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区域经济研究：南方优于北方，关中苦于发展

七、区域经济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有明显起色，但起点过低。

(一)中原经济区

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入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二)东南经济区

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年)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年)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指出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年)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铜、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富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题，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www.xing528.com)

(三)西川经济区

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夔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四)中南经济区

该区大致指唐代山南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年)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五)广南经济区

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展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年)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近有郎国华博士《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岭南地区至宋代已从“化外之地”转而“融入全国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