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进五退看许衡的角色定位
从中统元年（1260）许衡应忽必烈征召入朝，到至元十七年（1280）主持修《授时历》完成辞官归里，20年间，凡五进五退。据说第一次应召入朝就有人质问他“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他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辍耕录》说这是他路过容城“拜谒”刘因时刘因对他的质问，这完全不可能，因为此年刘因才是12岁的童子。但也反映了当时确有人对他此举有所责难）许衡的回答说明，他是抱着“行道”的志向应聘出仕的。
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认识许衡这一愚见以为是积极的处世态度。忽必烈即位，是蒙元朝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蒙金战争使中原汉地遭到严重损伤，蒙古灭金后虽然建立了对中原的稳固统治，但由于制度不顺，赋役繁重，以致人民流亡，生产破坏。忽必烈自青年时代就关注“汉地不治”问题，1242年以来先后延请许多汉地士人到他漠北王府询问治道。1251年他大哥蒙哥即帝位后，派他分领中原地区，统兵继续征服南方。他奏准在邢州、关中、河南等地设立机构，任用汉人士大夫，进行初步的政治改革。这几个行汉法的“试点”取得成功，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中原汉人称誉他为“贤王”，说他“能行中国之法，即是中国之主”，把兴复太平之望寄托在他身上。许衡曾应聘在忽必烈的“改革试点”关中地区管过学政，所以他是抱着对忽必烈当上皇帝后能推行汉法的信任和期望而应召入朝的。在当时中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情况下，亟需有志士仁人出来共谋太平之治，许衡的出山正说明他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
不过，当时忽必烈面临的是其幼弟阿里不哥的争位（阿里不哥留守蒙古首都和林，政治上占有优势），他急需召集和组建大量军队，筹措大量兵械粮草，进行北伐。而当时中原各地原来的统治体制不利于他迅速调集兵力物力，所以他最需要的是有权谋、善于整顿政治经济秩序的能人，而不是“仁人”。因此忽必烈起用了王文统，将其从布衣一下子提拔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委以主持政务的重任。许衡及其同道窦默等反对王文统偏重财用的政策，政见相左，窦默甚至举荐许衡取代王文统，忽必烈很不高兴，遂作罢。因为许衡名声很大，忽必烈虽不用于政，还是非常尊重，授为太子太保，许衡以太子未立、名义不正为由力辞，于是又命为国子祭酒，当时国子学还没有建立，也是空衔，遂辞归，在朝虚位一年多。
中统三年，王文统因涉嫌与谋李璮叛乱伏诛后，忽必烈又召见许衡，乃至燕京候命，但未见立即起用之意，在燕盘桓了一年多又回归乡里。到至元二年（1265），由于许多名臣的称誉，忽必烈再次降旨把许衡召到燕京，命入中书省议事。许衡“以疾辞”——我想，在他以为皇帝既然召聘他，就应该先听取他的政见，得到认可后才能受命，其实这是他的认识“误区”，忽必烈要找的是办事人员或谋士，而不是当国大臣（真正当国者自有“大根脚”蒙古人）。可能是出于丞相安童的建议，至元三年忽必烈终于亲自召见他，戒饬他有意见要实话实说，勤谨辅导安童。不久又召至上都询问治道，于是他奏陈“时务五事”。这是他殚精竭虑献上的有理论依据、有历史经验、有现实情况分析、有解决办法构想的一篇高水平政论，的确是指出了弊病所在，开出了根治良方。可惜他对蒙汉两种制度文化的差异及蒙古贵族与汉人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并无深切了解，特别是不领会忽必烈“求成”之迫切，竟提出行汉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这就使他的嘉谟良方对忽必烈的吸引力大减；他引经据典的长篇论理，也使忽必烈听得打起瞌睡。许衡去世后55年欧阳玄奉元顺帝旨写的神道碑上说，忽必烈对他的奏议“嘉纳之”，完全是夸大其辞，实际上未见有何措施。许衡回燕京后仍不入省议事，不久就请求还乡养病，忽必烈也即予批准。
至元四年，忽必烈又一次把他召到燕京，仍未授职。六年，命与左丞张文谦、太子赞善王恂等同议官制。七年正月，官拜中书左丞——实职正二品宰执大臣。许衡入见奏事后，当廷表示不敢承受此要职，理由有三：一是身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办不了陛下责任之事，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这段话说出了他此次入朝三年来真正体会到的实情。忽必烈不允他辞职，但就在任命许衡的当月，却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朝政被深受忽必烈倚信的平章阿合马掌握。许衡不畏权势与之抗争，并上章甚至在殿廷弹劾其专权蠹国害民，真不愧为纯正大儒。忽必烈虽欣赏其忠直，但不纳其言。他在这种不能有所作为的中枢大臣岗位上硬挨了一年多，只好以病告辞。八年三月，忽必烈改授他为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同时设立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令教之，继而令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俊秀者均可入学。据载，许衡接到这个命令，高兴地说：“此吾事也！”我想这是他经历了几次志在用其学“经邦治国”的挫折，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了，尽管这并不是他四度出山的初衷。
许衡离开相府，接受国子祭酒之职，虽然有些无奈，但更多的应是新的企望。他本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奉旨教育蒙古贵胄子弟，使他产生了一种实现其“用夏变夷”和间接经世的构想，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家事全然不顾，在学校时拒绝接待亲友来访。他认为蒙古子弟犹存质朴之性，乃奏召自己的弟子12人来当陪读，通过相处影响他们。自己则以祭酒（校长）身份亲任讲授之责，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除练习写字外，年小者教以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节，年长者教习朝廷礼仪。又根据蒙古学生水平自编教材，重要者如《编年歌括》教学生记诵和加减历代年数长短以习算术，同时了解中国历史；讲授《直说大学要略》使之学习儒家治国之道，教学中要求学生将所学道理推之自身及当前之事，看是否可用，特别强调要付之实践而不是空论。从其《大学要略》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抛弃了章句式的烦琐训释，采用撮要式的大意讲解，而且着重联系历史和现实。试举一例，如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后，他说：
一件，钱谷是国家大事，生财有个道理，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使用处不过当，这般呵，财常不缺少。(www.xing528.com)
一件，宋丞相吕正献公（即吕公著）曾说，做宰相只理会钱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国之本，财是百姓之心。多取敛钱财，必损着百姓；损着百姓，必损着国家。小人多收敛钱财，教君王见喜；君王不觉百姓生受，却道国家有利益；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气只在君王处……
这两段讲解显然是联系当时实际，有针对性地批判阿合马的政策，并委婉地向忽必烈进谏。忽必烈命蒙古子弟进国子学受教，目的就是以备日后用于管理政务。许衡这样的讲授自然会使蒙古学生更具体地领会儒家治国之道，以他们的身份（多是最接近皇帝的怯薛执事）向忽必烈进言，或在出任朝廷要职时付之实践，这样，他的治国主张就有可能得以推行了。
然而，许衡以为可以避开权臣干扰的教育事业，仍然遭到阿合马等反汉法派的攻击和压制，他们削减甚至扣发国子学教育经费，以致学生的廪食无以为继，有些人被迫退学。到至元十年，许衡只好以自己年老患病和先人葬事未办为理由，请求辞职还乡，并得到批准。虽然许衡这次办国子学首尾仅三年，但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奠定了有元一代国子学的规模。姚燧（许衡的学生）说，许衡办国子学，“后其弟子继司鼎铉者将十人，卿曹、风纪、二千石吏綦错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岂不少赞乎”（《牧庵集》卷四《送姚嗣辉序》）。其后，虞集对许衡创办国子学的成就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说世祖“深知儒术之大，思有以变化其人而用之，以为学成于下而后进于上，或疏远未即自达，莫若先取侍御贵近之特异者使受教焉，则效用立见。故文正自中书罢政，为之师。是时风气浑厚，人材朴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学》一书以先之，勤之以洒扫进退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养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于是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矣。呜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道园类稿》卷二〇《送李扩序》）。这个评价大体符合事实，许衡亲灸弟子不忽木在元代政治上的业绩，就是显例。
至元十三年，许衡又被召到大都。这次是为修历书而请他主持，故于十五年授集贤大学士兼权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修成，许衡乃告老还乡。
许衡一生作出了多方面贡献，最受重视的是理学的成就。鄙见以为，他在教育方面的业绩更值得后世称颂，其传承与弘扬朱学，促进蒙古人理解并接受汉文化，都与其教育事业密切相关。他创造的教学方法也很值得继承。许衡的教育学成就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当前，把我国建成繁荣富强社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其中，人的素质问题是最为迫切的。所以我斗胆建议，在许衡故乡搞一个发掘和推行许衡教学法的试点，从小学、中学做起，或许能取得可观的成效。
（原载《许衡与许衡文化》下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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