。文宗在位仅四年（1328年九月至1332年十月，死年29岁），军政实权掌握在权臣燕铁木儿（兼省、台、院最高长官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封太平王）为首的蒙古、色目贵族手里，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成绩可言。文宗经常是在奎章阁里和文学侍臣们玩赏书画，即所谓“游心翰墨”，并听讲些儒书史事，无可圈可点的作为。所以我们的评价是：“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用虚崇文儒来收揽汉地民心”，其设立奎章阁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只是聚集名流学士、入侍燕闲的场所（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不过，文宗朝在文化方面毕竟比以前诸帝时期有显著进步，也应该给予肯定。

（2007年初稿载江苏省文史馆内刊《江苏文史研究》，修订稿载《西部蒙古论坛》2012年第3期）

“六七个星”或作“五六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