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命机制与原始工业化发展

三、城市缺乏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能承担起为原始工业化的各种组织因素提供生长基地的重任

毋庸置疑，中国城镇的数量、规模以及城镇人口所占比重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如果说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指军事重镇的话，那么北宋时期绝大多数的镇已是商业城镇了。《宋史·职官志》称“镇设监官，主烟火、兼征商”，显系地域性商业中心。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有1884个镇，其中至少应有90%以上是商业性地域经济实体。如以一镇周围拥有3—4个草市计，则镇市总数达5—6千个之多^[17]。各色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因此为数众多的镇市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生长的重要基地。

我们已经看到，中原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孕育出来的城镇，在宋金、宋元、元明、明清之际多次毁于战火，财富被抢劫，工匠被掳掠，原始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工匠队伍一再受到巨大损失。至于因人口减耗、经济凋敝而导致市场的萎缩，更是必然的趋势。当然，每次战乱以后，经过数十年到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和恢复积聚，城市又会再度繁盛起来。因为宋以后毕竟已是中世纪后期，悠久的商业传统凭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会重新开出绚丽灿烂的城市之花来。(https://www.xing528.com)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城市多半同时又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统治堡垒和消费据点。专制皇权从未允许城市独立于统治体系之外去谋求自身的发展，反而处处限制工商业力量的生长，或者把已经生长起来的工商业组织尽可能地加以改造，以便纳入到旧体制中去。如果说北宋前期产生于成都的雏形纸币———“私交”，不久之后被政府发行的“官交”所代替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把汴京和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自身的行会，强行转化为官府控制工商业、征敛免行钱的机构，显然不利于民间工商业的独立发展了。

众所周知，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城市，特别是处在商业贸易交汇点上的城市，从其形成之时起就独立于领主统治之外，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且西欧各国的王权统治者站在城市一边，与市民阶层结成同盟来反对地方上的领主势力。因此西欧城市拥有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成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18]。这是中国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又一个内在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