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重读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兼评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记得读大学时，韩儒林师在中国古代史课（中古段）上介绍了向达先生发表于1933年《燕京学报》专刊上的这篇文章。当时我虽不能完全读懂，但已深为其资料之丰富、内容之精彩所吸引。1957年向先生论文集出版，即以此篇当头并用为书名。此后多遍研读此文，兴味益浓，并在自己所教中国古代史课和中西交通史课中列为学生的参考书。1980年代以来招收研究生，我在面试中常提问考生是否读过这篇文章，结果发现有些学生没有读，或竟不知有此文。一般说，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中国古代史课，除听课和看教科书外，还应该每个朝代都选读几篇主要史料和有代表性的论文。比如学唐朝史，就不能不读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是否还有这项要求，学生是否还能这样做。

近年来学术刊物和论著越出越多，各类评议名目繁多（成果奖励、课题立项、“基地”建设等），而学术规范和评判标准的“失落”问题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忧虑，导致一些人鄙薄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其实人文学科自有研究成果优劣的评判标准，和理科完全可以等量齐观。如史学论著，一看作者是否了解该课题前人的研究情况及其成绩和缺陷；二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相关资料并比前人有所扩展；三看所用资料是否经过检验，考异辨误，如同理科之通过实验获得准确数据。这三条标准都是很明确的。在我心目中，向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优秀论著的典范，从中不仅可以汲取丰富知识，还能学习到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领会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这里特别要说一句：向先生发表这篇“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张广达撰“向达”条）的论文时才33岁，而且此前他已发表过多篇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我这一代人，很多宝贵时光花费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以致年过而立仍然学识浅薄如我者不在少数。如今，研究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善，“氛围”也相当好，提倡创造国际水平的学术成绩，当不再有“白专道路”之类的紧箍咒，所以我想应该用向先生当年达到的水平作为标准，来要求正攻读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的新一代学者。

唐代和西域各地交往之广泛和频繁，文化影响之深刻和丰富多彩，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许多外国“探险家”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发现并拿走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物，特别是汉文和各种西域文字的文书，其中唐代的占很大比例。中亚考古新发现促进了东方学的巨大进步，出了不少整理、译注各种文字史料的书，以及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当时我国一些先进学者追踪世界学术的发展脚步，并且发挥自己的优势创造更好成绩，向先生就是其中较年轻的一位。在此文叙言中，向先生提到冯承钧的《唐代华化蕃胡考》和日本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两篇专题论文，冯文仅以唐代蕃胡华化为限，桑原文论隋唐时来华之西域人，范围虽广而皆语焉不详，需要从文化史角度作进一步研究。从此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广泛了解前人成果、充分搜集相关资料，并做过若干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这一大课题研究工作的。

在七个方面的论述中，向先生参阅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孙楷第、黄文弼、羽田亨、佐伯好郎、滨田耕作、原田淑人、高楠顺次郎、石田幹之助、Renaudot、Hirth、Laufer、Stein、Chavannes、Pelliot、Le Coq、Moule、Carter、Lévi等三十多位中外学者的著作，与此课题相关之前人研究成果搜检殆遍。其所论七题中，凡前人已研究者皆作说明，或从略，或概略叙述并注明出处。如《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一节中说明：“关于西域诸宗教之流行中国，近世各贤讨论綦详，愧无新资料以为附益，兹谨述其流行长安之梗概。”但就在这一节中，仍然补充了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未论及的北齐时即有萨宝（又作萨保）之官，即《隋书·百官志》所载齐制京邑和诸州之“萨甫”，盖“甫”读重唇音，与“宝”声同；又据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证实姚宽《西溪丛语》所载贞观中曾令传法穆护何禄于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或波斯寺）之可信，纠正陈文仅据宋敏求《长安志》未载崇化坊有祆寺而对这条资料的否定。其述《西市胡店与胡姬》，依据大量资料证明长安西市为贾胡聚居之所，而关于胡姬，则注明大率取材石田幹之助《当炉之胡姬》一文。对前人成果的广泛了解和尊重，说明了向先生研究态度的严肃和学识的广博。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的，而且研究中会涉及一些非本人专业范围的问题，因而必须参考和利用前人成果。近20来年，史学研究空前繁荣，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非常之多，这当然是好现象。不过我们发现有些论著很少提及前人的相关研究，看起来似乎从史料到论析都是作者本人发现和研究出来的成绩，实际上大多只是综合性的概述，甚至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不仅达不到前人的水平，还出现不少错误——有些是对史料或前人论著理解不透而用错，有些是自己想当然推论出来的“新见解”。例如一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专著，其唐代一章长达90页，竟然只字未提向先生这篇极为重要的论文，而且其大量论述竟全不注史料出处和前人研究文献，真是令人骇异。这样的著作，读者无法审核其所述内容的准确性，因而也就无法参考利用，当然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了。举这部书为例，旨在揭出当前学术研究中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针对个别学者，因为近来此风愈演愈烈，自说自话、拼凑成书者不一而足。因客观条件限制，我国图书馆所藏国外书刊不够完备，学术信息不够通畅，我国学者不知道或无法充分利用国外研究成果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同时，学者中也有不重视甚至完全不理会前人成果特别是国外相关研究的现象。笔者检讨自己的作品也存在类似问题，如1989年发表的《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一文中讲到胆巴和沙罗巴，却不知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已经分别著文考述了这两位僧侣事迹；①2003年发表一篇短文讨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虽然提到应注意“西夏在蒙古与吐蕃初期接触中所起的作用”，但只引述意大利藏学家L.Petech的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载M. Rossabi编China among Equals，1983）文中根据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作出的推论，一年后得国外朋友帮助才读到美国藏学家E.Sperling于1994年发表的rTsa-mi lo-tsa-ba Sangs-rgyasgrags-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Tibetan Relation（Tibetan Studies，vol.2，Islo）一文。虽然是受研究条件的限制，但我写文章前未曾千方百计搜求前人研究文献，就是不够严谨、有违学术规范的表现。(www.xing528.com)

向先生文中的《流寓长安之西域人》一节，将流寓诸胡分为四类，综论之后，依次考述了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等）及波斯诸国胡人，除正史、文集外，更着重利用了长安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唐代墓志、文书以及僧传、笔记小说等各类资料，内容较冯文和桑原文有很大扩充。《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和《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是这篇文章最丰富、最精彩的两节，大多发前人之未发。其述长安流行之胡服胡帽、胡妆及各种胡食（胡饼、勣垩、三勒浆等），元宵节之西域式灯彩，尉迟乙僧传入之凹凸画派对吴道子人物、山水画的影响，唐代士大夫以至民间对西域歌调乐曲和舞蹈（胡腾、胡旋、柘枝）之沉酣倾倒，征引史书记载，特别是诗文的描述，极为丰富生动，与出土的唐女俑、铜镜及流传日本之歌舞画像等相参证，不仅给读者以丰富的新知识，且读来兴味无穷。文中多有对旧说的订正和新的考证成绩，兹略举数例。如考隋唐间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与唐中宗时高僧智岩为同一家族，本为于阗质子；胡食“勣垩”实即西域流行之抓饭，为印度语pilau之音译；唐玄宗的“凉殿”和同时御史大夫王鉷宅的“自雨亭”，与《旧唐书·拂林国传》所载该国盛夏时“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的机制全合，当即仿拂林风所造；长安流行之“打毬”（波罗毬）源于波斯，其传入当始于唐太宗时，“毬”即波斯语gūy之音译。对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如此多方面之深入研究，相关资料挖掘之深广，向先生当是第一人（此前似仅有石田幹之助发表过《胡旋舞考》和《当炉之胡姬》）。石田幹之助1941年出版的《长安之春》，以大量利用文学作品特别是唐诗来研究长安之情景及唐人之日常生活，被誉为这方面最高的著作（见山田信夫编《东西文明之交流》2《波斯与唐》的“文献解题”）。而石田幹之助所用的诗文资料，多已见向先生此文征引，据此可见向先生在这个学术领域作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卓越贡献。唐代历史文献，尤其是诗文资料极其浩繁，要从中寻绎有关多种民族人物族属、生平及其宗教文化的史料并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不仅需要下极大的工夫，且需具备广博丰富的学识，足见向先生当年治学之勤奋和功力之深厚。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此后数十年中，在西安和其他地方又陆续发现了不少唐时期西域人的墓葬和各种文字的碑刻、文书和图像等新资料，但就研究状况的总体而言，还未见超过向先生此文的论著。近一二十年，各地先后发现的墓志资料大多汇集出版，又涌现了一批优秀学者，他们学风严谨，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多种语言文字，并有机会经常参与国际学术活动，能够充分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直接释读古代中亚语文献，因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绩比向达先生那时有了很大进步。荣新江教授的著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就是这一进步的代表性成果。张广达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作者对分散在国内外的文书写卷进行了辛勤的“全方位求索”，“通过对文书的悉心爬梳、过滤、钩沉、索隐而积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量史料。文书残片的片言只语发出的微弱信号，经过他置于历史时空系统之中考察其关联，往往显示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其治学“讲究穷尽材料，重视综合利用诸多领域的（中外）研究成果”，功力深厚，视野开阔，“很多工作是在和国内、国际的前沿学者对话”。对作者的学风、研究方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做了确当评价。这部书的确美不胜收，笔者仅就其中与向先生前文有关的长安胡人史事举三例。一是根据多方胡人墓志（安菩、米继芬、何文哲等）及敦煌、吐鲁番文书，考述了寓居长安的诸姓胡人身份、居所分布和职业（仕宦或行商）活动。二是对2000年西安发现的安伽墓志和前一年太原发现的虞弘墓志（身份均为粟特人聚落首领“萨保”）及石棺雕刻图像进行仔细分析，探讨了萨保（又译萨宝、萨甫、萨薄）的地位、职责和相关活动，以及粟特人的宴饮与歌舞，出行与经商，狩猎与种植，祆教信仰和丧葬仪式等生活状况，并以《安万通墓志》与《元和姓纂》、吐鲁番文书相印证，说明北魏时期就在中央和地方设置萨保官职，更新了上述向先生之说。三是以1980年在西安发现的唐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为中心，考察了波斯人入华与景教的传播，发现此李素（字文贞）无疑就是名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Luka（叙利亚文）/僧文贞”；从其任职司天台，联系到唐代传入的历算书《都利聿斯经》和《聿斯四门经》，会通中外学者的研究，证明其本为托勒密的天文著作，“条理出唐朝与波斯天文历算之学交往的脉络”，从而彰显了希腊天文学经波斯、印度而传入中国这一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大事。晚近其他优秀学者的类似重要研究成果还有不少，恕不能一一列举。总之，荣新江教授的这部著作标志着我国此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世界性学问，需要许多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专门领域的高水平学者分工合作，努力从事。严格说来，我国具有这样水平的人才还不多，研究的薄弱点仍然不少。正如刘迎胜教授在《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文末所说，中西交通史等传统学科，“至少在汉学与伊朗学相交叉的范围内”，面临着“知识、课题甚至研究方法上的更新问题”。我想，其他研究领域也有同样问题。例如，近来我国伊斯兰民族史的研究很受重视，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阿拉伯、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和中西交往的资料很丰富，我们仍主要依靠外人的不完全译著，很少进行直接的系统的介绍、翻译和研究，而结合汉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显不足。需要我们做的工作非常多，这些工作都要求具备足够的中外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多方面知识，兼通汉学和“蕃学”。期待我国新一代具备这些条件的学者在向达先生等前贤奠定的扎实基础上，在各自的专长领域做出更多如荣新江教授那样的优秀成绩。

（原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H.Franke，“Tan pa，A Tibetan Lama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Orientalia Venetiana 1 （1984）；“Sha lo pa（1259—1314），A Tangut BuddhistMonk in Yuan China”，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Festschrift fur Hans Steininger zum65. Geburtstag（Konigshausen：Neumann，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