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建设成果：《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

浅论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建设

历史学的任务，首先就是求得以往发生过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影响之种种事件的真实情形，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解释。历史事实主要依赖文献记载留传下来，但因记载者生活时代、所处地位、所持立场、所据材料的来源，以及当时当地的语言文字等种种差异，加上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脱讹窜易，分歧、讹误以及难解之处甚多，需要进行缜密的整理、考订，方能求得历史的真实。所以说，历史文献学应该是历史学最基础的学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各类文献中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边疆民族历史资料（包括汉文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因此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我国历史文献学中属于比较特殊的学术领域，要求既具备良好的汉学素养，又兼具相关民族的历史、语言知识。研究中国历史，无论哪一个朝代，都必须包括边疆地区和民族，但研究者不可能兼通各种民族的语言文化，因而，以往的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一般是分别归入不同民族研究的专门领域，如突厥学、蒙古学、藏学、满学等。然而，边疆民族历史文献中许多问题，例如汉文文献中民族历史资料的搜集、考订，民族文字文献中与他种文字相关史料的正确解读，以及多种文字史料的比较研究，又并非仅通某特定民族语言文化的专家所能独力解决，而需要各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可以立一个“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名目（并非别创学科），探讨各民族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共同的问题和学术规范，提高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

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共同点是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

就汉文文献来看，先秦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中就含有丰富的边疆民族资料。自《史记》创立匈奴、大宛、西南夷等列传以来，我国历代“正史”中大多立有边疆各民族的传记，其他各类汉文史籍中的边疆民族资料也非常多。拥有如此悠久而连续不断的有关边疆民族相当全面的历史记录，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是我国研究者具有的优势。但是，有关边疆民族的汉文史料非同一般，主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各民族名物制度的译语（人名、地名及部族、官制、宗教、习俗等名称）。准确了解这些译名在记载当时的读音和意义，对研究有关民族的族属族源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缺乏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弄不清这些译名的准确读音及其意义，就无法正确利用历史资料，甚至无法校订汉文史籍中常见的文字错讹。例如，突厥称号“特勤”（tegin，可汗子弟），在新、旧《唐书》中均误作“特勒”，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注意到有些文献写作“特勤”，但他采取了两《唐书》的错误写法。元初耶律铸居和林城，得以亲见和林东北尚存的唐《阙特勤碑》，①其汉文碑文（唐玄宗御书）中此名即作“特勤”，他据诸突厥部之遗俗仍呼可汗子弟为特勤，与此碑合，遂断定两《唐书》之“特勒”为误。此号在五代宋元时期回鹘（畏兀儿）人中一直使用，有“狄银”、“的斤”等异译（均为tegin的对音），屡见记载。然而，学识渊博且长于考据的顾炎武，明明见到另两通唐碑中均写作“特勤”，却仍以两《唐书》之“特勒”为准，而斥碑文为书写之误。惟钱大昕坚信碑文不误，认为应据碑文订正史传（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自近代发现并解读突厥文碑文后，“特勤”之号终被证实，学者尽人都知道了。钱大昕精通音学，考据缜密，但他却误以畏兀儿国主称号“亦都护”（iduq-qut，意为神圣幸福）为突厥官号“叶护”（yabghu）的“转声”，后之学者多沿其误，可见要正确地解读有关边疆民族的历史文献，难度是相当大的。考释其中所载诸种名物制度，先要弄清不同时代汉字译名的读音，然后才能对各种文献记载的不同译名以及民族文字文献的记载进行勘同。如《魏书·高车传》说：“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此狄历、敕勒就是隋唐载籍的铁勒，因为“敕”古音为透母（t’），钱大昕谓读如“忒”，和“铁”字是同母的，均为高位前元音入声韵。但有人以《晋书》所载赤勒、涉勒两个部落名也是敕勒、铁勒的异译，就很勉强，因为“赤”古音昌母，“涉”古音禅母，与“敕”、“铁”对音不合，而且史实证据也不足。铁勒（敕勒）之名，最早解通突厥文碑的Thomsen认为是T6lis音译，后来多数学者采取此名即是Tǘrk（突厥）或其复数形式Tǘrkler之音译的说法，其首字都与“赤”或“涉”字读音不合。清代后期以来许多学者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成绩颇著，但在名物制度的解释上经常出错，如或谓元代西北地名叶密立（Emil）“即今伊犁（Ili），一作阿力麻里（Almaliq）”；或谓根据“声音之转变”，可知俄罗斯（Ros，蒙古人读为I ros）就是古代乌孙的后裔；或谓铁勒之同罗部（Tongra）得名于独乐水（Tughla）；或以为蒙古的“台吉”（taiji，源于汉语“太子”，清朝为蒙古王公爵位）是从突厥称号“特勤”转变来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皆由失于审音及不通民族语言所致。19—20世纪间，国外东方学家注意研究我国边疆民族史地，他们掌握汉语和其他东方语言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加以获得我国边疆许多地下文献和实物资料，其成绩就优于同时代的我国学者，如沙畹（E.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以及他对诸高僧西域行记、宋使臣北国行记的研究，伯希和（P.Pelliot）的有关西域、蒙古、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等等。所以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中指出，我国学者多数不善于解决历史上“四裔”的问题，如丁谦的诸史外国传考证就不如沙畹等人的研究成绩。

20世纪下半叶，我国研究者在整理边疆民族历史文献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如编集出版了正史中的历代少数民族传记汇编，还出过多部从各类文献中搜集来的不同民族的历史资料集。但像岑仲勉《突厥集史》那样搜辑较完备且加有校释的文献汇编还不多，多数只限于将资料汇编在一起。这个时期我国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似乎着重于通史、专史著作的编撰，较少用力于相关文献的整理考释，这和国外学者研究我国边疆民族史所做的精细文献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如德国华裔学者刘茂才的《东突厥史的中文史料》（德文，2卷），澳大利亚C.Mackerras的两《唐书》中《回鹘传》的译注（英文），法国J.R.Hamilton的《五代回鹘史料》（法文，此书附录《十世纪突厥语的汉文对音研究》，考证各类名词60个，十分有用），护雅夫等的《正史北狄传》日译本，A.F.P.Hulsewé的《汉书西域传》（含张骞、李广利传）译注（英文），内田吟风的《中国正史西域传译注》等等，大多含有用汉文资料与民族文字资料进行对勘比较的考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学者对国外资料和研究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促进了研究的进步。但学术闭塞或抱残守缺，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十分隔膜，还在用“同音之讹转”、“音变”、“音差”来解释译名的情况仍然存在，如“考证”车师国系因其人善于造车而得名，高昌一名系高车之讹，亦都护称号来源于汉代都护之类。尤其是不具备民族语言的基本知识，就很难做好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如《钱大昕全集》校点本在涉及钱氏的蒙元史文献研究部分，就往往搞错，其《元史考异》：“班朱尼河，《秘史》作巴勒渚纳浯儿纳，浯儿者，海子也。”按“纳浯儿”（na’ur）为蒙古语湖泊之意，应标点作“巴勒渚纳浯儿，纳浯儿者，海子也。”《元进士考》中一条：“燕质杰，贯陵州，怯列歹氏。……祖妥桓本爱马里钵可孙。”“妥桓”（Toqon）是蒙古人名，“爱马”（ayimaq）意为部落、投下，“钵可孙”（bokesun）是掌管马驼饲料的官职名，所以应该标点为“祖妥桓，本爱马里钵可孙”，是说这位进士的祖父原为某贵族部内掌管饲料的官员。校点本朦胧地连在一起，读者无法理解。

由于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历史文献中用以译写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读音，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需要运用音韵学知识弄清不同时代文献中不同民族语译名的准确音读，同时具备一定的相关民族语言知识，才有可能正确复原而求得其意。这就是所谓“审音勘同”的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和民族文字史料互相补充，还可以彼此订正讹误之处。掌握这种方法，应是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的一项共同性的要求。(www.xing528.com)

我国许多边疆民族历史上创造并使用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其中有些已经废弃，有些至今还在使用），留下丰富的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碑刻、简牍、文书、史籍等）。19世纪末以来，在蒙古、新疆、甘肃等地区陆续发现大量古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粟特文、佉卢文，以及用中亚婆罗谜字书写的塞语、吐火罗语等多种文字的碑刻和各类文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边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献。世界东方学因这些文献的发现与研究而得到蓬勃发展，出版了大量各种文字文献的原文（摹写或影件）、拉丁字转写、译文和考释的汇编或专集，以及语法和词典类书（可参看1984年日本同朋舍出版的《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第四卷）。但长期以来，这些主要都是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绩。还有大量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和现仍使用的藏文、蒙文、维吾尔文（从察哈台文发展而来）、满文、傣文等碑刻与文书、史籍，以及有关我国边疆民族的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域外文字文献，其整理、研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我国前辈杰出学者也早已注意到民族文字和域外文字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并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且作出卓越成绩，如陈寅恪先生的《元代汉人译名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篇，韩儒林先生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的名称》等篇，翁独健先生的《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等篇，邵循正先生的《〈元史〉〈史集〉所记世祖后妃考》、《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等篇。限于历史条件，上世纪前期能够从事历史语言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有了长足的进展。例如出了古突厥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西夏文古文献的汇编和译本或译注本，其中若干部译注本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然而，就边疆民族多语种历史文献研究的总体而言，业绩和水平与世界一流的差距依然比较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文字（尤其古文字）历史文献较完备的、译注较精确的汇编还很少；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作过专深研究并有所发明者较少，多数论著所用各种民族文字资料一般是利用了他人译本和注释成果来做文章，难免人误亦误。有些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翻译与解释还不是很准确，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解读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文字，就是现存的边疆民族语言，其读音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古今并不一致，即使是精通某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由于对历史语言学和相关专门领域历史文献学不太熟悉，缺少了审音勘同这一关，难免用今音译读古代民族文字文献中的名物制度，因而出错。如有一部《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本）的新译和注释著作，作者用现代普通话来读明初汉字，用现代蒙古语读音来复原古蒙古语，语言学、历史学和文献学修养均不足，以致错误百出。例如不了解古蒙古语用q、k两个不同辅音分别与后元音、前元音拼写，明初音译者也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现，硬将“兀鲁黑”（uruq，后元音词，意为亲族，后裔）改成“兀鲁克”（ürük，前元音词，意为宁静，敦厚）；不懂得汉字“赵”的当时读音（澄母小韵开口三等，韵母为ieu），而说音写本的“札忽惕”（Jaqut，当时蒙古人对金朝人的称呼，即元代的“汉人”）就是宋朝国姓“赵”的蒙古语复数；把“速图”（sutu，意为“有洪福的”）按现代词义解释为杰出的、英明的、伟大的，译成“英烈”、“圣明”。诸如此类，全乖原意（参见亦邻真《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近年来，民族文字历史文献译成汉文者很多，大大方便了不精通民族文字的研究者，可谓功德无量。但如果用民族文字今音译读其古代文献中的各种名称，常常与当时汉文史籍中的译名差异甚大。这样的译音用字和该史料所记载时代的汉字读音很不一致，不便于与汉文史料进行勘同，而这种勘同正是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任务。近20年不少藏文史籍译成汉文，对学术进步贡献很大。初期的藏文史籍译本，同名异译的情况非常多，后来渐渐趋向规范，尽管大多是用今音来译读，但约定俗成，大家也习惯了。不过，是否可以在译音用字的选择上作些微改进呢？例如，松赞干布的父亲Nam-ri slon-btsan，通常都译成囊日论赞，但Nam在唐代是读为“南”（-m收声）的，汉文“南”字当时就是译写成藏文nam，而“囊”字为泥母唐韵，汉文史籍中用此字译写藏文的nang（意为“内”），很确当，唐代文献就译写为“曩”（如nang-blon chen-po，译为“曩论掣逋”，即内相，见《新唐书·吐蕃传》）；元代这个藏语词也是译为“囊”，如《元史》中载有帝师在京的“囊八总管府”，藏文史籍译者将萨斯迦的内务官nang-chen译为“郎钦”（有些方言读n-为l-），就和《元史》的“囊八”对不上了。藏文的khri，今多译写为“墀”或“赤”，不过唐代文献则多译写为“弃”、“乞力”（后一字前加b-音时），皆用溪母字译写，而“墀”为澄母字，“赤”为昌母字，似皆不合藏文khri的唐代读音。

上面说到外国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有关我国的历史资料，同样需要通过审音勘同才能正确地用来和我国史料互补互校，以丰富我们的研究材料（尤其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举例说，印度人把我国称为Cīna（古译“支那”），见于公元前3世纪的梵文文献，这就是后来China之名的起源，伯希和考证此名来源于其时我国的秦国。晚近有人在专题论文或专著中讨论此名，或谓我国西南地区与印度交通甚早，乃考Cīna一名应来源于古楚国的别称“荆”；或谓我国很古就出口丝绸到印度等外国，据此提出Cīna当来自丝绸之名“绮”字。殊不知“荆”字古音为见母，读kieng；“绮”字古音为溪母，读k’ie，与Cīna对音根本不合，而“秦”字为古读从母（dz），正可与同属齿头音的C（ch）对应。唐代史籍的“拂菻国”，曾被考释为Farang（＜Frank，元代译为拂朗），不知“林”字古音为-m收声，读liem，与Farang第二音节不合。经伯希和缜密考证，“拂菻国”就是罗马Rum一名通过中介民族语言演变后的译音，现学者已尽人皆知，但晚近仍有人提出“新见”著文讨论，而略不顾及古音之审读，益见学术研究讲究科学方法之重要。

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仅需要语言学的知识，还需要对相关民族以及同时代中原的制度文化有相当认识，才能进行比勘以作出正确解释。汉文史料的记载者对边疆民族的制度文化难免有误解、曲解，甚至轻视、污蔑的地方，应该加以分析辨别；民族文字史料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藏文史料中以宗教观念记述和解释历史事实，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事实真相。这些也都需要与他种史料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不能盲从。例如藏文史籍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将吐蕃三道（chol-kha gsum）作为第二次供奉授予八思巴，于是被理解成了授予八思巴及其继任者（历辈帝师）的封地，就是一种误解。

我国边疆民族很多，民族文字史料也多种多样，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可能通晓那么多语言文字，所以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仍需依靠各民族历史学、语言学专家。我这里提的所谓“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并非要标新立异，仅仅意在提出要把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作为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来抓，由相关的各专门领域学者共同探讨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做细做好，在此基础上才能写出高水平的民族史著作和通史、断代史著作。

（原载《安大史学》第一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89年，俄国由俄人雅德林杰夫（Н.Ядринцев）率领的伊尔库茨克地理学会探险队于鄂尔浑河重新“发现”此汉文—突厥文碑，次年芬兰学者也前往考察。1892年，芬兰乌戈尔学会将所得汉文—突厥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公布。1893年，丹麦学者陶木生（V.Thomsen）将碑铭之“卢尼字”突厥文创通。参见韩儒林1935年所撰《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原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