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

特征之二: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

宋代城市的繁荣和乡村市镇的兴起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72年，美国学者马润潮即在其博士论文中说:“宋代时期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商业发展而著名，此期间商业力量的兴盛使其将城市的性质作显著的改观，其改变之大，致使城市除了作为行政所在地之外均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商业化。”^[44]都市化进程的基础当然是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日益丰富的各种原料;其次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第三是乡村地区大批镇市的兴起，这些基层市场作为城乡产品交换的渠道，为城镇经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商品和时时扩大的市场;另外，日趋改善和扩大的交通网络，则像血管一样，为都市化进程输送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养料。宋以降江南镇市的兴起，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增长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前面提到的刘石吉先生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指出宋代至明中叶是乡村市镇的萌芽和形成期，16世纪以后加速发展，在明正德(1506—1521)、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136—1795)年间市镇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市镇进入快速成长的鼎盛时代，而长三角和杭州湾附近地区则最为明显^[45]。

其实，宋代，特别是南宋，市镇网络已经形成，至少从太湖流域来看是这样。1989年，厦门大学教授傅宗文即有《宋代草市镇研究》^[46]一书问世。此前，李春棠已指出，南宋疆域缩小，但仍有1280个镇和4000个集市^[47]。陈国灿亦认为，市镇发展史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而地处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临安、嘉兴、湖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等地“无疑属于市镇密集地带”^[48]。如此众多的市镇已经可以按其功能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如环城卫星市镇、生产型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港口型市镇和乡村墟市等。若就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而言，其中的生产型、交通枢纽型和港口型市镇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49]。可视为纺织市镇。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宋代常有十余万矿冶工匠聚集于此，这是矿冶城镇。至于以制陶名世的江西景德镇，宋代即有瓷窑300座，陶工数千人。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专业化倾向愈发明显，其中颇多生产型市镇。樊树志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中数量最多的是丝绸和棉纺等纺织业市镇，丝业市镇如南浔、乌青、菱湖、震泽等镇，绸业市镇如濮院、盛泽、双林、王江泾等镇，棉业市镇如新泾、鹤王市、七宝等镇，布业市镇如南翔、罗店、朱家角、朱泾、枫泾等镇。粮食业市镇有枫桥市、平望、长安、临平、硖石等镇。此外，还有不少盐业市镇、榨油业市镇、笔业市镇、冶业市镇、窑业市镇、渔业市镇、编织业市镇、竹木业市镇、刺绣业市镇、烟业市镇、制车业市镇、造船业市镇、海运业市镇等。其中多数市镇具有生产型市镇的特征，只是程度有强有弱而已^[50]。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以降的千余年间，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和密集度均大大超过华北地区。这既是江南与华北这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所致，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在经济类型和发展路向上已经发生分野，即华北更多地保留着旧有的自然经济气息，不少地区仍停留在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系之内;而江南则显现出浓烈的商业经济氛围，开始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民国时期的市镇，根据单强的统计，包括镇江、常州、无锡、上海、嘉兴、湖州及南京、杭州一部的地区，共41县，面积49，741平方公里，约1，940万人口^[51]。据刘石吉“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农村乡镇有1，383个，其中松江303个，常州253个，苏州206个，太仓193个，杭州145个，江宁83个，嘉兴78个，镇江65个，湖州57个^[52]，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乡镇27.8个，约3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乡镇，乡镇间距为6公里。而据从翰香统计，华北冀鲁豫平原民国时期共349县，面积为434，577平方公里，人口6，266万，主要集镇有2，248个^[53]。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5.2个，每193平方公里有一座集镇，集镇间距为14.5公里。据此，可制表如下:

民国时期南北乡镇密度比较表(www.xing528.com)

单强认为，“若就乡镇的贸易区域而言，华北是江南的5倍。相反，若就乡镇密度而论，江南则是华北的5.3倍”。在一镇的贸易区内，江南有14，040人，华北有27，792人，华北为江南的2倍。以需求极限(即该区域内须拥有足够的消费者，其需求足以使供货商赚取足够的利润)的原则衡量，江南居民的平均购买力高于华北^[54]。

此前慈鸿飞亦作过类似的分析。他选择晚清民国时期河北16县和苏南24县作比较，因为苏南“代表了中国集镇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河北则在经济发展水准和地域上更能代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55]。河北资料为慈氏自己搜集，江南资料则借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0—134页、141—150页提供的资料。

民国时期河北苏南乡镇密度比较表

慈鸿飞与单强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江南城镇密度亦即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华北地区。在近代中国“集镇经济是介于传统经济部分与现代经济部分之间二元经济混合体”，“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集镇经济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56]。我们只要看看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以及在其带动下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就可以知道市镇经济在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它们在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多么巨大了。

需要强调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农村集镇当然还没有现代工业企业，所以不能和改革开放后的新兴小城镇简单类比。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作为“生存于农村经济上面”的市镇，其全部活力来自于周围农村经济。然而，正是在江南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各式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镇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是市镇赖以生长的土壤;交汇于镇市的水陆交通，则是为镇市输送养料的孔道。因此，这种市镇经济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数千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从而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特别是江南太湖流域的市镇分布更为密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这个新型的网络体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为自己的独具功能，不仅沟通了本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性区域市场，而且沟通了本地区与外地(如闽广、两淮以及京畿等地区)的商品交换，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经济纳入了全国性市场网络之中，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果考虑到此期间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则可以认为江南区域经济确有某些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在，此点留待本章第四节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