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经济开放与扩展

特征之四: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如前所述，“农商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宋以降的江南地区，农业仍是基础产业，但是，随着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发生、手工业的发展、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如道路、桥梁的修造，以及运河、长江航道和海运的开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贸易成为江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海外贸易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先看国内贸易。一般来讲，传统小农社会中最具吸引力的商业活动是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性贸易，这种贸易主要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上层服务，与黎民百姓关系不大，所以其贸易总额难以有大的提升空间。但进入宋代以后，这种长途贩运性的贸易已不占主要地位，虽然它还在延续。宋代以后，贸易中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等)进入商业流通领域，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性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可以说，宋代市场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正如傅筑夫先生所说，宋代“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71]。这也正是宋代政府商税收入大幅增长，以致不少年份甚至超过农业“正赋”收入的奥秘所在。

宋代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供给量究竟有多大呢?学术界给出了多种不同的估计，贸易总额从一亿贯到四亿贯不等。最早朱瑞熙以平均每年商税收入一千万贯，按“过税”(2%)和“住税”(3%)的平均值即2.5%计，则每年贸易总额达4亿贯;再按北宋户口最高数二千万户计，则一户每年消费20贯铜钱^[72]。这是最高的估计。稍后漆侠按商税率“值百抽五”(5%)，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额714万贯计，则商品流通量为1.42亿贯，再加上零星贸易，“全年贸易总额不超过2亿贯(包括铜钱、铁钱在内)”^[73]。吴慧按五纳“过税”和两纳“住税”计，将商税率估计为16%，如商税额达到1，500万贯，则商品的零售总额约达1亿贯^[74]。郭正忠按都商税院对漏税货物的罚款不超过货值的1/3计，认为正常商税率应不超过商品价值的1/3，则熙宁十年全国最低商品流通量为2，310万贯^[75]。近有张锦鹏博士将商税率估计为15%，北宋时期平均每年商税收入为1，000万贯，纳税商品总额为6，693万贯，再加上约占5%没有纳税的商品，则总贸易量为7，082万贯^[76]。折中而计，宋代平均每年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总额在1亿贯上下应是大致近实的估计。

进入明清以后，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不仅本区域内的商贸活动愈加频繁，而且其与区域之外的全国各地，尤其是闽粤、两湖、晋陕和华北平原进行着规模可观的商业交往。据前引刘石吉、樊树志等学者的成果，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长三角地区(包括宁绍平原和杭州湾)，已经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三类专业市场，闽粤、晋陕等地全国商人趋之若鹜。

一是棉花、棉布市场，主要分布在松江府、太仓州所属各县。棉花交易市场以嘉定县的新泾镇和太仓州的鹤王市最为典型。每当棉花上市季节，新泾镇“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77]。太仓棉花“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故“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78]可见太仓棉花和棉布已在福建、广东两省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享有极高的美誉度。

二是丝绸专业市场，分布在太湖东南的扇形地区，即苏州府及杭嘉湖地区。明万历年间，湖州南浔镇七里村率先改良蚕种，改进养蚕和缫丝技术，所产之丝具有白、净、柔、韧的特点，成为湖丝最佳者，“七里丝”渐渐成为湖丝的代名词，后改称“辑里丝”，且杭州、嘉兴、苏州等地竞相使用“辑里丝”之牌号。清康熙年间，“七里丝名甲天下，辇毂输将，其名上达京师，大贾皆冒七里”。事实上，自晚明直到民国初年，湖州南浔镇一直是湖丝的重要集散中心。每当“新丝上市，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79]。镇南栅的丝行埭，丝行“列肆购丝”，“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极盛时“一日贸易数万金”。^[80]据《清续文献通考》卷三七九《实业二》载，辑里湖丝自道光五年(1825)起大量销往欧美，“优者称细丝，光彩鲜艳，韧力富足，为外人所喜。……岁销五六万包(每包八十斤)”。据此，每年则约有500万斤左右的外销量^[81]。“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大批辑里湖丝改由上海出口外销。许多南浔商人云集沪上，以经营湖丝而致富。民国《南浔志》卷三三《农桑》载:“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众。……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不少。”1845—1850年间，湖丝出口量至1.5万担左右，1875年增至7.9万担，1895年为11万担^[82]。(www.xing528.com)

三是其他各种专业市镇市场，如粮食市场、运输市场、水产市场、盐业市场、编织市场、竹木山货市场、建材市场、铁制品农具市场、绣品市场、烟叶市场、笔墨市场、花车市场、榨油市场等。这些市场星罗棋布的情形，前已述及。

正是通过这些乡镇市场，江南出产的棉布、丝绸等制成品销往全国各地，且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江南所需物资，如四川、湖广的米粮，苏北、安徽、华北及东北的豆饼，中南、华北的棉花等，又经过各级市场和当地的各类门店，销售给本地居民。这就难怪刘石吉要用“商业资本主义”和“都市化”来概括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的近代特征了。

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海外贸易对于江南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一些。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南宋人刘克庄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83]的城市，可见泉州之活力全赖海外贸易。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84]。

明清两朝虽然有过时间不短的闭关锁国阶段，但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依然在艰难前行。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即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戛然中止、厉行海禁政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明帝国被迫开放南洋海禁，除日本一国外，“准贩东西洋”。自明中叶以来，以许栋、王直等为代表的民间海外走私贸易终于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虽然此前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1510)和南洋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马六甲(1511)，江南民间海商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包括航海经验和南洋商缘)又开辟了新的南洋航线以避开马六甲。其中一线自中国南海至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彭享和柔佛诸港;另一线经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分别至西爪哇的万丹和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85]。从而推动了万丹、占碑(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和革儿昔(新村)等新兴市场的崛起。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海商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乘季风来去的舶商。他们十一二月乘西南季风出航南洋，六七月份乘西北季风返航回国。二是侨居南洋各地的大批发商，实力雄厚，在当地拥有货栈和商船，与葡萄牙人相颉颃。三是活跃在南洋诸岛的小商小贩，深入爪哇腹地采购胡椒等香料，他们“带称进入内地乡村，先称好数量，然后如数把钱付给农民”^[86]。据1609年目睹南洋贸易盛况的德国人约翰·威尔铿所说:“在整个印度都未看到像中国人在万丹所经营的盛大贸易，他们每年两次乘自备的中国帆船来航，带来中国出产的珍异货品和高价商货。中国人在万丹居住的也有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富裕的。”^[87]显而易见，明中晚期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的确十分兴盛。

到17世纪初叶，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贸易中取代葡萄牙人赢得霸主地位，但中国海商的实力仍足以抗衡。荷兰学者范勒尔估计，在1620和1622年，从事东方贸易的荷兰商船总吨位在12，000—14，000吨之间，而同时期中国和暹罗在印尼海域的商船总吨位数达18，000吨，除去约占中国1/3吨位的暹罗商船，则中国商船的吨位数亦在12，000—13，000吨之间^[88]。正如薛国中所概括的，明清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提供大量的商品(生丝、绸缎、棉花、瓷器、茶叶、香料、胡椒等)，非洲提供廉价的劳动人手，美洲提供作为支付手段的黄金和白银，欧洲则役使非洲的劳动力采冶美洲的金银，运到东方来采买亚洲的商品，再运销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欧)^[89]。握有最大数量商品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成为走向世界的欧洲人最主要的商业伙伴和竞争对手，而中国所持有的精美商品绝大多数则是江南地区生产的。这个事实说明江南经济区具有很高的开放度。以致德国学者弗兰克(Frank Gunder)在《白银资本》中认为，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中心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支持其看法的依据是15—18世纪的三个世纪中，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都流入了中国。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只能用贵金属支付，说明欧洲与亚洲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还说明亚洲在这数百年间处于执世界经济牛耳的地位。一直要到19世纪以后，欧洲才站在亚洲的肩膀上，最终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90]。

前引吴柏均的研究成果更以实例证明了国内外贸易对区域经济的重大影响。他指出，持续增长的国内外贸易不仅为无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而且为新经济的出现提供了潜在资本。这种潜在资本主要来自于“绝对收益”(贸易出超即流入资金)、“供给收益”(输入区域内短缺资源)、“动态收益”(销售市场扩大)和“剩余出路收益”(输出区域内制成品和剩余资源)。根据他的计算，无锡的贸易盈余为当地的工业企业提供了50%～75%初始资本^[91]。当然，由于明清两朝在大部分时间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江南区域经济的开放性未能得到顺畅的发展。此点留待本文“余论”中再予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