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长久远、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体系曾结出过丰硕的精神文明之果，儒家的入世取向、经世传统及以改造人生、有裨社会为主旨的人文精神，至今仍是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先生在《中华元典精神》[19]中对此有精当评价。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经验积淀及其理性升华，因此它基本上不是面向，而是背向现代化的。前几年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儒家伦理造就了、至少是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神话”。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现代化的成功，主要靠的是市场经济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出口导向战略，还有政府产业政策和国家扶持等等条件。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如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等)即使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只占极少的份额。曾经亲身经历了韩国现代化启动历程的韩国驻中国大使黄秉泰对此体会良深，他在博士论文《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把儒家文化喻为“潘多拉的魔盒”，说这个魔盒在现代化正在进行时必须牢牢封住，只有在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性之后，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20]。这是耐人寻味的。最近黄大使在接受访问时专门谈到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新儒家的观念中，儒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但是在我们进行现代化时，我们是把所需要的一些方面，比如道德、伦理、价值等等，使其依然保持了连贯性，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则没有保持连贯，这大概是我们在当代不同于新儒学的一种特征。”[21]可见韩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的确主要靠的不是面向农业文明的儒家文化，而是面向市场经济的一套制度。
儒家文化至宋经儒、佛、道三教合流而进入理学阶段。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宋明理学在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发挥着维系君主专制制度(政治上)和重造宗法家族制度(经济上)的双重作用，于原始工业化进程不仅无益甚至有害。自北宋大儒范仲淹率先在苏州裒金买田、赈瞻族人后，士大夫阶层纷起效尤，族田、义庄迅速增多。入元，在蒙古高压统治下孤立无援的汉族百姓更加依靠宗族势力。明清两代族田、义庄遍布全国，进入极盛期[22]。魏晋世家大族至中唐已陵替没落，宋明儒家借族田、义庄重造宗法家族，这就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其负面影响直至今天仍时有所闻，例如湖南等地一年数百起的家族械斗，福建、广东山区宗法大姓对村民的严密控制等。(www.xing528.com)
应该说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一再入主中原，对儒家文化也是有过多次冲击的。但是对于中原士人阶层来说，这种冲击反而激起他们以更大的激情来维护宗法农业文明的道统体系，即回到传统中去。在士大夫主流层看来，当务之急不是变革、创新，而是修复、维护旧的儒家体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向女真、蒙古、满洲统治集团证明，儒家文化是唯一能够帮助他们在中原大地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武器。而对于女真、蒙古和满洲贵族来说，儒家文化中“君权神授”、“忠孝节义”这一套维护专制君主制度的理论，正好适应了他们的统治需要。因此正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儒家文化中的集权专制理论和专制君主政体一道，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儒家文化走入歧途，指的就是儒家文化中民主性精华被压抑，而专制主义、家族主义被强化这样一种发展路向。
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完善历程之后，其内在惰性也在逐步增强。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在本世纪中叶访问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后，曾经作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日本人处在东亚儒家文明的边缘地位，有文化自卑感，总是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因此日本社会的稳定像陀螺，一直在不停旋转;而印度能以自身为中心开拓一种文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坚信不疑:印、巴报纸，包括政治反对派控制的报纸，其总的倾向是自我赞颂，而与日本以及德国舆论界的自我批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印、巴社会的稳定像磐石，如要推动需要很大能量。进而梅棹先生把日本比喻为脊椎动物，新陈代谢旺盛;印、巴则像巨大的蠕行动物，缓慢蠕行[23]。同样，中华本土的儒家文化在其晚期是否也有这种固守传统、自视甚高、自我赞颂、睥睨一切的衰老迹象呢?特别是在中国原始工业化进程屡次受挫，西方列强相继经历了工业革命的18世纪以来，儒家文化的内在惰性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例如1793年乾隆83岁大寿之际对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的接待，例如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守旧派官僚对于洋器夷技之鄙弃，真是举不胜举。而18世纪以来的中国已明显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失去了内源性发展现代化的时机和条件，正是需要睁眼向洋看世界，走外铄性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关键时期，放弃观念变革、拒斥制度创新的正统儒家文化，显然已经无法担负起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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