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桥梁建造技术的巨大进步

四、南宋桥梁建造技术的巨大进步

南宋造桥热的兴起必然带动造桥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在桥梁建材方面主要表现在以石易木导致石礅石梁桥取代木墩木梁桥趋势的出现上;在桥墩建造方面主要表现在睡木沉基、筏形基础和养蛎护基等技术的发明和利用上;在梁身架设方面主要表现在石梁的运输、抬升和伸臂梁的采用上;在浮桥架设方面主要表现在浮桥长度的伸缩技术上。

(一)石礅梁桥的广泛出现和石材切割技术的进步

南宋时期，竹、木材料仍广泛运用于桥墩基础和桥身(包括桥柱、桥墩、梁身、桥屋、桥面及亭屋)的建造上，特别是浮桥和木梁桥的建设上。但竹木易得却易腐(在水中)、易燃(桥面)，用于建桥的主要缺点是不能耐久。用叶适在《台州重建中津桥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人情欲永逸而物废兴不常，成之未几坏已至矣”^[98]，所以经常需要重修、重建。如仪凤木桥(在湖州府)“绍兴三年(1130)居民遗火延燎”^[99]。前文述及的虎渡桥，原为石墩木梁桥，嘉熙元年(1237)亦因失火烧毁而改建为石墩石梁桥。而石桥建成之后，一般不易损毁，可收一劳永逸之效。史实表明，在南宋时期的桥梁建设中，建筑材料的运用已显示出一个较为明晰的以石易木的演进轨迹。主要表现为由舟渡过渡到浮桥，再由浮桥过渡到木桥，然后变为石墩梁桥这样一个序列。南宋中叶以后，石材使用日形普遍，也有一些从浮桥直接过渡到石墩梁桥的例子。现略举数例如下:

(浙江湖州)甘棠桥，在湖州府治南……祥符中胥偃谓三巨桥，此其一也，后尝改废壤，往来者渡以舟。政和中知州事章援建木桥，以其父故相惇尝守此，有遗爱，名曰“甘棠”。建炎末(1130)，郡人相与率金钱，易木以石，且筑堵于中流，析桥为二，南桥高可通大舟，北桥平衍以便行者。^[100]

(福建安溪)龙津桥，在县治南，即古黄龙渡，宋绍兴八年(1138)，县令倪誉始以舟为浮桥。淳熙二年(1175)，县令赵善竦再修。庆元五年(1199)县令赵师戬始创石址木梁。嘉泰二年(1202)县令龚晏始成之，长六十八丈，广二丈四尺，上覆以屋凡四十三间。^[101]

(江西临川县)文昌桥，在郡城东，跨汝水之上，直文昌门。宋乾道间太守陈森始为浮梁，凡四十五艘，名通济，建亭于东西涯。淳熙乙未(1175)太守赵烨复新之，益艘九。嘉泰中(1201—1204)郡士王谠叠石为址，平以板而屋之，为七十二楹，长七百尺有奇。嘉定末毁于火，太守薛师旦还其旧而甃以石。^[102]

(江西上饶县)善济桥，旧为浮梁以渡。遇春夏间甚雨淫潦，缆绝舻解，对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寻。里人叶君泽目击斯害，毅然以为己忧，乃相形势庀工徒，迭文石以砋之，架巨梁以梁之。经始于嘉定辛巳(1221)，至宝庆丁亥(1227)告成，凡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余丈。^[103]

(福建顺昌县)济川桥，在县治东，宋元祐中县令俞伟始建浮桥，绍定中县令赵必英累(垒)石为址，而梁其上，并覆以亭，元季毁。^[104]

(江苏镇江)皇庆桥，在县治东南百步，旧名行香桥。宋淳熙中甃以石，改名惠政。(淳熙中宰张佐属邑重甃以石，改名惠政)端平中，撤而新之，又改名端平。^[105]

(常州)惠明桥，一名州桥，在谯楼直南，以河故名。嘉定中史守弥悆重建，易甓以石。^[106]

(常州宜兴)福德桥，在县西北跨运河，俗名后桥，嘉定间里人以石易木，亦毁于嘉熙，今复旧。^[107]

(剑南州)延安桥(刘克庄在嘉定年间(1209—1225)赴潮州任通判途中)，暮宿黄孙口。末至数里有桥焉，接腐木为之，可十余丈，下临不测，覆以栈，半朽矣，举足则轧轧有声，幸达彼岸，回顾犹心悸未巳(已)。……又明年余去国至其所，前之腐木易以坚石，朽栈化为康庄上屋，傍(旁)庵扁(匾)曰“延平(安)桥”矣。^[108]

由上可见，大量的浮桥、木桥被改建为石墩梁桥，证明木料被石料取代的倾向渐趋明显。事实上从北宋中叶以后石墩梁桥逐步受到青睐，至南宋其建造数量大为增加。

如前所述，石礅梁桥遍及南宋各地，而尤以福建泉州最多。泉州石桥多为石墩石梁桥，全桥从基础至桥墩，再到桥面，都用较长而大的条石和石板砌成^[109]。泉州所辖晋江、南安、惠安等县，盛产优良的花岗石。花岗石容重高、抗压强度大、坚固耐冻、耐风化、耐腐蚀，是建造桥梁的好材料^[110]。用花岗石作梁墩桥建材，可利用自身的巨重和优良性能，压实桥墩基础，抗击水浪潮汐冲袭，增强桥身整体性，加快建桥速度。用石材代替竹木作为建桥的主要材料，其前提就是石料切割技术要有较大进步，能在石山上开凿出长达数十米的整条大石梁。据金大钧等先生的研究，南宋的石工们已摸索出了一套简便的石材切割方法，即首先在选好的石山上准确辨认岩石的走向、层理，找出适于开凿的分割面，用墨斗弹出一条分割线;再沿着这条分割线用石钻打凿出一排约五六寸深的孔眼，然后塞进短而粗的铁楔(称晶仔);对铁楔作轮番锤击，使其比较均衡地向石头深处钻进。不用多时，一块很厚的石料从顶部到底端跟它的母体劈裂开来，而且劈面垂直平整，略作加工，就可直接用于桥梁工程了^[111]。如改建于嘉熙元年(1237)的石墩石梁桥———虎渡桥，现存最大的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200余吨^[112]。如此之巨的石梁说明南宋的石材切割以及运输技术确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大量石墩桥的建造奠定了基础。

(二)多种桥墩基础的建造和护墩技术的创新

北宋泉州洛阳桥的建设，首创“筏形基础”、“养蛎固基”等桥墩构筑技术，到南宋，又发明了“睡木沉基”技术。这些技术的发明，缓解了湍急江流中难以构建桥墩基础的难题，从而促进了梁墩桥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南宋桥梁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洛阳桥，一名万安桥，位于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处，始造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该桥首创了现代称为“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即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石块，并向两侧展开一定宽度，形成一条横跨江底似“筏”形状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据考察，洛阳桥的桥基长五百余米，宽约二十五米。这种筏型基础可用自身的重力在江底的软地基上起到挤淤的作用，从而产生先期沉陷，获得一块比较坚实的地基，以供砌筑桥墩^[113]。

构成筏形基础的石头在江底无规则地叠压在一起，容易漂动甚至被湍流带走。当时没有现代的速凝水泥，就采取“养蛎固基”来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牡蛎属贝壳类软体动物，繁殖力强盛，生长于沿海区域的浅海地段，常自然附着竹木石头之上，四面伸展，故能将分散的石块紧紧地胶结在一起，使之形成牢固的整体，此即“蛎附址则涂泥聚，而石得相胶蟠以固”^[114]。这是我国古代桥梁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创新。不过“养蛎固基”法只适用于浅海区域，具有一定局限性。

“睡木沉基”系由“筏形基础”衍变而来，将江底铺石作基改为沉木为基。此项技术史书乏载，近人在对南宋时期的古桥址进行发掘时才予以证实。1965年拆除泉州金鸡桥旧址桥墩时，发现“睡木”桥基的实物。“该桥旧墩之拆毁，从上而下，层层卸石，及石尽底见，发现巨大松木二层，纵横层叠，作为‘卧桩’，而每一松木皆系赤松，其用也，整株去枝叶、截头尾，留存主干及树皮，松木巨大，每根全长16～18米之间，尾径40至50厘米许，出土时木质未变，树皮完好……当松木被抬起之后，其下即江底之沙积层，可见为初建时物，松木纵横叠妥后，桥墩即叠砌其上，墩之四周再铺压一层重石。”^[115]

前述安平桥也采用“睡木”基础。1980年11到12月，安平桥重修之际，陈鹏参加桥墩考古发掘工作，目睹了这种“睡木沉基”的做法:185号墩发掘至墩底露出五根杉木，每根杉木的两端分别架于打入海泥之中的桩木，间隔平行卧于海泥之上。在靠南、北两侧的睡木，在外又加两根木桩拦住，可能是为了防止外侧睡木滚出墩外的缘故。墩的石条与睡木交叉叠砌而就。312号墩墩底一层直径20多厘米的杉木编成木排，作为墩基，墩石垒于基上。39号墩“睡木沉基”法与312号墩类同，但睡木长短不一，长出的部分均露在船形墩外，多出部分长达22至60厘米，看来，这是就材料选用而已，并没其他用意。上述两处墩底海泥中多掺和有粗沙、石片、石砾，显然是为了加大烂泥的摩擦系数，减缓睡木墩基下沉速度而作，此也为睡木沉基结合沙基的一种方法。安平桥发掘的睡木沉基均为一层木排，实际上已达到整体均衡沉基的目的，较之多层木排科学。此外，有好事者在游泳时在石笋桥、顺济桥的桥墩底下摸到木头，估计也是睡木^[116]。

“睡木沉基”法是继洛阳桥“筏形基础”之后的又一项可贵创造，它使用单根木材沉降，化整为零，便于采伐、搬运，省去采集、搬运石材的耗时耗工之不便。同时睡木沉基较好地利用了沙基的作用，使沙土结合木材形成墩基，这样又节省了材料。而泉州地区将桥墩技术又推进一步，即建造桥墩时都用整条大石，一层纵一层横有机结合，垒置而成。这种桥墩巧妙地利用了整条大石自身庞大的体积和压重，无需胶结，构造简单，施工快捷，整体性好，可以很好对付水流冲刷和浪潮拍击^[117]。

(三)石梁架设与伸臂梁技术

在没有现代起重、吊装设备的当时，要完成巨大石梁的安装，的确存在难度。前述洛阳桥的石梁约长11米，宽60厘米，厚50厘米，重约八吨。如此之重的石梁，首先要将其搬运到浪涛汹涌的江中，然后再使其准确无误地降落在预设的桥墩上，难度极大。明人王慎中《泉州府修万安桥记》隐约透露出一点信息:“凿石伐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繂”^[118]。茅以升认为这后十个字，简赅地说明了石梁的施工方法:已制作好的石梁先由陆路拖拉到海边，乘潮涨时船驶到滩地，潮退船搁浅，用跳板拖石梁上船;待潮涨船浮，运到桥址梁孔之间，此即“激浪以涨舟”。机是转轴一类的器具;繂，意为徐徐降下。“悬机以弦繂”可理解为石梁浮运到桥孔之后，在已建成的桥墩上扎独脚把杆(丰碑)或人字把杆(钓杆)挂穿滑车(“悬机”)，从船上起吊石料，抽走船只，慢慢吊放石梁(弦繂)，使之安装就位^[119]。

比起洛阳桥，虎渡桥的石梁施工难度更为艰巨。虎渡桥于嘉熙元年(1237)改建为石梁石墩桥，总长336米，宽5.6米左右，共19孔，孔径大小不一，其中最大孔径为21.3米左右。每一桥孔由三根巨梁并列组成，每根石梁都在100吨以上，最大石梁长23.7米，宽1.7米，高1.9米，重近200吨。桥梁史专家唐寰澄估计，虎渡桥石梁是用垫滚木拖拉的办法:诸桥孔之间，先用土砂填堤，待石梁拖拉上去之后，再去堤成孔。这是鲁班“砂堆亭”的施工方法^[120]。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猜测。由于资料的阙载，当时到底用什么方法架设重达上百吨的石梁，一时无法确证，但先人们的智慧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古代桥梁以木、石为梁身，受材料强度的限制，单跨桥梁通常仅可达七八米跨度，河谷较宽时则须筑桥墩而建成多跨式桥梁，而多筑桥墩又不利于排泄洪水。为增大跨径，不建或少建桥墩，古人便创造出伸臂式(也称悬臂式)木梁桥。其法是以木纵横相间叠起，层层向河中心挑出，每层纵木(几乎全用圆木)前端都稍向上昂，以免桥受荷载变形后向河心凹曲从而保持平直;两边靠近到五六米距离时，再以简支木梁搭接成桥。这便是伸臂桥技术^[121]。

据唐寰澄考证，伸臂梁桥技术由来已久^[122]，南宋时期更是将其应用于梁墩桥的建造。如前述渌水桥便是一座多孔连续的石墩木伸臂梁桥，《醴陵县志》载:“椓大木为杙于潭底，而累碕石(石条)于水上，为墩七。雁齿挤排，架木成梁。”“雁齿挤排，架木成梁”便是对木伸臂梁的描述。虎渡桥、石笋桥甚至还将其应用到石墩的建造中，它们均用了挑出四层的悬臂石墩，每屋挑出二十到三十厘米，从而提高了桥中石梁的跨越能力，使桥下净空成倍增加，有利于泄洪、排潮和通航^[123]。

(四)浮桥的联结和伸缩技术

浮桥用舟船充当浮体桥墩，以解决江河流湍一时无法建造梁墩桥的难题。由于其是活动浮体，必须考虑多只浮船的联结问题。

浮桥一般由船、缆、桩、锚和埠头等部分组成^[124]。船体形状因地而宜，建在河流入海口的浮桥船体大抵两头都是尖的，以适应两面迎水的需要。而在不受潮水影响的河流上，就采用一头尖一头方的船只，以尖头迎水^[125]。浮桥的固定方法多半是在两岸埋上沉重的铁柱或石柱，挂上几根牵缆，牵缆上缚船，船上铺板，即可渡人。至于系船的缆绳，或用竹缆，或用铁索、铁链。另一种方法是以各船的锚碇为主，以缆索为辅联结、固定浮船^[126]。

前述西河浮桥重修时使用铁索长一百六十丈，系典型的铁索联结。前举信州贵溪县上清浮桥，在联结时使用了铁索与竹缆两种建材，因为桥始建时，得到民众响应，“有以铁为连环巨絙千五百尺以献者，有捐其林竹十余里以献者”，这些建材理应得到应用。

前述知政桥复建时“为舟三十有四，布板甚良，掖以朱栏，治铁为琐(锁)，辫竹为缆，极维絷之”^[127]。此桥使用铁锁链、竹缆联结三十四只浮船，浮船上布以木板充当桥面，两旁设有栏杆，且建有亭，实为浮桥中的优秀之作。

前述利涉桥“桥长千尺，籍舟四十，栏笝繂索，堤其两旁，梱图狻猊，讫三十旬，斥铁九千，木石二万五千，夫工六万余”。“斥铁九千斤”之多，应是用于打造铁索。

随着季节变化，江水有起伏涨落，浮桥随之升降，其长度会有变化。当水面下降时，浮桥会在江心挤作一团，或是急剧向下游弯曲，就有可能造成缆索折断、浮船损毁;当水面上涨时，浮桥也随之抬升，浮船之间的距离张大，缆索又会绷断。简便易行的原始办法就是随着水流的升降，人为地增省船只和调整缆索，如前述上清桥“比舟七十艘，且视水之上下，而时损益焉”。不过此法需派专人值守，且不适于沿海潮汐频繁地区，终非良策。

值得称道的是，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出任临海县令时，巧妙地用“接活动引桥法”建起中津浮桥，其重大技术创新在于:

桥不及岸十五寻为六栰，维以柱二十，固以楗。栰随潮与桥岸低昂，续以版四。锻铁为四锁以固桥。纽竹为缆，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维舟，其八以挟桥，其四以为水备，其二十有六以系栰。系锁以石囷四，系缆以石师(狮)子十有一、石浮图二。缆当道者，植木为架。^[128]

这座浮桥主要由靠岸的木栰(木排)和水中的浮船组成，其随潮汐升降的关键处在于“柱”和“栰”这两种构件。六栰由圆木组成，上搁桥面板，板下为系栰竹缆。板上栏杆处亦架设有系栰竹缆及夹桥竹缆。这样，栰便像六节铰接在一起的木栰链。每栰中间各铰处都嵌在两相对立的木柱之间，作为随水升降的导向。靠岸栰端固定地铰接于石堤，靠浮船一端以船边竖木为导向。当涨潮渐至最高时，所有的栰都浮在水面，因被二十柱间的导向及多根竹缆系住，其坚固性有所保障，不致被汹涌潮流冲动荡击。在退潮也即水面下降时，除与浮船连接的栰端以外的所有栰端部都落下，顺便搁在逐级预设的有坡度的楗(木楔)上。这样，浮桥整体便有了受力承载面，不致因水面过低而绷断缆索。在最高潮与最低潮交替来临之间，若干栰端浮在楗上，保证浮桥整体均处于一定的受力面上;同时，桥面高低有差，随时变化，但不致影响桥面通行。考虑到栰与栰之间的连接处由于高低潮时倾斜度不同、其间的水平距离也有伸缩，故用四块活动跳板搁接，即“续以版四”。浮船随水升降，一切自动进行，平日只需维护，不必拆装^[129]。这便是新颖的“接活动引桥法”。这种技术的合理之处在于掌握了高低潮汐的规律，从而使缆索的松紧维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运用柱、栰构件，确保浮桥桥体随时都有一定的受力承载面，使其灵活地随水升降，浮桥的寿命得以延长，桥面交通可以长久延续。

【注释】

[1]本章原载《暨南史学》第八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矼石甃甓:矼石，石桥;甃甓，本指砖壁，此指用砖石垒砌成的桥。

[3]杨潜、朱瑞常等:《云间志》卷上，《宋元方志丛刊》，第13页。

[4](明)《正德姑苏志》卷十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2册，第131页。

[5](明)《崇祯吴县志(二)》卷十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6册，第323页。

[6]徐望德等主编:《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8]《咸淳临安志》卷九《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3556页。

[9]卢嘉锡总主编，唐寰澄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0]参阅金大钧等编《桥梁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1]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之桥梁研究》，《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86年版，第314—316页。

[12]淳祐年间无此干支，疑为“乙巳”。若是，则为1245年。

[13](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九，《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7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2年2月重印，第16—17页。

[14](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九，《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7册，第13页。

[15](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九，《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7册，第14页。

[16]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五《上饶县善济桥记》。

[17](明)《嘉靖建宁县志·建置志》卷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8册，第482页。

[18]魏了翁:《重校鹤山大全文集》卷四四《绵竹县湖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19](明)《正德顺昌邑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7册，第803页。以“济川”为名的桥不在少数，本文中就有数处。

[20]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1]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第19页。又石筍桥改建为石墩石梁桥的年代，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版，第251页)、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宋史研究集》第21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1年版，第330页)均定为绍兴三十年(1160)，而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陈泽泓、陈若子《中国桥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记为绍兴二十年(1150)。当以前者为是。

[22]田久川:《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23]田久川:《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第114页。

[24]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第51页。

[25]《嘉泰吴兴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第4854页。

[26](明)《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1册，第4页。

[27](明)《嘉定延平府志》卷三，《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9册，第22页。

[28](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33册，第71页。

[29](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33册，第71页。

[30]祝穆编、祝洙补订《宋本方舆胜览》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34页。

[31]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278页。

[32]洪适:《盘洲文集》卷三〇《知政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33]《弘治抚州府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7册，第380—385页。

[34]杨万里:《诚斋集》卷七三《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35]《嘉定赤城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7302页。

[36]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278页。

[37]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利涉桥记》，《叶适集》，第170页。

[38]《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宋元方志丛刊》，第4358页。

[39]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九《袁州分宜县浮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40]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313页。

[41]陈泽泓、陈若子:《中国桥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42]《嘉定赤城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7304页。

[43]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75页。

[44]陈泽泓:《中国桥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45]陈泽泓:《中国桥梁》，第31页。

[46]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295页。(www.xing528.com)

[47]陈泽泓:《中国桥梁》，第38页。

[48]关于伸臂梁桥技术，可参见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第54页、田久川:《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第30页。

[49]田久川:《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第179页。

[50]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之桥梁研究》，《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1年版，第322—323页。

[51]金秋鹏:《潮州湘子桥》，《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田久川:《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第183页。

[52]丁大钧:《绍兴八字桥与立交桥》，《中国勘察设计》2004年第3期。

[53]《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第2400页。

[54]《咸淳临安志》卷九，《宋元方志丛刊》，第3556页。

[55]《嘉定赤城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7306页。

[56]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第16页。

[57]卢嘉锡总主编，唐寰澄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7页。

[58](明)《嘉靖清流县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8册，第157页。

[59]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利涉桥记》，《叶适集》第1册，第170页。

[60]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台州重建中津桥记》，《叶适集》第1册，第171页。

[61]魏了翁:《重校鹤山大全文集》卷四四《绵竹县湖桥记》。

[62]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九《袁州分宜县浮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63](明)《嘉靖·延平府志》卷三《地理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9册，第20页。

[64]杨万里:《诚斋集》卷七三《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

[65]杨万里:《诚斋集》卷七三《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

[66]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五《上饶县善济桥记》。

[67]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三〇《刘君季从墓铭》。

[68]《吴郡志》卷一七，《宋元方志丛刊》，第817页。

[69]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八《监丞周公(必正)墓志铭》，《陆游集》第5册，第2363页。

[70](明)《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1册，第10页。

[71]《景定严州续志》卷五，《宋元方志丛刊》，第4386页。

[72]《景定严州续志》卷八，《宋元方志丛刊》，第4403页。

[73]淳祐年间无此干支，疑为“乙巳”。若是，则为公元1245年。

[74](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九，《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27册，第16—17页。

[75]朱熹:《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八〇《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

[76]黄櫄:《三十五桥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一〇六《漳州府部艺文一》，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7630页。

[77]魏了翁:《重校鹤山大全文集》卷四九《宝庆府跃龙桥记》。

[78]洪适:《盘洲文集》卷三〇《知政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79]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版。

[80]李玉昆:《僧侣在宋代泉州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法音》1984年第2期。

[81]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82]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宋史研究集》第21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1年版。

[83]杨文新:《宋代僧徒对福建桥梁建造的贡献》，《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84]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宋史研究集》(第21辑)，第317—324页。

[85]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86]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之桥梁研究》，《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71年版，第324页。

[87]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宋史研究集》第13辑，第245页。

[88]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一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1988年。

[89]李仲光:《百丈桥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三七二《雷州府部·艺文一》。

[90]袁枢:《万石桥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〇六三《建宁府部·艺文一》。

[91](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一七《地理·桥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1988年。

[92](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一八《地理·桥梁》。

[93](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一九《地理·桥梁》。

[94]转引自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第252页。

[95]转引自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第254页。

[96](明)《(弘治)八闽通志》卷一九《地理·桥梁》。

[97]转引自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第253页。

[98]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台州重建中津桥记》。

[99]《嘉泰吴兴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第4852页。

[100]《嘉泰吴兴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第4852页。

[101](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33册，第71页。

[102](明)《弘治抚州府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7册，第380—385页。

[103]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五《上饶县善济桥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104](明)《正德顺昌邑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7册，第803页。又见《嘉靖延平府志》卷三(《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33册)“赵必英”作“赵必瑛”。

[105]《至顺镇江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第2633页。

[106]《咸淳毗陵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2987—2988页。

[107]《咸淳毗陵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2991页。

[108]刘克庄:《后村居士大全集》卷八九《南剑州创延安桥》，四部丛刊初编本。

[109]参阅李意标、黄国荡《南宋泉州桥梁建筑》，《福建论坛》1985年第3期。

[110]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宋史研究集》(第21辑)，第324页。

[111]参阅金大钧等编:《桥梁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136页。

[112]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13]参阅陈鹏《宋代泉州桥梁及其建造技术》，《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

[114](明)王慎中:《遵岩集》卷八《泉州府修万安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5]陈从周:《梓室余墨》，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61页。

[116]陈鹏:《宋代泉州桥梁及其建造技术》，《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第77页。

[117]金大均:《桥梁史话》，第134页。

[118](明)王慎中:《遵岩集》卷八《泉州府修万安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9]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47页。

[120]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109页。

[121]参阅田久川、孟宪刚:《力与美的交融———古代桥梁》，第30页。

[122]参阅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第54—55页。

[123]参阅潘洪萱《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的石梁桥》，《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24]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第213页。

[125]於贤德:《中国桥梁》，第178页。

[126]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第88页。

[127]洪适:《盘洲文集》卷三〇《知政桥记》。

[128]《嘉定赤城志》卷三，《宋元方志丛刊》，第7302页。

[129]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207—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