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宋明理学对两宋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重新审视宋明理学的缘由兼及本文题旨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宋代儒学的批评文章，作为参加在广州和珠海召开的“元史暨宋元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门票”^[2]。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中国这艘十多亿人的巨型“航母”，再次拨正船头，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当其时也，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加速转进，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激烈的冲突和痛苦的裂变。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种种思想、学说、流派纷纷登场，众声喧哗，热闹非凡;中国的外国的，西洋的东洋的，保守的激进的，就其实质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历时态地依次更替的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后现代的(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种种新知旧说，在当下中国都显现出共时态地比肩并存、纷然杂陈的局面。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现代新儒家(上承作为农业文明之观念形态的宋明理学而来)和后现代主义(后工业化社会中激烈批判工业文明弊端的思潮反映)有相识恨晚、互为奥援之势，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引发出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劲思潮^[3]。

依笔者之陋见，由于现时我国尚未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进历程，在这种时刻去求助于“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本位主义，企图同时达到既扬弃工业文明的弊端、又能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这双重目的，想法固然好，只怕实际上办不到———因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和伦理本位主义的回潮，极有可能使今天的中国在社会转型中模糊、削弱乃至消解以理性、科学、民主、法制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精神，从而发生价值取向和发展尺度上的时代错误，反而迟滞、延误事关民族命运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现代化进程。职此之故，联系当代中国人之生存境遇，重新思考宋明理学这份历史遗产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影响，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正如余英时所说:“史学工作不仅是以往事实的重构，而且也是当前意义的创新。”^[4]

曾经有一种说法，把宋代和战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时代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三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宋代重文轻武、不杀士大夫等国策，确实促进了宋代思想的活跃、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形成，此乃人所共知。而且融儒、佛、道于一炉的宋明理学，亦给人类留下不少积极的、正面的、至今仍有宝贵价值的理论思维成果。诸如摒弃汉唐注疏、从而超越繁琐哲学;疑经风气大盛，进而肯定思维主动性和开放性;甚至高扬伦理意识、强调道德自律等等，皆有值得称道和令人借鉴之处。钱穆先生则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宋儒的贡献，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有四大变，先是先秦王官学至孔子以后变为诸子之学(“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变为“学术定于一尊”;魏晋隋唐三变为“儒佛道三分”之局面;入宋以后周(敦颐)、张(载)、二程创立北宋道学，是为第四变，“创新宇宙论人生论，更近西方哲学家言”^[5]。宋儒从释氏、特别是禅宗中汲取营养，以“理一元论”补先秦儒家本体论之缺，创立了一个以心性义理为中心的思辨性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将儒家伦理纲常预设为“天理”，又将此“天理”确立为宇宙的唯一终极本体，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是世界赖以存在的唯一依据。从而深刻改变了先秦儒家的原始面貌，将之发展到论证严密、体系完整的新阶段。这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宋代，确实上了一个台阶，或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维水平。(www.xing528.com)

但是历史学家更加关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行程中曾经发生的实际影响、在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究竟能够继续发挥什么样的实际作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宋明两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纸币、信用证券、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而且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6]。或者说得保守一点，至少是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迈进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除了经济系统的继续进步外，尚须思想、教育、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体制等等条件的配合。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上是一种持续的制度创新过程，而意识形态显然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思想史未必只是哲学史家和文化史家的专有领地，对宋明理学的参酌评估亦可有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取向。

有证据表明，宋明理学在致思路向上由外向内的重大转折，拦腰斩断了原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经世路线，不仅加剧了中国士大夫轻视自然科学、鄙弃工艺技术的传统弱点，而且使以“钱谷刑名”为内容的国家行政管理日益陷入低效、无能和混乱的状态之中;宋明理学的伦理学转向，被专制皇权所利用，演变为以伦理纲常为中心的官方政治哲学，进而成为君主控制臣僚(愚忠观念)、国家驯服百姓(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条)的思想枷锁，从而加强了后期封建社会以专制独裁为特征的政治体制，阻碍了近代宪政型政治体制的出现;宋明理学的社会哲学(或许称为行动哲学更为合适)由独善其身走向团聚家族，使得宗法家族在族田、义庄的基础上得以更生重建，更是巩固了传统等级社会的统治秩序。理学家们，进而整个士大夫群，在内省静思路线的裹挟之下，束书不观，游说无根，盲目愚忠，保守迂腐，终至“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宋末周密语)。这样一种历史教训，在宋元之际出现过一次，在明清之际再重复一次，触目惊心，创巨痛深。有鉴于此，笔者对近年来宋明理学的身价渐增和伦理本位主义潜滋暗长一直心存疑虑。本文题旨即在于此，现将理由分述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