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等版簿的形成过程
北宋五等版簿制究竟始于何时?由于目前尚无专文论列，诸种通史著作又语焉不详，故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说。为此，须就五等版簿的形成过程略作检索。
文献记载表明，宋廷承五代战乱之弊，在其建立之初的三四十年间，户籍制度是比较混乱的，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令式。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涉及户籍的各项诏令中，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多系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或为劝农垦植而立，或为赋役征纳而设，矛盾抵牾之处甚多。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为课民种树，令“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树木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2]。种树多寡与户等相系，可见民户等级的确定与其田产广狭、赀财丰杀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该项规定虽为种树而设，然在分等标准上与其后出现的五等版簿确有相通之处。当然，就这个规定的本身而言，还谈不上是户籍制度的设置。一年以后，宋太祖命令各地置造户口版籍，是出于催征赋税的需要。“建隆四年十月诏曰……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账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帐、户抄处，便仰置造”[3]。其中州县催科都无帐历、“官无版籍”云云，说明前为种树而设的五等民户确系临时措施，各地并未当作户籍税账之式而予以保存或推广。太祖末年，曾见“三等人户”之记载:开宝九年(976)“正月，遣太常丞魏咸熙于开封府管内诸县均定三等人户税额”[4]。一年后又有人建议将民户分为九等:“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7)，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州户供官役素无等第，望品定为九等著于籍……”[5]“素无等第”之类话头和上述三等、五等、九等参伍驳杂之状，明显反映出迟至太宗初年，国家户口版籍尚无定制。
程能九等之议实施了没有，史载阙如。但是，此后宋廷针对“户口、税赋账籍皆不整举，吏胥私隐税赋”等问题，“又令各地知州、通判、募职州县官各具规划”[6]，上报中央。这是淳化四年(994)之事，上距程能提出九等之议已逾十七年。由此推测，程能建议并未采纳。不然焉用各地再来规划方案，以供中央政府采择选纳?(www.xing528.com)
就在令各地上报版籍格式的一年之后，即至道元年(995)六月，“令诸州重造两税版籍、颁其式于天下”[7]。显而易见，这个版籍令式，正应来自某州所上的“规划”之中，太宗采择以为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颁行各地，令州县比照置造。根据官方文件和当时人的记载，其大致办法是，“凡一县所管若干户夏秋两税、桑功正税及缘科物用，大纸作长卷，排行实写。送州覆校，定以州印印缝。藏于长吏厅侧”[8]。“其县乡版籍分为五等”[9]，“如系客户，即去(疑即‘云’字———引者)系某人客户”[10]。由此可见，这次全国统一的户籍登记是以县为单位，按照朝廷所颁格式在长卷上挨户排列，每一户头之下须逐项标明其赋役负担，主客户分别统计;主户按其物力(主要是田产，详后)多寡分为五等:客户须注明其承佃之家，作为主户的附籍而存在，最后将此版籍卷册送州覆核，加盖州印，归档妥存，作为日后赋役征调的根据。参之《文献通考》，亦见“至道元年，诏复造天下郡国户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税赋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复造焉”[11]。既云“始命复造”，则此前未有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甚明;既云“颁其式于天下”，则此时各地户籍置造均按中央统一格式亦甚明。此事在北宋史家曾巩笔下亦有反映:“兴国初，有上言事，以闰为限，三岁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上尚书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险易、户口之众弃。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县户口之版籍焉。”[12]“复造”、“更造”云云，所指均应是至道年间按中央所颁格式更新全国户籍一事。至此，宋朝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才告正式形成。这就是五等版簿。
上述材料从不同侧面说明，被当时人称为“本朝经国之制”[13]的五等版簿制度，并非随赵氏皇室与生俱来，而是诞生在北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即10世纪末。此时上距北宋开国，已有37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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