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研究：生存空间争夺战和文明冲力扩散说

一、生存空间争夺战和“文明冲力扩散说”

在汉唐时代，中华农业文明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一直操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手中。然而自公元10世纪以后，以宋、明两朝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及其雄厚强劲的经济实力，却不再挡得住生息繁衍于蒙古草原和白山黑水之间的游牧部族及其滚滚铁骑。经过长期反复的军事较量，结果是蒙古、女真(满族)等后进民族先后越过长城，南下入关，建立起居于正朔地位的元朝和清朝，个中奥秘在于唐宋之际中国这块东亚大陆上的民族生存状态及其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首先是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在高度发达的中原农业文明的长期渗透、影响和带动下，加快了自身的发展。公元10—11世纪，在契丹发祥地东北中南部城廓农业的兴起，公元11—12世纪东北女真族铁器农业的推广，以及此后蒙古军队充分发挥从中原学去的大炮、火药的威力，一直打到东欧多瑙河流域都是明证。周边部族以经济为基础，以军力为表现的总体实力明显增强，远远超过昔日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族。

其次是中原以宋、明王朝为代表的汉族统治阶级加速腐朽，内乱不断，中央政府不断陷入瘫痪状况，丧失了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力。因此不仅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实力来与不断南下的周边部族相抗争，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力量反而投入周边部族统治者的怀抱(如宋之秦桧、明之吴三桂)，因而在中原农业民族与周边游牧部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始则被动挨打，被迫屈辱求和;继而仓皇南迁，偏安江南一隅;终至皇室被虏，江山社稷易姓。

与此同时，亚洲气候自晚唐以降逐渐转冷。据气象学家竺可祯教授的研究，两宋时期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生物圈从北向南步步收缩^[4]。北方草原日趋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周边游牧民族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草场牧地。恰好此时中原离乱，兵燹连年，生灵涂炭，元气大伤;于是锋镝余生的中原百姓自晚唐以降，接踵南移，沿长城一线的亦农亦牧地带开始出现势力真空。这是诱使北方游牧部族相继南移的又一重大因素。(www.xing528.com)

因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契丹、女真、蒙古及后来的满族便与南边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发生了长达几世纪的生存空间争夺战。北宋、明中后期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被此类战争打断的。

当然，晚唐以降北方游牧部族的南迁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失利并非只有兵燹战乱之类的负面因素。随着中原士人、百姓越过长江不断南移，北方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集约化农业文明，经两湖、江浙而逐步浸润到岭南、珠江流域。整个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也有众多的汉族百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甚至知识分子，在辽、金和蒙古国时期，被强迫迁往长城以北和东北边地，因此从公元10世纪以来，中原农耕文明又在长城以外的周边地区结出了丰硕的果实^[5]。例如英年早逝的宋史专家吴泰指出，契丹人和辽政权的贡献是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长城界线，长城以北游牧部族的聚居地正式同中原联成一片;女真人和金政权的贡献是使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同中原联成一体^[6]。而这一切的物质基础，正是中原农耕文明在周边地带的发扬光大。正如张琢先生所说:“正是中国幅员的辽阔，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集约农牧业的推进颇为艰难，遂延续到今天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普及，历时两千余年。……中国农业地带之广袤，农业人口数量之多，空间地域推进所耗时间之长，是古代其他任何国家之所不及的。”^[7]

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这种不断向周边地带的全方位扩散过程中，释放出自身长久积聚而成的种种能量，例如物质财富、知识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等等。此类能量的积聚本来是推动农业文明向更高级的工业文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而这种能量向四周的扩散必然会减缓该文明本身实现经济转型的冲力。因为不仅战乱本身打断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势头，而且在战乱平息之后的经济恢复和再度繁荣时期，也因经济转型所需的文明冲力不足而延缓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前进步伐。此处提出的“文明冲力扩散说”即是就宋以后民族冲突与经济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机制所作的一种假说。至于金元清三朝由周边游牧部族带入中原的前封建制因素的长期遗留，例如有元一代着力推行的匠局制度，其实质是工奴制，对于需要自由工匠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更加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