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亩产：一份详细数据考察

一、江南亩产的数据考察

按照漆侠先生的估计，“宋代亩产量一般是二石，最差的也有一石”^[3]。按照我的计算，宋代全境平均亩产为1.875石，折合今制每亩197.5斤^[4]。当然，由于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种种原因，全国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各地粮食亩产也有很大差异。仅就东南一带而言，以太湖流域的两浙地区为中心，按照当时人的观察，每亩产米二三石之间，合谷四至六石^[5]，即亩产绝对不止一石米或二石谷。现据所见材料，按时间顺序例举如下:

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范仲淹在上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计出米七百余万硕。”^[6]中等年份，每亩单产米2—3石。苏州是范仲淹的家乡，他在当地又当过父母官，所述是可信的。

据岳珂所说，在苏州、湖州一带，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上色(田)可收谷四石”^[7]。合米二石，较之范仲淹的说法，略低一点。

神宗(1068—1085)在位时，水利专家昆山人郏亶在其所著《吴中水利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太湖流域的治水设想，然后说:“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今苏州只有三十四、五万石，借(假)使全熟，则常失三四十万石之租。”^[8]这就是说，苏州地区如修好水利，可以变沼泽为水田，扩大耕种面积，按每亩产米4石计，18万亩可以产米72万石。

每亩产米4石当然应是旱涝保收的高产之田的产量。然而细绎郏亶原意，他强调的是治水之后可以扩大粮田面积来增加粮食总产量，其着眼点并不在每亩单产的提高上。因此他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粮食亩产。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哪怕较每亩4石为低，也应不低于3石。

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9)，浙江明州(治今宁波)城西广德湖未废之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合米3—3.5石，而且是大面积高产:“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9]

以上是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几个亩产量数据，从11世纪40年代的每亩产米2—3石，到12世纪初叶，上升到3—3.5石米。这些记载，有的出自当时人，有的出自当地人，应该比较可信。

下面再看南宋时期的记载。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的罗愿《新安志》在讲到当地歙州山区山多田少，赋税沉重时说:“大率上田产米二石者，田主之收什六七。”^[10]意思是自然条件差而田主不易，因此国家税收不可太重。所以如果不是有意压低，至少不会夸大当地的粮食亩产，每亩产米2石之数应该比较近实。

参照相邻地区，如神宗时期(1068—1085)淮南和州一带亩产达到四五斛(按斛、硕皆相当于石)，如按谷计，折成米每亩也有2—2.5石;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江东一路平均亩产达到每亩2石米^[11]。这些数据可以互相印证:在条件不如苏南的歙州、和州等地亩产可以达到甚至超过2石，以苏州、常熟为代表的两浙地区的亩产应该更高一些。(www.xing528.com)

孝宗、光宗之际(1189—1190)，陈傅良知桂阳军，撰桂阳军《劝农文》说，在浙江、福建一带，上等田亩产米3石，次等亦有2石^[12]。宁宗嘉定二年(1209)，湖州知州王炎奏称:“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石。”^[13]这种湖边草荡因筑堤围湖而辟成的“新田”，尚未精耕细作，但水利条件好，可算中等之田，因此，亩产“三石”之估计可能偏高，但亩产2—2.5石米，应是不成问题的。

到南宋末年，约当13世中叶，高斯得知宁国府，在其所撰《宁国府劝农文》中介绍两浙地区精耕细作的经验，说:“及来浙间，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14]这里并未明言这五六石到底是谷还是米，即使按谷折米而计，每亩产米亦达2.5—3石。宋元之际浙人方回(1127—1307)说，两浙地区平原产米3石，山田2石^[15]。这与上面高斯德的说法是一致的。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平均亩产2—3石米是没有问题的。若只计平原、不算周边山区的话，平均亩产应在米3石上下。若是那些水利条件好的旱涝保收田，则在3.5石到4石之间。具体就常熟而言，其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之好，即在太湖流域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常熟粮食亩产如不高于、至少也不会低于苏州、湖州的水平。早在唐代，常熟就是江南重要的水稻区，因其通常收成较好而得此县名。从五代到两宋，在三个多世纪中，常熟大修塘浦圩田，农业生产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太湖流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才会产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两浙路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81人，居全国第一位，更是明证。北宋人沈坰说:

故苏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长而水远，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乐其业。^[16]

南宋人程公许说:

浙居东南隘，水逾于地，引以为田，厥土衍沃。故苏产甲两浙枝邑，常熟复甲故苏，即名可知也。^[17]

苏州地区在两浙路是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而常熟又位列苏州地区的榜首。既然两浙路的平均亩产已在3石上下，常熟绝不会低于此数。

然而自汉唐以至明清，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定额实物租为主(劳役地租、分成租制和货币地租均较少)，地租率大致维持在50%这个水平线上^[18]，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什么按每亩租额的二倍来计当地亩产却显得产量很低，而与当时当地人的说法不符呢?这里有两个原因在起作用，一是私租本身形态有别，数额有差，而官田租额一般又较民田私租为轻;二是民间租额一般情况下是只按一造之收成来计算的，这是汉唐以来的惯例，一直沿用下来。但耕作制度自唐代以来却在慢慢发生变化，至迟到两宋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在太湖流域、福建沿海和川西成都平原等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稻稻连作制，或者是稻麦连作制，即一年已收两造作物了。这样，如按一熟之租额翻倍而计就丢掉了第二造产量。下面分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