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4]。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5]。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此点留待后论。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6]，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7]、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8]、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9]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1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巨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0]，则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名作。此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对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贸易和生态环境做了具体生动的复原描述。斯波义信认为:
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11]
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其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表现;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
中国学者当然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宋史前辈张家驹就着力研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其成果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12]一书面世。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问题，后结集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3]出版。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时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近代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他说: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14]
刘石吉的主要依据是江南棉织业“已由家庭手工业制度转变为作坊(甚至工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中的手工业者不再自由独立，而变为没有生产工具的雇佣劳动者”[15]。刘氏认为，“以明清两代商业市镇作为指标，可以清楚地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特征”[16]。“这些市镇中的包买商、牙行及机户(或账房、织工与机匠)与附近乡村的农户，逐渐形成连锁性的生产与消费关系”[17]。“明清以来，江南这些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产业资本主义的扩张”[18]。(www.xing528.com)
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两书中深化了刘石吉的研究，同样认为江南区域经济在市场勃兴的带动下发生了重大变革。他说: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21]
樊树志先生所强调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启动问题，李伯重有专书研究，此即出版于2000年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2]。他认为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始于明嘉靖、万历时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大约经历了自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23]，其动力主要是被称为“斯密型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即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24]，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大小所限，所以“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的极限就是市场的容量。换言之，市场的扩大是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25]但在数年后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26]中，李伯重又说，若就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the Extensive Growth)转变为“斯密型成长”[27]。这就是说，由“斯密型动力”推进的早期工业化从南宋就开始了。
从以上简要征引中，我们看到，确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南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市镇网络的兴起、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早期工业化的发轫等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也正是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使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汉唐社会以及与同时期的华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类型和发展方向上区别开来。笔者将宋以降江南社会概括为“农商社会”无疑得益于学界前辈和同侪先进的启发。
应当说，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形和逐步扩展的过程。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社会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嫌狭窄。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中国实在太大了)。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
我认为，宋以降江南“农商社会”具有如下五大历史特征，当然各个特征在分布地域和发展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但这些特征的出现及其演进仍然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现依次分述于下，是耶非耶不敢自必，敬请识者有以教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