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农经济因人口重压陷入低水平均衡的泥淖，严重阻滞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虽说自宋开始，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自身的优势和合法地位[8]，随即租佃经济成为我国地主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态[9]。但直到20世纪中叶，以个体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在财产继承上，与欧洲、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不同，我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实行诸子均分制，小农家庭的多子分居，像细胞分裂似的再生和复制着小农自身[10]。小农这种自我复制机制是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清初康熙皇帝于1683年完成一统大业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在高度繁荣的农业文明基础上，整个社会的人口再生产便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在乾隆统治的60年间(1736—1795)，我国人口总量从1亿激增至3亿，人均耕地面积从顺至18年(1661)的26亩，降至乾隆31年(1766)的每人3亩半[11]。物质和人口两种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增长过快的人口终于超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率和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而使小农经济日益普遍地陷入“贫农经济”的泥淖。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指出，自18世纪的乾隆时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从单位面积产量看仍有提高，但人均耕地占有量却急剧下降，所以劳动生产率以人均年产粮食为指标反而有所下降，黄先生名之为“过密型(involution，又译内卷化)增长”。甚至直至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还在搞饭吃，这是一种“糊口农业”[12]。日本学者岸本美绪针对小农家庭经济规模越来越小，而人口却持续上升的情形，称之为“劳动力浪费体制”[13]。这种因人口激增而形成的低效率经济体制，既然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当然会拖住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宋明时期商品经济虽然继续有所发展，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成分也有明显增长，但正如陈庆德先生所指出的，到清代已可明显看出，一方面农业生产仍在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但另一方面，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却在向农村家庭扩展[14]。沉重的人口压力迫使小农在人均耕地不敷使用的刚性约束下，大幅度增加家庭中的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以应付日常生活所需。小农家庭内部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弥补土地不足，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实现收支均衡。这种低水平均衡模式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小农家庭对于手工业品的购买力，而且还生产出大量的手工业品，并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抛向市场[15]。这是近代型作坊、手工工场发展不起来的巨大障碍。用黄宗智的话来说，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反而使家庭农场(按，即小农经济)更加完善和强化，并在鸦片战争后对近代工业的入侵作了顽强的抵抗[16]。(www.xing528.com)
而且既然原始工业化进程不能得到有力的推进，那么过多的人口就无法被工商业吸收，那就只得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继续膨胀，这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势，迫使小农经济在低水平均衡模式中越陷越深，苦苦挣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乾隆皇帝以来两个世纪的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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