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从广泛型成长到斯密型成长

特征之三: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所谓早期工业化，亦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按照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 F．Mendels)的定义，指的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57]。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史家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以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值，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展，雇佣关系、包买制等惯例随之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去，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凸显出来。十几年前我曾有专文论及早期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问题^[58]。近因看到李伯重先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59]一书，极富启发，故在拙著《南宋手工业史》^[60]中再次申述自己对早期工业化的相关认识。

正是在宋代，煤炭采掘业正式进入规模作业时代，并在冶铁、铸钱、制陶等部门中作为新型能源大显身手。铁的产量每年达到7.5万—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2.5—5倍，并且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总产量14.5万—18万吨相比拟^[61]。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宋代手工业部门获得很大发展，各种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例如矿冶业中“灌钢法”的推广和胆铜法(水法冶金术)的发明，造船业中干船坞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广泛使用，井盐业中借用钢制“圜刃”开凿深口窄井之技术的开创，纺织业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印刷业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兵器制造业中火药武器的发明和运用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科技成果最丰、进展速度最快、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北宋后期已迈上1亿台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和商品性农业为标志)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性前提，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则是手工业快速成长的内在动力。当然，由于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宋代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扩大无疑为制瓷、纺织等行业进行商品生产提供了重要助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早期工业化无非是指传统社会中矿冶、纺织、制瓷、造船、建筑、造纸、印刷、食品加工以及金属器皿和竹木制造等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并逐步接近农业比重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史实表明，宋以降手工业各门类的生产确在扩大，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确有不少地方其非农部门的产值逐步接近甚至赶上并超过农业产值。除前面提到的无锡以外，在苏松一带不少棉布业市镇的非农产值亦不可小觑。这些市镇中多有布商委托“包头”开设踹坊、染坊等加工作坊，史料反映，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以砑布为业”的踹匠就一万余人，加上染坊所在之染匠，共有二万余工匠，蔚为大观^[62]。乾隆时，盛泽镇“雇人织挽”的机坊所在多有，仅“机工”、“曳花儿”者就有数千人^[63]。他如黄溪市、濮阮镇亦如此。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则以翔实材料揭示出明清时期的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造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与印刷业(以上属于轻工业)、工具制造与建材业、造船和修船业(以上属于重工业)等部门中早期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的具体情景。晚清到民国时期，甚至经济相对落后的华北农村，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及其周围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亦有表现。中国社科院学者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64]一书告诉我们，从19世纪末到1930年，三省乡村已有工商市镇2，248个，市镇勃兴标志着乡村经济的兴盛和商业化的长足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农村经济即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的增长;二是近代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兴起。而大量工商市镇的存在反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市场化活动。此书展现出冀鲁豫三省乡村亦存在早期工业化的状况，尽管其程度较之江南要稍逊一筹。

吴柏均对近代无锡区域经济的研究更是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该地区在农业种植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劳动就业结构以至现代工业的产生和本地区经济区位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我们看到，近代无锡在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尚未发生明显变动之情况下，其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突破了单一的粮食种植的局限，蚕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等非农收入接近农户年度总收入的一半。其中完全为市场生产的蚕桑业成为农户的重要生产项目，其收入成为农户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1929年为例，在生产性收入中，种植业收入为56.49%，养殖业(含蚕桑、家禽)为16.44%，副业和手工业18.07%，商业和运输业为9.00%。亦即非农业收入占到农户年度总收入的43.51%^[65]。再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在1929—1957年间，无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66%～68%(约2/3)，从事非农劳动的占20%上下(约1/5)，若计入离村劳动力，则从事非农劳动的占1/3左右。具体年份非农劳动力所占比例如下: 1929年为30.81%，1936年为32.39%，1948年为36.34%，1957年为41.59%，呈逐年上升趋势^[66]。特别是棉织业、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为主体的现代消费品工业的兴起，增加了区域经济的产出总量，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上半叶无锡工业产值(含手工业和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占到60%以上，无锡的经济区位至此已可视为“开放的工农业并重的经济区位”^[67]。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无锡区域经济的这种转型是成功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与现代机器工业开始对接并轨，这在事实上代表着宋代以来江南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向。(www.xing528.com)

苏州、无锡等地以外，早期工业化在江南不少巨镇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即以久负盛名的南浔镇为例，该镇是明清时期吴兴县的首镇，清末因湖丝贸易而极盛。20世纪30年代镇上多种手工业作坊(含前店后坊式)竟达203家之多。其间金属器皿制造业有白铁作3家、铜锡作4家、打铁作7家;涉及居民生活用品的有酱油作6家、糖坊3家、豆制坊16家;涉及穿着的有染坊7家、裁衣店32家、鞋庄2家、帽庄5家，其他还有木器作6家、石作4家、漆作2家、竹器店17家、钉称作2家等^[68]。诸如此类的手工作坊几乎在江南每个稍具规模的镇市上都有开设，不过数量有多有少而已。这些手工业部门的产值如汇总而计，一定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数目，如同我们在无锡看到的那样。

以经济学眼光视之，在早期工业化过程得以启动的地方，其经济成长方式已与此前大有不同，此点意义重大，故稍加申论。传统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型成长”，这种经济成长方式通常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更是慢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则是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技术亦有进步，但尚未实现技术突破。推动斯密型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被称为“斯密型动力”。但这些产品一定要能卖掉方能实现原料和人工投入的价值替代，所以分工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发展又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的市场范围扩大，比如从区域市场扩大到区间市场，甚至还有国际市场，那么该行业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快于其他行业。英国早期工业化的经验证明，海外市场，特别是殖民地市场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也有类似的实例。如神宗元丰年间徐州地区的三十六个铁冶作坊，因政府向其关闭河北市场(怕铁流入辽境)而开工不足，冶户和冶工均有“失业之忧”。经苏轼上疏请求后中央政府撤销禁令，“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因为市场扩大，他们又可开足马力生产了^[69]。而在南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例证，说明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扩大，与出口有关的纺织业、陶瓷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0]因此在由斯密型动力所推动的斯密型成长中，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同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南宋民营手工业的崛起，手工业制造重心向江浙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进展，海外贸易对手工业各部门的强力拉动，以及手工业各门类间和手工业内部劳动分工(包括地域分工)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等角度视之，南宋江南地区的经济成长方式确有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在，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以我们判断至少在部分的手工业部门中，宋以降江南地区“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已经显现。我们看到，早期工业化进程虽屡经挫折(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但并未中辍，从明清直至民国仍在顽强前行，并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是到19世纪以后其前行速率因种种原因不能令人满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