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之五: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
前已述及，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正是在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的历史氛围中，一些为近代工业文明所特有的新经济因素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在交换手段上，“交子”这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北宋前期横空出世，并与交钞、钱引等信用票据(详后)一道充当支付手段，金元明三朝继之，汉唐“钱帛兼行”的时代宣告终结，历史自此进入“钱楮并用”时代[92]。与此同时，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跻身于流通领域，白银货币化进程启动。明英宗时赋税折银征收，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令“弛用银之禁”，此后“朝野率皆用银”[93]。至此，亦即明中叶以白银为本位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正式确立。
二是商业信用开始发达，宋代开始以茶引、盐引、钱引、交子(它很快演变为信用货币)、便钱和现钱公据等为代表的大量信用票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姜锡东将宋代信用票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向入纳金钱或粮草者发放的、用以领取茶、盐、香矾等禁榷物质的提货凭证类交引;第二类是政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用于领取金银现钱的期票类交引;第三类是政府向入纳粮草者支付的按比例领取现钱和实物的混合性交引。而遍布于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各种金银交引铺，则可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证券交易所，并兼有银行的某些功能。交引市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兴商人资本的出现[94]。在我看来，这种“新兴商人资本”，其性质颇与近代的金融资本相类。难怪缪坤和在其博士论文《宋代商业票据研究》中说“宋代信用票据的大量出现和行用，乃是社会经济史发展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95]。
三是纺织、茶叶和果树种植业中“包买商”身影的出现，其中尤以纺织业中最为多见。洪迈《夷坚志》卷五所载《陈泰冤梦》中讲过一个包买商的故事，时在12世纪70年代，即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机户、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间再到这些地方去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户”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安乐一地就积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花去陈泰500贯缗钱，确有相当规模。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了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机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陈泰贩卖到外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性质。郭正忠先生指出，在浙江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存在着“收丝放贷”、“机户赊账”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96]，包买商正是在这些惯例中生长起来的新型商人。而宋元明清时期商人对茶农实施的“先价后茶”之惯例，以及福建果树业中初春时节即赴各地果园“断林鬻之”的水果商人，显然亦是包买商人之属性。明清时期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形自然要较宋代普遍，这在前引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有详细陈说，不再赘述。
四是纺织、井盐和矿冶业中出现了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劳动。漆侠估计，宋代纺织业中已有十万机户，其中多数是自有织机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少数作坊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工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97]者，就是自备工具、受雇于人的纺织工人。矿冶业中此类雇工更多些，如苏轼所说，北宋神宗年间徐州地区的36个铁冶作坊中“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98]。同样是神宗熙宁年间，据时任陵州知州的文同调查所见，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存在。当地资本雄厚的“豪者”拥有一二十个井，雇佣四五十个井盐工匠;次者亦有七八个井，雇佣二三十人。如此算来，井研一县即有上千筒井，至少雇佣三四千工匠。而与井研县相邻的嘉州、荣州等地卓筒井亦为数甚巨，若三地合计，井盐工匠即达数万人之多!这成千上万的井盐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应与农业亦即土地脱离了关系，所以被称为“浮浪无根著之徒”。他们的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值”为生。他们如对生活待遇、劳动条件或劳资关系有不能忍受的意见，就会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掀起种种工潮。如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同作坊主算账，索取工钱，然后退雇另就，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99]，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www.xing528.com)
明清时期雇佣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苏州吴江县“至明熙、宣间，邑民渐事机丝，犹往往雇人织挽。……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100]。明中叶“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101]的记载，更是为人熟知。入清以后，丝织业中的雇佣劳动更为常见，以至苏州等地出现了有固定地点的雇工市场。编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长州县志》卷三《风俗》载:
郡城(按:指苏州)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十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坊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从“匠有常主，计日受值”看，这种雇佣关系较之南宋“负机轴夜归”者，要紧密一些了。此类事例所在多有，且为学界所熟知，故不再赘述。
五是早期工业化进程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启动和推进。此点前已述及。
所有这些带有近代文明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均是在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通商口岸城市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正如上海学者张仲礼说:“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多是走的依托长江、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102]可见商业化确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这至少是中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赵德馨先生关于“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学说”，即是依据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其要点是:“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我在工业化之外加上了市场化层次;第二，强调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市场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103]事实上，由市场化发轫再发展到工业化，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普遍经验。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总结的:“研究西欧的现代化虽常是从文艺复兴讲起，但经济上的变动，或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始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这几乎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104]1998年底，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得更为肯定和明晰:“西方现代化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商业革命引起工业革命。”[105]如此看来，在市场化先行一步的江南地区，出现商业信用、包买商、雇佣劳动和早期工业化等新经济因素就是顺理成章(合乎规律)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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