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初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二、“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之初现

唐宋之际我国发展路向出现了由“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如果说早期中国是封闭的内陆国家，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汉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汉唐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管理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和处理与匈奴、突厥等西北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称为“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所以我们说汉唐社会“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的确，我们不应忘记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千余年间，在万里丝绸古道上，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而中外商旅所贩运的锦绮丝绸和异域珠宝作为皇室、贵族、官僚阶层享用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实在关系不大。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

然而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就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我在拙著^[2]中说过:“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11世纪后半叶(即北宋晚期)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拥有以海外贸易为载体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要素，正是海洋帝国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我认为晚唐以后，我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北宋中叶以后，北边从山东登州的板桥镇，往南到长江口刘家港、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直至海南岛的琼州港一线，分布着20来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与东洋(日本、朝鲜)、南洋(菲律宾、印尼等)和西洋(阿拉伯世界、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东岸)进行着广泛的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因而成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号“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大批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涌现出来。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统计^[3]，在朝鲜《李朝实录》上可以查到姓名的宋代福建商人就达数千人之多。宋代江浙闽广一带，不仅涌现出大批从事外贸经营的本国巨贾豪富和中小经营者，而且聚集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蛮贾蕃商”，两者合计至少有数万之众。(www.xing528.com)

三是从商品构成上看，宋代出口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丝绸、漆器、铜钱等制成品，附加值较高，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

四是从航海技术上看，宋元时期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我国自己建造的“木兰神舟”即大型海舶之上。所有这些，均是我国在唐宋之际已经出现海洋发展路向的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海洋发展路向在两宋300年间主要体现在以两浙、福建、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北宋时期，以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为主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处辽夏前线，因而仍旧运行在传统的大陆帝国轨道上。常年驻扎在三路沿边地带的数十万禁军，即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税和徭役为基础;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为转运站，把从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和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批的军需物质，再分拨到辽夏前线去。宋仁宗时在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又在陕西、河东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给予“牧马草地”并减免赋役来吸引当地居民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大陆帝国色彩的耕战经济模式，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