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内和海外交通网络-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六、域内和海外交通网络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年版)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一)关于陆路交通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1989年第3期)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登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入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年)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入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二)关于水路交通(www.xing528.com)

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入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顺流入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入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卷，1986年)，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年)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三)关于港口和域外交通

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宋代海上交通范围扩大是其时交通网络之最大变化。开创性研究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出版社1929年版)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书)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出版社1956年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出版社1981年版)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阇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