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建造，成本高昂。一桥之成，快则累月，慢则数年;费钱少则成千上万贯，多则数万、上十万贯。如前所述度宗咸淳四年(1268)临安府为整修桥梁朝廷一次拨付四十六万六千余缗[54]。《嘉定赤城志》称:“南方治一桥，费缗钱十数万”[55]这是符合实际的观察。南宋一朝持续百余年的建桥热必定有巨额资金支持。
那么，这巨额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据桥梁史专家茅以升指出，“综观地方志的记载，历来修建桥梁的方式，不外四种。一是民建，由一家一姓独力成桥;二是募捐集资，士绅僧道，广事劝募，报经官府支持，协力兴工;三是官倡民修，由地方官提倡，商绅附和，并指派官吏士绅主持其事，这类都属于较大工程;四是全由官府拨发公帑施工，也有的以工代赈。其中以募捐集资的一种，最为多见，效果也最好”[56]。唐寰澄则补充了“由宗教徒，特别是佛教徒募资建造”这种方式[57]。本节拟按官府投资、私人捐资、多方集资和寺院僧侣募捐筹资这样四种类型分述之。
(一)官府投资建桥
官府作为地方治理机构，进行修路造桥等公共建设本是其基本职能之一;各地漕粮和上供钱物的运输以及军队换防调拨、皇帝和官员出巡、视察等均离不开交通设施的建设。同时各地官员也乐于将造桥铺路之举当作自己的政绩以为晋升之阶，或用于赢得地方民众的褒扬以获得良好的政声，因为桥梁建造为民众出行的急切需要，又是商旅往来、互通有无的必备条件，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官府投资成为桥梁建造资金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位于交通枢纽之处的大型桥梁，以官府投资居多。
例如福建安溪县龙津桥，“在县东，旧以舟渡，宋绍兴间提刑吴公达行郡经此，谓此路乃郡邑喉衿，不可无桥。淳熙间令吴松始议为石桩六、飞屋四十二间，会计钱三百二十万有奇，越五年功未及半，以寇辄(罢?)役。绍兴间令曾造输俸率众，仅成石墩。嘉泰间令吴辅之建屋二十五间，扁(匾)曰‘龙津’，东创阁曰‘快倚’，西建阁曰‘凌云’，桥岸创庵曰‘济川’。绍定悉毁于寇。端平间令王元瑞重建。淳祐间令林奕又就桥中建放生亭”[58]。此桥的倡修、几度重建，全赖官府之手。仅淳熙间修造时，“会计钱三百二十万有奇”，合计三千两百余贯。
浙江黄岩县的利涉桥，“嘉定四年(1211)二月黄岩县浮桥成，林檙叔和为其知县杨君言曰:‘桥长千尺，籍舟四十，栏笝繂索，堤其两旁，梱图狻猊，讫三十旬，斥铁九千，木石二万五千，夫工六万余……”除此之外，官府还备有修葺之费，“别一囷以待异日之缺”[59]，可谓考虑周到。
台州多次重建中津桥。其中宁宗嘉定六年(1213)的一次，“太守俞侯建以为不可复修也，议别造新桥。按前记郡以桥为重事，使五县共之，其再修也，取财于临海，取木于天台。侯不以责县，坚木厚枋，佣工如家，高大重密，费逾昔数倍”[60]。从“取财于临海，取木于天台”看，其费用全由官府负担。
四川绵竹县湖桥，“前知绵竹县宇文西叔峒今列属版曹……乃因人士有请，度地飞凫门外猪(潴)为湖，周广六十有五丈，伐石为四矼，矼崇四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从合十丈，以通南北车徒之往来。始绍定四年(1231)春二月戊午，讫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为钱五百一十九万有奇，皆节缩浮蠧以营之。人见與(疑为‘舆’)梁之□贯接，紫岩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与材之所自出也，愿为纪其经始之勤，而明其尊德之志”[61]。此桥之成，共费钱五千一百九十余贯，而当地百姓“不知役之我加与材之所自出”，全因经费出自公孥，由县令“节缩浮蠧以营之”，可见确系官府出资。
袁州分宜县浮桥，“分宜浮桥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广十袤之一，前转运判官刘公经始、副使直龙图阁赵公成之，凡捐钱不啻一百万佐州县之费，仍率三岁以五千钱当河渡之入……后知州事黄君劭、知县事邓君友龙至，恨不在役中，州率岁储钱二十万以待修缮，县伐石记之，相与图是桥勿坏乃巳”[62]。不仅其建造之费出自官府(“州县之费”)，州府还每年“储钱二十万”作修桥费用。
福建延平府沙县翔凤桥，“在县治南，宋绍圣四年(1097)县令谢璿为建浮桥，名平津，以其赢余市田得米二百余硕以备缮修。淳熙十年(1183)县令宋南强徙建凝翠峰驿前，改名凝翠。后复徙故处。嘉定四年(1211)，又改建板桥于凤凰山之下，更今名，始构庵，入浮桥田米，命僧守之，九年毁，寻重建”[63]。至少此桥的修缮之费出自官田每年的租课收入。
还有一些桥梁，则是官府以工代赈的产物。这类桥梁一般成之于灾荒时节，灾民从建桥工程中获取一定的劳动报酬以维持生计。孝宗淳熙末年(1187—1189)新喻县秀江桥的修建即是如此:
秀江故无桥，舟子专波涛以为利，过者病之。兹役之兴也，是岁江西大侵，甿菜其色，提举常平使者陆公洸以闻，诏行振(赈)贷，公奉诏错(措)。……于是僦甿为工，造舟为梁，遐迩奔辏，运木挽土，月千其人，刳剡舴艋二十有奇，于铁于石，载维载堤。[64]
桥成，“饥甿利焉，而莫之怨”[65]。此桥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既解决了饥民的暂时生计问题;又为邑人解决了交通难题，一举而两得。
(二)私人捐资建桥
私人捐资也是桥梁建造的重要出资方式之一，南宋颇有一些士绅官贾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在当地捐资修建桥梁。略举数例如下:
江西上饶县善济桥，据真德秀所撰《桥记》云:“距信城二里许有溪焉，其源发于闽建，旧为浮梁以渡，遇春夏间甚雨淫潦，缆绝舻解，对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寻。里人叶君泽目撃斯害，毅然以为己忧，乃相形势庀工徒，迭文石以砋之，架巨梁以梁之。经始于嘉定辛巳(1221)，至宝庆丁亥(1227)告成，凡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余丈，靡金钱几十万缗，旁为僧庐以职守视，割田立墅以备缮修。”[66]此桥由里人叶泽捐资修建，历时六年之久，耗资近十万缗，为数之巨，令人惊叹。
南宋中叶，杨万里曾为在江西赣县白鹭乡吉塘村捐资建桥的刘秀从撰过墓志铭:“吉塘有小溪横道，患无舆梁，每雨集暴涨，及隆冬凝寒往来者病涉，君(刘季从)乃召匠计工，伐石它山，桥其上。费一钱粒粟不征于人，桥成行道呼舞。”[67]此桥由刘秀从私人出资修建，修成后供邑人免费来往。
私人捐资建桥，甚至有以“奁具钱为之者”，如“越来溪桥，久废。淳熙中(1174—1189)居民薛氏以奁具钱复立之”[68]。
官员捐私俸建桥的事例，如周必大在知舒州的任上“……复故隄城北，以御灊溪涨溢，民田数千亩复为膏腴，因作四桥于(舒州)北西东门之外，其一，公自捐俸为之，州民号‘周公桥’”[69]。
也有商人捐资造桥，如“(安徽)绩溪县杨溪桥，在县东北二十里，宋淳熙间废，开熙(禧)初洪塘商人汪太倾赀重建，高广五丈，径一丈，后圮”[70]。
桥梁建成之后，尚需定期维护，有私人捐献田产作维修经费的。如“惟(建德县)治平桥有田四百亩给修造费，里人童天任所捐也，今命钓台九陇寺主之”[71]。“(遂安)县南跨溪为浮梁，旧有圮，不时治，邑士王总得捐田五十亩，命永济庵僧掌其入，随圮即修，往来者德之”[72]。(www.xing528.com)
桥梁建造耗资巨大，常年的维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官府财力不及的地方，由民间捐资兴办，既可以造福于地方，也可补官府财力之不足。这是南宋造桥热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
(三)集资建桥
有些桥梁是集资修建而成，参与者有官员、士绅、民众、僧侣等。如福建建宁府惠政桥，始建于高宗绍兴年间。桥“在县治南门外，绍兴乙卯(1135)邑人李叔安、李自南建，名曰‘平政桥’，后圮于水。丙寅(1146)僧圆端募众重建。淳熙丙午(1186)又水，邑人刘无言鬻田倡而复之，崇为六址，各高五丈许，覆屋三十二间，廓腰缦延，檐牙高啄。淳祐己巳[73]李援之增修益固，乃请郡人徐清叟改书今名”[74]。此桥在百余年中多次修建，最初是邑人李叔安等两人出资合建，第二次由僧人圆端募资重建，第三次由邑人刘无言卖掉田产作为建桥资金，到南宋末年，又由李援之出资增修加固。就是说，自始至终是民间资金在支撑着此桥的建造与维修。
江西信州贵溪县城位于贵溪县北岸，因贵溪及其支流小港(即罗塘水)环绕而交通不便。“邑人病之，欲为浮梁以济久矣，而役大费广无敢唱者。今县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则阴计而嘿图之，久之乃得县之余财八十万，将以属工，而邑之大姓闻之，有以铁为连环巨絙千五百尺以献者，有捐其林竹十余里以献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于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间水平不湍者，以为唯是为可久，遂以绍熙三年(1192)六月始事，民讠雚趋之，不百日而告成。……既又留钱五十万于明觉浮屠氏，使自为质贷，而岁输其赢五一以奉增葺之费”[75]。在贵溪河小港上建大小浮桥各一座，两桥所需资金出自官、民双方。县令李正通的县财政余款八百贯，当地大户出铁索、竹木等建桥材料，而贵溪上一级州府助以米粮百石。又预留钱五百贯，委托明觉寺放债取利，用每年赢利的五分之一作为修桥费用。这座桥属于官、民集资合建性质。
宁宗庆元年间，福建漳州由南谯门到漳浦的一百二十里间建桥三十五座，由州府出资修建，当地民众出力助之(官府付给工酬)，僧人监督，桥成之于三方之手。“皇宋庆元四年(1198)夏六月丁卯，漳州由南谯门达于漳浦，造桥三十有五所;越明年春正月甲寅，咸告厥功。……择僧徒之可任者分督焉。不用官府文书科役百姓，工酬其直(值)，民劝而趋，不竞不哗，谭笑而集。……桥既立矣，复砌石治道，夷其险阻，凡一千二百余丈，靡金钱五百万”[76]。漳州只花了五千贯钱就修成总长一千二百余丈的三十五座桥，造价偏低。其秘密在于当地民众积极参与，“民劝而趋”。官府虽“工酬其直”，但估计工值不高。
湖南宝庆府(今邵州)跃龙桥，更是官民合建的典型。“邵水自龙山出，径邵陵城东广余三十丈。先是比舟为梁以济不通，而赋之邵阳、新化二邑，水惟无溢，溢辄坏。庆元间郡守黄夏、通守李正通将伐石为矼，又以不便舟行而辍。嘉定六年(1213)李侯直柄欲自为浮梁，不以赋之二邑，属役于浮屠师宝。宝乃请迭石为七顿(墩)，而架梁其上，顿之形椭方，不与水矶其势，可久。然役广费巨，经始维艰，于是发少府斥币，不足则吏捐奉(俸)、民输财以佐之。赵侯崇度、许侯成之嗣修不怠，岁久未就，宝亦引去。至赵侯善淇，然后七顿皆集，而其一犹以里人忠训郎萧芾之力为之，若架梁之费则又夥，未有以继也。李侯大谦之至，节缩浮蠧，靡废不举，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理参军汪之干实受役，要浮屠应珂、智莹、德厚参比其力，曾未半载而板庋石甃，崇丽坚致，撗(横)空卧波，秋毫不以病民。……乃命之曰‘跃龙桥’”[77]。此桥历数任官员之手方得建成，颇为不易。官府是主要的出资者，“发少府斥币”、“节缩浮蠧”;官员、民众也参与集资，“吏捐奉、民输财以佐之”，七座桥墩中的一座出自当地百姓萧芾的捐助;具体修造过程，官员首倡且主持其事，僧侣热心参与，终成桥功。此桥为官民齐心协力之结果。
而江西赣州的知政桥则是由收取行人和商旅的过桥费而修成的。“熙宁间始造舟于河，后五十有五年，当建炎二年(1128)髙阳公以图书邃直怀章作藩，方时用兵，居位者逃乏兴之罪，它不暇给，航败板缺，投步心惕。公患之，呼工师虑材、竹、灰钉之属，费直(值)百三十万。郡有船官，遂借木于场，鬻朽赡用，桥成令过者人输一钱，持以二僧，居半岁尽偿所貣(通‘贷’)。……而公擅津渡之入者乃算其羡积之名钱万者二百，复撤桥而易之，为舟三十有四，布板甚良，掖以朱栏，治铁为琐(锁)，辫竹为缆，极维絷之，固其条，修七寻有半，广五之一，……是岁实绍兴二十年(1150)”[78]。此桥从建炎到绍兴经二十余年才修成，起初先借木材于官营船场，修成简易浮桥，向过桥行人每次收取一文钱，又按百分之二的税率(“万者二百”)向过往商旅征收其货物的“过税”;然后再用多年积攒的钱作为修建新桥的资金。
(四)寺院僧侣为桥梁建造募捐筹资
文献记载表明，寺院和僧侣在南宋造桥热的兴起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功莫大焉。学界方豪[79]、李玉昆[80]、茅以升[81]、程光裕[82]、杨文新[83]等先生曾于阐发和表彰。台湾学者程光裕据《重修泉州府志》卷十统计:南宋时期泉州一地所建三十二座桥梁中，僧侣参与修建达十四座之多[84]。据唐寰澄的统计，修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的泉州石梁墩桥载明长度者共计十一座，总长五千余丈，其中僧侣参与修建约四千余丈，占总长87.4%[85]。
在南宋造桥热中，从桥梁建造经费的筹措到桥梁的设计、建造乃至维修等多个环节，处处可见僧侣的身影，此点本章前引材料已有不少涉及。现再举数例。如泉州安平桥建造之时，“宋绍兴八年(1138)，僧祖派始议为石桥，里人黄护与僧智渊各施钱万缗为之”[86]。更多的情况是，各地造桥时往往由僧侣出面募捐，广大善男信女相信僧侣不会轻易将捐款挪作他用，因此乐于慷慨解囊。如安徽省休宁县惠政桥，“宋淳熙(1174—1189)(县)令邢越命僧募造”[87]。福建德化县化龙桥，“宋庆元六年(1200)，县令叶益命僧了性募缘建”[88]。广东省遂溪县百丈桥，“岁久桥坏，嘉定十六年(1223)太守陈斌复命报恩寺僧妙应即其旧而新之，乃缘化人间，攻苦食淡，昼作夜息，率其徒五十余辈，巧者运谋，壮者竭力，伐石海山，水航陆负，肩頳足茧，人不告劳”[89]。更有万石桥的建造，史书对僧侣受命募集资金之事有着详细记载:
建溪有桥，自正宪陈公始也。公建桥于西溪，人赖以济，道路诵之。淳熙七年(1180)秋大水，北津多败。自瓯宁令季淙请于诸司，欲视西溪之扼而建桥焉。太守赵侯彦操与部使者议给公钱五十万使营之。令乃属僧妙昌董其事;且使求四方之助。昌遂经始。明年令忧去，财用告匮，诸司以官渡与绝寺之田给之，俾敛其岁入以供工役。累石将崇，败于春潦。十五年(1188)邦人黄庆曾率耆老告于府，请招讲师了性于温陵，以集其事。太守赵侯善俊从之。遣昌携疏往谕。明年师与昌偕至，乃相溪夷险而定其址。……师遂南下，求赀于富室，捆载而来。[90]
由此观之，万石桥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两任僧侣前后参与，募集而来。第二次还是僧侣师徒共同出面，募捐地域极其广泛。概而言之，南宋寺院和僧侣为桥梁建造筹款，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寺院雄厚的财力直接捐献资金;一是利用自身“广度一切”的优势募缘集资。这是因为宋代寺院经济相当发达，绝大多数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宅，经济力量十分强大的缘故。
正是因为寺院拥有雄厚的财力，所以很多桥梁是由寺院僧侣独立建造或重修的，如:
古田鸣玉桥:“绍兴元年(1131)毁于兵，僧圆证募缘重建。”[91]
永春黄龙桥:“宋绍兴二十年(1150)，僧普海重建。”[92]
仙游建安桥:“宋绍兴间(1131—1162)，知县陈扄改道建桥。……后卓道者重建，双林寺僧绍趋重修，构亭其上。”[93]
晋江玉澜桥:“宋绍兴间僧仁惠重修。”[94]
福建松溪惠政桥:“在县治南门外。宋绍兴间邑人李叔安、李自南建，名‘平政桥’。后圮，僧圆端募众重建。”[95]
仙游会仙桥:“宋乾道初(1165)，邑人刘文野、僧妙随建。林毅、傅学诗、僧绍杰募众重建。”[96]
南安金鸡桥:“嘉定间(1208—1224)僧守静始建石桥，长一百丈有奇。上构亭屋;后大水决其半，僧慧魁重修。”[97]
综观南宋桥梁的筹资途径，可以说官府出资和寺院僧侣捐资募资是两条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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