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研究的内涵及学界轨迹

小引:“唐宋变革期”的内涵和学界认识的轨迹

在历史学人的视野中，重视变化，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唯有如此，才能够厘清制度的沿革、世态人心的迁转，进而从中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最终体现史学的镜鉴功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强调在纵比与横比中发现历史的变化，以求做到“变中见异，异中见性”(《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同样的见解也见于宋史专家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中，他说:“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这些主张，都是从贯通的角度强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这种学术研究的思路，摆脱了旧时代史学以王朝兴替为依归的窠臼，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大进步。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假说”，产生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narrative)体例”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整个社会学习西方所造就的“学术生态”的氛围之中(《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刊于《唐研究》第十一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同样体现了对历史变化与长时段研究的重视。这个假说的影响力日益深广，给今日中国的唐宋史学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和范式。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唐宋史学者注意从唐宋变革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各个侧面，而关于“唐宋变革期”的界定也众说纷纭。台湾学者柳立言指出，所谓“变革”，不是说一般性的变化，而是指“转型之变”(Transformation Change)、“根本之变”;作为“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的“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8世纪的中唐，终于10世纪的宋初(《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又见柳立言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笔者深表赞同，引为同调。但是，柳氏对唐宋变革期的时段严格限定，却显得过于拘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假说”的提出，对于启发和推动学界重视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可是，证成这一假说并非今日学者们的主要任务。我们更多的是要从这个假说中得到一种启发，以探究唐宋之际的变革为突破口，重视对种种变革的提炼总结和背景原因的分析，最终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轨迹和内在脉络的理解与把握。变革是引发性质改变的变化，自然不能将变革与一般的变化画等号;但是，变革之后的平稳时期的历史现象，未始不可以用来反映变革的内涵及其影响。因此，将整个宋代甚至南宋时期的少数史实纳入唐宋变革期的研究之中，既是文献不足征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这个考虑，本文所涉成果就不限于对中唐至北宋初年这个时段，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一领域的学界成就，而不论文章作者是否意识到了其间的转变。

对于“唐宋变革假说”，中国学者经历了一个从学术自发到学术自觉的认识历程。最初阶段是唐宋史贯通研究思路的萌发阶段，大致可从1903年梁启超等人为新史学奠基算起，直到19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先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史学筚路蓝缕的拓展，学界逐渐摒弃以朝代的更替为断代史研究圭臬的传统思路，开始以长时段、贯通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史重新进行分期，突出了不同时期的变化。接下来是中国史学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古史的研究。1954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敏锐地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陈寅恪《论韩愈》，原刊《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再收于《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这种认识，容或受到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假说”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将这种变化等同于古代与近代的变革。随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化》(《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又见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344页)、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等文。这种观念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后续研究却依然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www.xing528.com)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同样也影响到了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活动。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大陆学者有机会接触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范式，最终也带动了国内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日本学者“唐宋变革假说”成为推动唐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先后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召开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大批相关论文的发表，还出现一些以唐宋变革期为研究主旨的学术著作，如台湾学者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这些论文论著的出现，充分说明新时期学者们关于唐宋之际巨大变化的研究，已经进入一种自觉的状态，这必将给未来的唐宋史研究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在我看来，唐代和宋代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唐宋之际恰是汉唐和宋明两大历史段落的分水岭，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葛金芳《同质社会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新思索》，范立舟、曹家奇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葛金芳《宋代东南沿海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于是，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的立国态势，至宋代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年12月28日，又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变化之最著者。下面拟分(一)环境与气候变迁、(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和经济重心南移、(三)土地制度与农村经济、(四)商业经济、货币体系与都市化进程、(五)财政与赋役、(六)域内和海外交通网络以及(七)区域经济等七个部分对学界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