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例司内部机构设置和属员
条例司内部具体机构的设置，今存于史料的仅见领条例司、编修官和检详文字三职，但可据条例司职能一探究竟。既然条例司是创议新法的机构，我们可以根据法令从草拟到出台的过程推测其机构设置。草拟法令需要官属，然后参详审核，亦需委派官员上报朝廷，通过后宣谕于下，亦需员从中管干。《宋史·职官志一》载:“崇宁元年七月，诏如熙宁条例司故事，都省置讲议司。以宰相蔡京提举，侍从为详定官，卿监为参详官;又置检讨官，凡宗官、冗官、国用、商旅、盐铁、赋调、尹牧，每一事各三人主之。”讲议司是蔡京擅权聚敛的一个机构，其设置远比条例司更为详细和正规。但是由于它的设置乃“如条例司故事”，所以笔者认为其主要机构与条例司大致相同。即条例司也应有详定官和参详官等设置。而这一推测与上述经由条例司职能对其内部机构的推测大致吻合，可相互印证。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道:“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14]从苏轼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条例司除陈升之和王安石外，还有“六七少年”谋划于内。时吕惠卿和苏辙同为检详文字官，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中书检正，曾布为看详衙前条例，又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15]。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条载，吕惠卿奏疏，“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敕，无不经臣手者”，知三项新法主要皆由吕惠卿草成，检详文字官职司草拟法令。曾布所受五职只有看详衙前条例属条例司所辖机构，熙宁二年三月，神宗曰:“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之法”[16]。曾布的看详衙前条例一职或为神宗此言所设。《长编拾补》卷六称(曾布)“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六载，苏兖云:“曾布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憾之。”可知曾布至少参与了修定役法的工作。而苏辙由于“受命以来……无所建明，至于措置大方，多所未谕。每献狂瞽，辄成异同”[17]，且苏辙已于此前出为河南府推官，当然不在此“六七少年”之列。
苏辙任检详文字时曾在《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中说，“介甫召余与吕惠卿、张端会食私第，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18]。此张端《宋史》无传，详情不得而知，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张端在条例司的身份非同一般，但又非详检司，或许属编修和参详官之列。(www.xing528.com)
熙宁二年九月，吕惠卿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苏辙出为河南府推官。于是条例司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和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后李常反对青苗法，王安石责之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预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于蒋之奇也?”[19]可见李常亦曾参与青苗法的草议。熙宁二年十一月，陈升之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画，欲以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王安石恐此变更，他作为参知政事不能直接领局，会沮坏新法，使变法方向逆转，希望一仍其旧。最终以枢密副使韩绛同领条例司。
熙宁初年，条例司曾引入颇多属员，如程颢[20]、刘彝、卢秉、王子韶、杜纯[21]等数人。其中程颢、刘彝、卢秉三人曾见于一处，史料是这样记载的:“(熙宁二年)夏四月丁已，从三司条例司之请，遣刘彝、谢卿材、候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22]八人中，另五人皆无本传，但王汝翼如上所述已为条例司属官。候叔献曾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事，屡督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散青苗钱[23]，王广廉于河北行青苗法并遭劾[24]。所以二人皆系坚定不移的变法支持者。再参以刘述疏奏“(王安石)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柄，取为己功;开局设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动摇人心”[25]。由此考之，此八人皆入置条例司，至于其官职名称不详待考，但其任务是明白无疑的，即调查各路农田、水利、赋役情况，为条例司立法作准备;而且其任务是临时性的，访察完毕，回京奏命即结束。所以可以知道，条例司内部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机构。前引曾布为看详衙前条例亦类假于此，俟役法成，此职即撤销。王子韶因入条例司后，不久即出按明州苗振狱，所以未曾参与制定新法。而杜纯由王安石推荐，充审刑详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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