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业板块南移带来的经济错动——《两宋社会经济研究》成果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与经济重心南移

(一)关于农牧业经济板块的错动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区域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年)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入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年;《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鳞《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星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年)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书)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二)关于经济重心南移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www.xing528.com)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言，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出版社1944年版)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版)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988年版)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入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1993年版)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期)指出，在唐前期138年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年)，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年)，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85年2期;1986年第1期)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年第2期)。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