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田租金浮动与官田租金的区别

二、私田租额的浮动及其与官田租额的区别

就宋代而言，大体上地租率还是在50%上下浮动，但不同的租佃方式，其租率却有不小的差异。实物分成租的租率一般为50%。江西鄱阳人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两段材料极为典型:

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19]

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20]

“十取其五”，“以五输本田主”，明言地租率是50%。南宋熊禾称:“南北风气虽殊，大抵农户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21]熊禾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分成租，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指定额租制中“中分其利”、“主客各半”之地租率。

然而在较分成租先进的实物定额制中，地租率为40%的记载也不少。如福建人章甫(1045—1106)所云:

分时往往只论，主客四六无偏颇^[22]。

在荆湖一带，据南宋王炎所说:

(湖右)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有牛具粮种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二斗。若无牛具粮种者，又减一分。^[23]

在淮南地区，据南宋初年王之道所说:

今(淮南)闲旷连阡亘陌，斯民不复问其耕之卤莽，耘之灭裂，而其实有卤莽灭裂之报。为佃客者，又贪多务得，正使所收不偿所种，亦当取其十分之四，往往倒持太阿，以陵其主人，故主人常姑息而听之。^[24]

两湖地区一亩产粮2石，佃客得1石2斗，这是“主四客六”之分，地租率40%。淮南地区“十分之四”而“倒持太阿”，也是佃客得十分之六。因此章甫所说福建地区的“主客四六”，同样应理解为“主四客六”。可见定额租制下，特别是在佃客自有牛具粮种的情况下，地租率一般为40%，亦有相当普遍性。如按此类租额来折计亩产，则只有实际产量的80%。通常只有在佃客一无所有，牛具粮种全靠佃主提供的情况下，租率才达50%，这五分之一的增加额，即系“牛米”(牛租)。然而正如目前学界所认同的，宋代分成租已较少见，定额租制才是普遍形态^[25]。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按地租翻倍而计来算当时当地粮食亩产，往往降低了20%的水平。

再看官租。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宋代实行官田私田化政策，在长时期中把各类官田以各种方式下放给民间经营;而尚留存在官府手中的屯营田、官庄以及各地州府县学的学田，也大多依照民间体例，招揽当地百姓或流民“佃种”^[26]。然而在确定官田租率时，从中央到地方，又往往规定“减租二分”，较之当地租额又少20%。如《宋史·食货志一》载:高宗建炎元年(1127)，没收蔡京等人的田庄“以为官田，诏见(现)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绍兴二十年(1150)，各类没官田土“募人佃赁，依民间定租，亩米一石，与减二分。”^[27]而宋廷在招集流亡、耕垦各类官荒田土时，一般均以“轻立租课”为优惠条件，以广招徕。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直到南宋末年贾似道大规模“回买公田”以敛财赡军时，也仍有相应的减租规定^[28]。(www.xing528.com)

宋代官田的经营方式，依照土地肥沃程度的递减而有所不同，早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以前，就有“近城第一等为官庄，第二等合种，第三等出租，第四等募人耕、五年起税”^[29]的规定。官庄、没官田一般是肥田沃土或近廓好地，多取出租方式经营。那些不成片段的荒闲田土，名为“召佃”，实同招垦。高宗绍兴六年(1136)，司农少卿、提领江淮等路营田公事樊宾等建议:

将江南东、西路州县并镇江府管下县分，除可以拨充官庄田土外，有不成片段闲田，委官逐县自行根据见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30]

一亩只纳一二斗，名为官租，实同赋税。这种情况就更不适用于租额翻倍这种亩产计算方法了。为什么官租非要略低于私租，佃农才交得起呢?《宋史·食货志》解释道:

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庾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

一言以蔽之，官租在交纳的过程中会有种种额外花费，拣、掐、库、称每个环节都是关口，需要打点。私家地主收租时当然也会刁难佃客，但毕竟较少较轻，与官府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州县胥吏的背后是政府，拥有国家暴力，而且在王安石行仓法前，他们就是靠刁难勒索这种“侵渔之道”过日子，佃农交1石官租，必须在1石以外另有付出，这租才交得成。试举数例如下: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诏令称:

诸处职田，多不依条召浮居客户，却令公人及税户租佃，所纳斛斗又更加量，以至水旱灾伤，不许申诉。

用大斗、凸概、斛面等法来加量收租，又不让申诉，这类事例在《宋会要辑稿》、宋人文集中十分常见，所以需要颁布诏令，要各地注意纠正。然而此类事例却屡禁不止，如仁宗庆历元年(1041)，据知许州李淑报告:“伏见官员职田虽有条约，或闻所收，亦有欲成之际，预差公人诣地制扑合收子斗。……每亩制定一石至八九斗者。……(佃户)多是陪备，或更催督紧急，便致逃窜，不能安居。”到仁英之际，约在1062—1064年间，《宋史》本传记吕大防知青城县，此前“圭田(按即职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吕大防奏准而纠正之。南宋末年贾似道公田法中更是“以高地而为良田，以豆麦而为租米，以所产三斗、五斗而为八斗、一石”，甚至“谬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31]。“斛斗加量”也好，“入以大斗”也好，或干脆改变量制，1斗不是10升100合，而是16升160合作一斗，增量60%，总之官府在敲剥掊克佃农上，较之私家地主厉害多多。再加上经办胥吏刁难勒索，系官佃农实际所纳远远超过表面规定，所以官田租额如果同民田租额一样重，再加上交纳过程中的种种花费，势必超过私租租额，导致“佃不堪命”、“便致逃窜”。这就是官租在定额上要较私租为低的原因。

上面说的是普遍情况———定额租制。由于同样的道理，在实行分成租制的场合，各地官府既有实行“官私各收其半”(租率50%)的，也有“官四客六”(租率40%)的不同做法。需要强调的是，官田上的对分制，往往是在“官出粮种”的条件下实行的，每年收成之后，先扣除种粮，然后再对半均分。这样，佃农所分的50%就是净得，其中没有籽种成本。如徽宗崇宁二年(1103)，在熙河路番汉弓箭手屯田中，实行的就是“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32]的做法。孝宗乾道六年(1170)庐州屯田“官给牛具，借贷种粮”，收成日“除出借贷种粮外，以十分为率，官与力耕人中分”^[33]。淳熙十年(1183)，江陵府在江汉平原上召佃耕垦，第一年所收全归佃户，第二年“除椿出次年种子外，不论多寡厚薄，官中与客户中停均分”^[34]。这种对分制，几乎都是在官出牛具、种粮的情况下实施的，这就是说佃农几乎不承担种田的主要成本。而民田租佃中的对分制，则多半无此优惠。

比较而言，在官田租佃中，“官四客六”的做法要普遍一些。如绍兴六年(1136)，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官庄，在“官给牛、种”的条件下，第二年“收本谷三十万斛有奇，除客户当给六分，官收十余万斛”。就在这一年，南宋朝廷下令在各路推行官四客六的租率，绍兴七年(1137)十月诏书称:

诸路营田官庄收到课子，除椿留次年种子外，今后且以十分为率，官收四分，客收六分。^[35]

看来各地基本实行了这一指令。如滁州70顷营田，按照权发遣滁州杨由义所说:“依营田元指挥，除种子外，官中与佃客作四六分，官得四分，客得六分。”^[36]淮南屯田，依淮南转运判官吕企中言:“窃缘当来营田系是四六分，官收四分，客收六分，盖欲优异人户，今耒欲乞除种子外，依营田例四六分数，官私分受。”^[37]在官出种子的前提下，佃户得六成，实际租率当低于40%。总之，按官田地租翻倍而折算产量，同样会降低当地亩产，进而低估当时当地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