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户帖的诸项功能
户帖既为征税而设，其基本功能当然是向民户通知其应纳税额。但是税额高低是由田亩广狭所决定的，因此在民户因田产变动而实行税额推收的过程中，户帖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北宋前期，前引《农田敕》规定，民户添置田产、分烟析居或佃逃户归业，可以“各出户帖供输”，即由官府再颁赋税通知书，与该户原有户帖并存使用。仁宗以后改为实行“割入一户”的新法，割即“推割”(又称“推收”、“改割”、“过割”等)，就是根据民户田产的变动情况在户帖上相应增减其应纳税额。南宋时期，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户部所修《典卖推税》令规定:
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于人户契书、户帖及税租簿内，并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并乡书手姓名。税租簿以朱书，令佐书押。[24]
民户典卖田产后，除户帖外，还要在地契和税租簿上增减其应纳税额。此事由乡书手签名承办，县令佐审查画押，手续更为严密，以防失陷税额。中古田制框架崩溃后，土地买卖的限制基本取消，“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值］”[25]。晚唐以后土田流易日趋频繁，民户税额也随之频频变动，这种情况决定了户帖行用的日渐广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户帖是联结国家与税户的主要经济纽带。
但是我们在前引绍兴五年的《出卖户帖令》中也已看到，民户领取户帖是要交钱的，其价从一贯到三十贯共分六等，视户等高低而定。虽说这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倘若户帖只是一纸通知书，此外一无所用的话，城乡主户是不会出此高价来购买它的。这就告诉我们，除了通知民户应纳税额这个基本功能外，户帖必定有其他一些派生性功能。
对于民户来说，户帖最为显要的实际功能，莫过于它能起到确认产权这个作用了。首先这样做的，正是宋廷本身。仁宗天圣四年(1026)六月，三司筹划福州官庄出卖办法，其中规定:“候［佃户］纳钱足，给户帖与买田人，执为永业，应付差徭……”[26]系官佃户在出纳地价之后，便取得官颁户帖作为其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凭证。而官府亦据户帖所载田亩等色及其面积课征税役。事实上，福州官庄早在宋初就已完成了私有化过程，因此户帖具有产权证书之作用，至迟不晚于太宗时期，史籍明载曾“于太平兴国五年，准勅朝臣均定二税，给帖收执”[27]。只因仁宗时的官田私田化政策更加倾向于采用有偿转化的方式，所以籍初给帖时曾有“官中却要，不得占吝”[28]之语，责令两万多实际耕种者重新出纳地价，宋廷才正式承认其土地私有权。但是地价一经付出，官颁户帖就成了人户对现耕地拥有产权的法律文书。神宗方田均税法中，明文规定将户帖连同庄账“付逐户以为地符”。所谓“地符”，亦即产权证明文书。
正因如此，民户如在天灾战祸中失去契书以致产权不明，官府可以补发户帖来确证民户产权之归属。两宋之交，锋镝余生的农夫，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战火甫定，便陆续返回故里恢复生产。但是一则多数庐舍契书毁于兵火，田产界致或有不明，争端迭起，影响农事;再则官府亦须掌握各户田产广狭以为征税依据，所以在曾经燹火烧劫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补颁户帖。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六载:
(绍兴二年)闰四月三日，右朝奉郎姚沅言:“欲乞朝廷行下诸路转运司，相度曾被烧劫去处，失契书业人许经所属州县陈状，本县行下本保，邻人依实供证，即出户帖付之，以为永远照验……庶几民间物业各有照据。”从之。[29]
在给失去契书的民户补颁户帖所要达到的两个目的中，宋廷及其臣僚只强调了一个目的，即以户帖替代地契来保障民户的土地产权，而将其保证税入的最终企图隐在其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恰恰说明户帖确可发挥与地契相似的重要功能。我们知道，私家田产是可以父死子继的，因此户帖作为产权证明文书，也应与地契一样代代相承，“以为永远照验”，说的就是户帖的继承性:一经颁发，便永归民户所有，官府不再收回。
户帖之产权确认功能，还可从招民垦荒等环节得到证明。神宗元丰元年(1076)三月，京西南路转运司奏称:
秘书监高赋言:“唐州民请地生税，实公私之利，乞并邓州南阳县民，有田无税及税少地多，立限一年自陈。据顷亩立税给帖，听为永业……”从之。[30](www.xing528.com)
只要垦荒民户如实做到按亩纳税，国家就将如数承认其对现耕地产的私有权，其凭证便是户帖。此外在逃田主人归业，其田产已被他人“开耕了当”，当地官府以相应数目的邻近官荒田拨还时，亦出给户帖以为证明[31]，这里不再赘述。
户帖具有产权确认功能，并非偶然。如前所述，户帖既是赋税通知书，必然详尽填入该户田产亩积、等色、四至等内容;而在一户一帖(如该户只有一块田产)或一户数帖(如因添置田产而续颁户帖)等情况下，往往存在着户帖与地块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加之户帖因官府所颁而天然具有法律文书之权威等;这些，正是户帖能起产权证明文书的基本条件。
在官田租佃关系中，户帖可起承佃文书的作用，这是第二个派生性功能。徽宗宣和元年(1119)八月，农田所奏请将浙西地区的逃田、荒地、沙涂、退滩等召佃耕种，办法是:
以田邻见纳租课比扑，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实封投状，添租请佃。限满拆封给租多之人，每户给户帖一纸，开具所佃田色步亩，四至著望，应纳租课。如将来典卖，听依系籍田法请买印契、书填交易。[32]
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不论户帖是发给乡村主户还是承佃客户，都是为了确定他们向国家承担的经济义务。因此主户上缴国税也罢，客户输纳官租也罢，均给户帖以为依据。南宋亦向系官佃户颁发户帖。孝宗淳熙二年(1175)湖广总领刘邦翰言:“湖北州县应请佃官田并归业人，将见耕田土许自陈，官出户帖，永为己业，听从典卖。将来合输二税，分为三限，每年起一分。”[33]
严格说来，作为赋税通知书使用的户帖，有时可起确认产权律效用;而作为承佃文书的户帖，却只承认其对耕地块的使用者似有相当距离。但若深究一步，则会看到它们在基本点上又通的。这个基本点，就是上述官田请佃多发生在官田私田化这背景下，因此名为承佃文书的户帖，往往亦具确认产权之效用。神宗元丰年间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任扶沟县令，时“朝的法权，两是相个总例如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当没者千顷，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诸邑已定，而扶沟民独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复加益，及听卖易如私田”[34]。这里所括之田，一可按旧额只纳二税，二可如私田听其买易，可见剥削名称从税到租的改变，并未否定民田的私有性质。前引徽宗在浙西所括公田，其实多系民田，在变税为租后，同样可以典卖交易。前引南宋孝宗时湖北州县民户请佃官田，实际上也是只输二税，“听从典卖”，可见均作私田看待。因此此类场合所使用的户帖，徒具承佃文书之名称，而与可作产权证明文书的户帖并无二致。前面述及福州官庄曾在太平兴国五年“差朝臣均定二税，给帖收执”，发帖之时明言“官中却要，不得占吝”，倒是这种户帖更接近承佃文书。由于官田租佃中已经出现户帖，考虑到宋代官田经营的基本方式是“召民承佃”，因此将户帖作为承佃文书使用的情况应是不少的。
户帖既具确认土田产权之效用，那么在发生界至不明等产权纠纷时，民户当然可以将之作为法律根据而用于田事诉讼。这是户帖的第三个派生性功能。北宋仁宗时杨中孚与人争买官庄，结果败诉，就是因为没有拿到户帖以为产权证明。这场官司记录保存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四中:
景祐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御史台言:“威胜军状，录事参军杨中孚诉于澶州，请买官庄为宗璘争买。乞赐定夺。”诏付详定所看详。如依澶州及刑部，用启倖隐税条定夺，缘元［原］按卫南税簿点检，中孚所请买田，元在楼店簿内开阎［阖］税赋，今来已收入催科簿内桩管税额，三司称未落簿，尽未为失陷。若依法寺，引用回避诈匿不输条，却给地与中孚，又缘中孚违限不纳价钱，告嘱手分，未出户帖，虚凿税簿，避两料税物，以此难给与中孚仍旧为主。所隐税物，若无宗璘告论，官司无由得知。欲望给田宗璘，用为激劝。
隐欺税赋，固然亦是杨中孚败诉之一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文中明言，如依“启幸隐税”条判决，则此田已收入催科簿内“桩管税额”，并未失陷;若按“诈匿不输”条判决，仍将“给地与中孚”。只缘其“违限不纳价钱，告嘱手分未出户帖”，再加上“避两料税物”这一考虑，才将田判给宗璘。杨中孚既未按时纳足地价，又未拿到户帖以为产权凭证，自难认为该官庄出卖过程已经完成。由此可见户帖在确认民户土田产权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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