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探讨中华多元文化的学术论集

从“支那”名称来源诸“新说”谈起——关于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问题

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学术规范问题近来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原因是在如潮涌般出版的著作和刊物中，学术“失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记得在一次研究生导师座谈会上，有位理科教授对某些人文社科学者论著之多感到惊异，表示文科学术著作的水平很难评判。我冒昧发言，认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水平的鉴定也有明确的标尺，和理科是一样的。如史学论著，一看作者是否了解该课题的前人研究情况，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及未能解决的问题；二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相关资料，并在资料上比前人有所扩展；三看所用资料是否经过检验，用科学的方法考辨其真伪、异同并作准确的解释，如同理科之通过实验获得准确数据。这三条标准都相当明确，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来衡量。这三条都必须在相当程度上达到标准（或称“到位”），其研究才能有所“创新”。如果连相关的基本材料和前人研究情况都没有弄清楚，又不能掌握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必要的研究工具（如语言知识），凭想象设定一个“新说”，任意找几条适合需要的材料（还往往是从他人书上转述而未经验证的）就敷衍成篇，是称不上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近20来年还有学者发表长篇专题文章，或在其学术专著中，研究“支那”（China）名称的来源问题，提出不同的“新说”。当然，尽管此名源于“秦”国名之说经前贤反复论证，早已被中外大多数学者接受，却也并非没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但是，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没有认真阅读有关著作并对其中的论证进行辨析，就断然否定此说，径自发表自己的“创见”，那就十分荒唐了。

1979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苏仲湘先生的《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指斥“支那”一名源于“秦”国名之说“如沙上聚塔，难以成立”。他举出的理由是：在“其基本内容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经出现“支那”的称呼；“一般被定为公元前四世纪的作品”的憍怟厘耶《政事论》，也提到“产生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古波斯在弗尔瓦丁神赞美诗中出现了‘支那’的转音‘赛尼’，有人估计，这可能是早于公元前5、4纪已经写成的作品”；还引了《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一句提到“希尼国”的话，并谓《旧约》各部分形成于公元前12、11世纪之交至公元前3世纪。苏文就是据上述几条证据断定“‘支那’一词的出现要早于统一的秦皇朝的出现”，因此不可能来源于秦朝之名。

苏文所举的三部印度古籍都非常有名，学者们做过许多研究。遗憾的是，苏先生既没有注明史料出处（“支那”之名见于其中的何章何节，原文是何写法），也没有提到任何一种前人的研究。我对印度学完全外行，为核对其论述准确与否，查了一些工具书和印度史著作，疑窦丛生而不得要领。所幸《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就发表了汶江先生针对苏文而作的《“支那”一词起源质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这三部印度古籍相关部分（“支那”一名见于《罗摩衍那》第四十二章十二节，《摩诃婆罗多》第二篇《大会篇》二十三章十九颂，《政事论》［汶江先生按原意译为《利论》］第二卷十一章一一四节）的成书年代，实应在公历纪元前后迄二三世纪；特别是将《利论》与阿育王碑的语言和所记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比较，证明大多数研究者的《利论》成书于公元1—3世纪之说是正确的，并指出憍怟厘耶之名系出伪托。此文所论多引据权威印度学家的著作和古籍原文，论证详明，令人信服。

至于苏文所举“古波斯的弗尔瓦丁神赞美诗”，不仅未引原文，连此诗见于何典，或作者是根据哪篇文章哪部书转述的，均不作交代，更令读者无从复核。凭粗浅的伊朗史知识，我想此诗当出于琐罗亚斯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及读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on Marco Polo）中的CIN条（页264—278），始知所谓“赛尼”（原文S5ini）一词见于《阿维斯陀》中的“雅诗特”（YashtⅩIII），伯希和认为，无论从方位或名称看，此名是否可以勘同于中国都很可疑。苏先生何以就能确定此名为“‘支那’的转音”呢？其所引《旧约·以赛亚书》中提到“希尼国”的一句，据称“中文《旧约》译本径译为‘秦’，此改”，则应利用了汉译本和外文本，但《圣经》汉译本和其他文字译本很多，作者用的是哪几种？所改译之名的原文是什么？又何以知其出现年代早于秦朝呢？如此复杂问题，他的文中竟无一语论及！《阿维斯陀》和《圣经》的语言、文字和年代学研究都是极专门的学问，其艰难复杂程度超过“国学”中的今古文《尚书》考证，研究论著甚多（仅1963—1970年出版的《剑桥圣经史》就有三大卷）。我对这两部经典没有研究，对苏文的举证只好存疑。按学术研究的一般规矩，作者对引证的材料应该作出必要的说明，即使只是转述他人之说也应注明出处，而苏文的引证是完全不合学术规范的。

苏文根据上述未加验证又不注出处的“史料”，对前人有关“支那”一名源于“秦”国名的考证也不作辨析，就轻易地否定此说，而提出此名源于先秦时代南方“荆”国名的新说。汶江文中已举多证详细辨析其史学上的证据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此不赘。笔者仅就苏先生对语音的解释作些评论，因为这是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很重要的科学方法问题，此类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因审音不当以致勘同错误的情况不时出现，故以此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苏文说：“从‘支那’一词的本音来分析，‘荆’为颚音，‘秦’为齿音，尽管‘秦’古音当头带有颚音，二者相较，‘荆’的音也更为接近，符合这个称呼的本来状况。”我想苏文这里所说的颚音、齿音，应该是指声母，但不知道苏先生根据的是哪一部语音学或音韵学著作。按笔者的粗浅了解（主要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我国传统音韵学将唐末守温所创、经增补而形成的三十六字母，分为唇、舌、齿、牙、喉五音（后加半舌、半齿，为七音）。“荆”，《广韵》“举卿切”，为见母庚韵开口三等字，读kǐe。见系（见k、溪k‘、群g‘、疑）字，古称牙音，王力先生按其实际发音部位（舌根接触软腭发的音）称为舌根音（或软腭音）。见系的隋唐音是与先秦音相同的。直到明清间，见系细音（齐齿呼、撮口呼）才因腭化作用变为古所谓“齿音”的舌面音（舌面前部与齿龈上腭间接触发的音，今汉语拼音作j、q、x）。可知“荆”字的古音和今音（jing）是不同的。“支那”是梵文Cīna一名在古代汉译佛经中所用的音译名之一（还有“至那”、“脂那”等异译）。据《大般涅槃经·文字品》（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梵文Ca辅音（不加元音符号者皆带-a）用“遮”字译写，注为舌齿声；Ka辅音译写作“迦”，注为舌根声。近代的梵文语法书称Ca组辅音（Ca、Cha、Ja、Jha、Na）为硬（上）腭音（palatal），Ka组辅音为软腭音（velar），发音部位和方法都不同。所以梵文的Cīna是不可能和“荆”字古音相对应的。苏先生大概是用“荆”字今音来与“支那”（梵文Cīna）对应，导致产生错误的联想，并为此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论证，其结论正是“如沙上聚塔，难以成立”的了。

1985年出版的沈福伟先生所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又特设一节讨论《支那名称的来源》，仍举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见有“支那”之名，不过表示其中的“地理部分大致成书较晚，不早于中国的汉代，所以很难确定具体年代”，但他认为憍怟厘耶的《政事论》是“有确实年代可称的”，因为“憍怟厘耶据说曾任月护大王（公元前320—前315年）的侍臣”。沈先生也没有注明他这段论述的出处，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从他讲到两部印度史诗“地理部分大致成书较晚”及在《政事论》下括注“2，11，114”（汶江文中说明的相关记载之卷、章、节数）看，他似曾读过汶江之文，却一字不提，完全不理会汶江文中关于《利论》（即《政事论》）成书年代和作者真伪的考证。论述和举证史料不注出处，无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沈先生也举证了古波斯资料：“大约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的古文献记下了在它东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在费尔瓦丁神的颂词中有称中国为支尼（，S5ini）的。”只是神名的汉译与苏文有一字之差，且径谓此颂词称中国为“支尼”。他和苏先生一样没有注明这条资料的出处，也不作任何解释，读者无法查证其神名的汉译所据原文是什么，颂词中所谓中国的名称何以括注了和S5ini两种译写。史学著作只有所述内容属于人们熟知常见的史实时，才可以不出注，而“古波斯文献”却是学术上非常复杂的问题，岂能如此轻忽！被称为《阿维斯陀》的琐罗亚斯德教圣典，其形成、编集、书写、定本的年代以及语言文字的解读等问题，国外学者做过大量研究，迄今仍然有不少未能解决。据《剑桥伊朗史》（卷Ⅱ，米底亚与阿契美尼德时期，1985年出版；卷Ⅲ，塞琉西、帕提亚与萨珊时期，1983年出版），它开始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口传演变，只是在萨珊时期才达到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圣典的定本形态（Ⅱ，页664）。亚历山大征服的结果，使伊朗宗教的现象几乎完全被希腊化浪潮所淹没，在塞琉西朝和安息朝的钱币上看不到一个伊朗神像；仅有少数事实证明本土宗教在这个时期的残存（Ⅲ，页866）。琐罗亚斯德教传说把采取措施保存《阿维斯陀》及其注释（Zand）归之于安息朝的沃洛加西斯（Valakhsh= Vologeses）时，这可能意味着此圣典最初被用帕提亚字（Parthian script）书写下来的时间（Ⅲ，页1159）。公元1世纪的伊朗出现了许多革新——本地术语逐渐取代了希腊语，钱币上出现了帕提亚铭文；被视为琐罗亚斯德教百科全书的中古波斯语（Pahlavī）文献《登卡尔特》（Dēnkart，成书于9世纪）记载，安息朝沃洛加西斯时代收集了文献和编集了《阿维斯陀》（Ⅲ，页691—2）；看来是沃洛加西斯一世（51/2—79/80）开始收集圣典文本，后来发展成《阿维斯陀》；不过专家意见倾向于不接受安息时期存在的《阿维斯陀》是书写本而非口传本的观点（Ⅲ，页85，注见M. Boyce的《中古波斯语文献》和H.W.Bailey的《九世纪著作中的琐罗亚斯德教诸问题》）。安息时期，阿维斯陀语已成为死亡的教堂语言，《阿维斯陀》是用从源自阿拉美字（Aramaic）的钵罗婆字（Pahlavīscript）派生来的字母写下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字母创造于萨珊朝库斯老一世（KhusrauⅠ，531—579）时，但很可能更早在沙普尔二世（Sh5pūrⅡ，页309—379）时期（Ⅲ，页161），所以一般就说《阿维斯陀》成书于萨珊时期。原本现存者仅四分之一，最古的抄本是晚至1323年写的（Ⅱ，页665）；“没有那一部分《阿维斯陀》的年代可以确定”（Ⅲ，页1159）。诚如Mircea Eliade主编的《宗教百科全书》（1987年纽约—伦敦出版）Avesta条所说，由于口传历时久远，加上其所用的文字系统及历来的手写本传抄带来的问题，“意味着《阿维斯陀》研究在语言学上属于最困难、最复杂者之列”。可见随意说其中某颂为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并引证其“记下”的专名，在学术上是多么草率。至于“费尔瓦丁神颂词”（Farvardīn Yasht，《阿维斯陀》的Yasht），是供献给阿维斯陀语作Fravashis诸神之祝仪的，此Fravashis列在“非迦泰起源诸神”（deities of non-Gathic origin）中，包含两类：“一是已故正直者的灵魂，如英雄和祖先，二是所有生物的先在幽灵（近代通神论者称为astral bodies灵体），甚至包括阿胡拉·马兹达”（《剑桥伊朗史》Ⅱ，页677；Ⅲ，页414）。在Farvardīn Yash（t143，144）中提到五个民族：Aiyria（雅利安）、Tūiry（a图兰人）、Sairim（Sarm种族）、S5inu和D5hi，后两者的勘同不能确定（《剑桥伊朗史》Ⅲ，页409，注见Christensen：《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哥本哈根，1928年；Pourdavoud，Yasna［Avesta的一部］，孟买，1934年）。著名的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Behiston铭文记载了当时所知的23个族名（有粟特和塞种），后来的铭文资料所列民族表增至30—31个，希罗多德所记族名多达57个（《剑桥伊朗史》Ⅱ，页244—6），均无可以比定为中国的名称。可见说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就记有中国名称是完全靠不住的。晚出的伊朗远古传说确有神话时代的Karsh5sp王曾战胜过中国皇帝，Frēdōn王将图兰（Tūr5n）和中国（）分封给次子图尔（Tūr）等故事（《剑桥伊朗史》Ⅲ，页372，432）。但这当是对萨珊诸王“功绩”的夸大反映，与古波斯文献毫无关系。(www.xing528.com)

以上只是读伊朗通史著作所得的基础知识。我对古波斯宗教经典和语言文字没有做过研究，不敢谈这样高深的问题，只想指出做研究工作应对所用史料先有基本的了解。本文主要评论的是沈先生对“支那”名称来源提出的“新说”。他据所举《政事论》中有Cīnapatta字样（意为产生在中国的成捆的丝），认为“在印度人那里，‘支那’一名是和丝绢的运输不可分开的。这个重要的事实，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波斯人最早知道的‘支尼’，也是和丝绢的输入联系在一起的。”他接着说，“商周以来制造的丝织品，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输出境外的当然也是这种绮，所以西亚和印度最初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的绮国，而非秦国”。“不论波斯文或梵文中的中国名称都不是称霸西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的对音。”这段以斩钉截铁口气表述的“新说”，竟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为证，令人骇异。绮诚为古代精致的丝织品之一，但作者根本无法证明它是主要输出品或输出丝织品的总名，可置不论。①这里单就沈书所谓“绮国”的“绮”字的对音来评论。按《广韵》，“绮”字作“祛彼切”，为溪母纸韵开口三等，读k‘ǐe，声母为牙音（舌根音），和梵文舌齿声（硬腭音）C辅音起头的Cīna是完全对不上的。看来沈先生也是用此字经腭化后的今音qi来与梵文Cīna“对音”了。而“秦”字，《广韵》作“匠邻切”，为从母（齿头音）真韵开口三等字，读dzǐen，与梵文Cīna对音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审音勘同只是名物考证的一方面，还需要提供史料依据，前贤已就“支那”源于“秦”国名之说提出了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新疆地区的东汉石刻等大量史料证据，佛经本文的古代汉译直接将梵文Cīna还原为“秦”，如《大方广庄严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普曜经》等，都是确证。沈先生似乎没有仔细翻检汉译佛经，把它和译者加注的“汉言”、“晋言”、“隋言”等对梵文的解释混同起来，认为都是“代表一定历史年代的中国”，以此否定“秦”为梵文Cīna的复原汉译，实在是太草率了。

上世纪20年代，我国先进学者已经指出，我国学术界在边疆民族史地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落后于外国的东方学家，亟需扩展研究的工具，借鉴人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学会运用语言学的审音功夫。②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研究有很大进步，掌握审音功夫已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基本要求，但有的学者好像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例如，2004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发表的《简论汪大渊对印度洋区域贸易的考察》一文，在考证《岛夷志略》记载的印度地名“古里佛”时，竟说“古里对译Kollam”。按Kollam（或Kūlam）就是《岛夷志略》所载“小具喃”之“具喃”和《大德南海志》所载“大故蓝国”之“故蓝”的对音，《元史》中此名作“俱蓝”或“阁蓝”。喃、蓝两字都属“咸”韵，是-m收声字（古汉语的-m韵尾在元代还保存），而舌音的泥（n）、来（l）两个声母互换的现象很常见，所以用这两个字对-lam音十分准确，而古里的“里”字则和-lam音完全对不上。经长久以来中外学者研究确定，“具喃”（俱蓝）即今印度半岛南端西侧的奎隆（Quilon），“古里”即今印度西南岸的科泽科德（Calicut），位于奎隆西北好几百里。

审音方法只是史学研究的手段之一，而且掌握一定的汉语音韵学知识和相关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就可以运用，但对做名物考证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

《穆天子传》所记其赠送的丝织品是“锦组”；《汉书》载送给出嫁乌孙的细君公主“锦绣”；文帝赠匈奴单于“服绣袷绮衣（颜师古注：以绣为表，绮为里也）、长襦、锦袍各一”，丝织品则为绣、锦、赤绨、绿缯；匈奴喜爱汉朝的物品总称“缯絮食物”；贰师将军遭匈奴伏击败降后，单于向汉朝要索“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如颜师古所说，缯是帛（丝织品）的总名，《说文》谓“绮，文缯也”，可以为证。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册，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