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原始工业化推进和制度环境缺失

五、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异化和制度环境的缺失

西欧的经验表明，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启动之后，大约需要二三个世纪的积累，才能进入机器(工厂)工业化阶段。在这段时间内，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从企业主、雇佣工匠、技术进步、资金积累以及市场扩大等方面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准备条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自发的，来自民间的，纯属经济领域的现象，但这个进程的持续发展、逐步升级却是需要相应条件与之配合的。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原始工业化进程这株幼苗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这在西方亦不乏前例。例如作为文艺复兴之故乡的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等，早在14—15世纪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班牙霸权在16世纪的崛起，它们便衰落了。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掠夺大批金银财宝回来，结果使西班牙王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此后不久也衰落了^[24]。

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持续推进，终至进入工业革命阶段的相关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是把握中国原始工业化一再夭折之本质原因的关键所在。日本学者速水融在《日本经济史上从中世到近世的转变》中提出，要进行工业化或近代化，必须形成推进工业化的主体和容纳近代化并使之得以进行的条件^[25]。笔者深受启发，认为我国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一再夭折的根本原因是推进主体的异化和制度环境的缺失，而推进主体的异化说到底也是制度环境所使然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帝国的长期存在，规定了中国制度环境的基础性色调。这种基色即是中国制度环境之本质性特征的反映。用日本学者中村哲先生的话说，“中国的历史是专制帝国的历史”。“中国前近代史的特征之一是专制国家历时长久的持续性发展。”^[26]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没有强大民族国家的庇护固然不行(例如海外市场的开拓，对殖民地的榨取，海上霸权的建立等等，均需以国家为后盾)，但是如果把中国高度发达的集权官僚体制作为一种“可现代化因素”，在我看来，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理论。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固然是海外殖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力后盾，具有高度权威和巨大效能的权力中枢对全国人力、物力的集中和动员能力，固然也是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是无可比拟的国家力量却从来也没有与城市工商业力量结过盟，联过姻，国家从未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过任何全局性的、具有长远影响的激励和扶持措施。恰恰相反，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专制国家原本是小农经济内在需要(例如周边防御、治水修路，以及产品交换等)的产物，它建立在幅员辽阔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而与工业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其中最为致命的一点是把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均视为不具备独立人格的帝国臣民，皇帝高居于整个社会的顶端，“乾纲独揽”，唯我独尊。工商业阶层作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体，历来都处在等级制的最末端。秦始皇征发犯人戍边，其中就有商人(“有市籍者”)，甚至父辈、祖辈曾有市籍的人也难以幸免。汉武帝搜括军费，搞“杨可告缗”，结果“中家以上大率破”。宋元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的力量显著增强，但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仍旧是通过捐钱入仕，跻身于官僚阶层，更多的则是通过捐金助学，让子弟读经赴考，中举入仕，转化为官僚阶层。以至清末荣登光绪状元的张謇(1853—1926)辞官回到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竟成为脱出常规的特例而令人啧啧称奇。

这说明我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制的确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力。科举制度是重要的整合工具，但是整合的方向是背向现代化的，将各个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和新鲜力量吸纳、融合到旧的官僚体制中去。在此过程中，工商业者，特别是其中经营有方、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异化为官僚士大夫阶层。明初郑和船队所拥有的水师舵工等技术人才，载重量达千吨的“宝船”所代表的技术水平，以及整个船队所显示的远航力量，不也是因为被整合到帝国体制中而失去用武之地的吗?原始工业化推进主体的异化所导致的主体缺席，是郑和航海事业被迫中辍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要问，以工商业者阶层为核心的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力量，为什么不能成长为具有独立价值取向的市场力量，反而不断地被旧体制所吸纳、所消化、所控制呢?这就涉及制度环境这个要害问题上来了。

经济科学、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都已证明，任何一个、任何一类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无论是技术进步、知识传播，还是新经济领域的开辟和新生产方式的采用，其成败荣衰，说到底都是成本效益比起着关键作用。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之所以节节上升，民间趋之若鹜，就是大批舶商获利而归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元朝实行“官本船”制度，把海外贸易纳入帝国体制，巨额利润转归国家，沉重打击了原以民间为主体的外贸事业。及至明清时期，一再实行禁海、迁海政策，甚至不惜焚毁远洋巨舶，严禁民间建造，更使远洋贸易一蹶不振，民间视为畏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贸事业不仅无利可图，甚至全家性命难保。与唐宋时期相比，外贸领域的成本效益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这时只有傻子才会不惜巨资去继续经营外贸和造船。于是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外贸连同造船行业，自郑和船队降下风帆后不久，就开始落后于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了。前面述及的城市缺乏独立的生命机制，说到底也是帝国体制严密控制的制度环境所使然。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王朝及其统治阶层，出现了明显的、日趋严重的政治衰退倾向。宋、明两朝，矛盾尖锐，阶级关系紧张，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统治效能大为削弱。元、清两朝由周边部族带入中原地区的前封建制因素死灰复燃，长期存留。各朝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的交相逼迫之下，着力加强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文字狱愈演愈烈。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集权体制更加僵化死板，失去应变能力。于是唐宋时期的亚封闭型统治体制向明清两朝的全封闭型政治体制转进，根本无法实现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原始工业化进程不仅得不到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扶持，更缺乏适宜的赖以生长的制度环境，其反复启动和一再夭折就是其必然的悲剧命运了。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他们对18—19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表明:“某些本来会有助于中国向旧世界告别，并踏上现代变革之路的遗产因素正在失落，而代表着抵制向现代性转换的顽固堡垒因素却保留下来，并正在加强其活力;而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最早在中国产生，并证明是具有推动迅速变革潜力的许多因素在清代仍然处于分散状态，如欲将它们置于中央的控制和指导之下，却又没有必要的组织手段。”^[27]此结论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以上分析，就是想说明造成这种悲剧性社会状况的深层原因。

【注释】

[1]本章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葛金芳:《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2页。

[4]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0年第1期。

[5]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4—164页。

[6]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

[7]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8]葛金芳:《我国土地所有制演进轨迹探析》，《江汉论坛》1987年第2期。

[9]葛金芳:《我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确立前提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0]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391、396页。

[12]黄宗智:《中国经济研究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3]转引自许檀:《岸本美绪评清代物价史研究现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4]陈庆德:《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一书，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

[1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黄宗智:《中国经济研究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17]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268—292页。

[18]《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9]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0]此书英文版于1979年首先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近闻有中文版面市。

[21]引自王舟波访问记《儒家文化及其现代化实践》，《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22]葛金芳:《中华文化通志·土地赋役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15、26—28页。

[24]《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320页。

[25]此文载［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第37卷1号，1971年。

[26]中村哲:《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序说》，载《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