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视野
一个学者毕生的事业，就是在浩瀚无垠的知识海洋中，增添点滴新知而已。而这点滴新知的获致，首先需要从认真吸取学界前贤的研究成果做起。拙著《中国经济史(第五卷)》[2]以10—13世纪即宋辽夏金时期的经济运动为研究对象，200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此书于1997年年中敲定提纲，随即进入熟悉学界成果的阶段，认真研读近十年来陆续刊布的数十种论著和近千篇论文。这是因为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本《宋辽夏金经济研析》[3]，对十年前的研究状况比较熟悉的缘故。这个阶段持续两年，直到1999年8月才正式进入写作状态。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初版序言”中说:“这部书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我在拙著的“后记”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也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没有海内外诸多学者数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和扎实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一本《中国经济史(第五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在此，谨向诸多给予我启发、教益的师友和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www.xing528.com)
再以2007年发表的拙文《从南宋义役看江南农村治理秩序之重建》[4]为例。其实大陆宋史前辈聂崇岐先生早在60年前发表的《宋役法述》[5]就已述及“义役”;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在抗战烽火的颠沛流离之中写就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部分)》[6]，其中亦有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于1941年出版的专著《宋代财政史》[7]中搜集了部分“义役”材料，其后又有周藤吉之《南宋における义役の设立とその运营》[8]和伊藤正彦《义役————南宋朝における为社会的结合の一形态》[9]补充了不少材料。台湾学者王德毅先生1968年撰就《南宋义役考》[10]，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南宋的农村经济》[11]中也有专章述及“义役”。大致而言，日本学者考证多而评论少，台湾学者褒扬多而批评少，大陆学者揭弊多而肯定少。如我国宋史大家漆侠先生在其《宋代经济史》[12]中批评说，义役“不过是挂着义字牌号的差役”，甚至不如差役;而台湾学者黄繁光先生则称南宋义役是“地方公益性半自治社团”，具有进步性质[13]。两种观点截然相反，说明此课题尚有推进的余地。拙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认识的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将义役区分为“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两种类型。在义役初兴阶段，以民间主导型为主;在义役向各路推广阶段，两种类型并存;而自南宋中叶以后，政府推广型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学界尖锐对立的两种评价，其实各有其相对合理的依据。亦即若就民间主导型义役言之，黄繁光先生“进步说”言之有理;若就政府推广过程中形成的官督民办型义役，特别是其中因胥吏、役首和不良豪强相互勾结而致义役发生制度变异者而言，漆侠先生的“不如说”亦持之有据。若不分类型，统而言之，则各执一端，各有所据，吾等不知何所适从了。由此可知，不仅拙文的题目是从研读学界成果中发现的，而且拙文之所以能够在现有认识水平上推进一步，也是受到学界启发的结果。笔者的体会是，是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否虚心学习海内外前贤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能否登堂入室、窥得堂奥的必备初阶，这也是现在的硕、博士论文开头必须有学界成果综述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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