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造桥热的兴起：数量观点分析

一、从数量看南宋造桥热的兴起

南宋地处淮水以南，且以长江中下游和江南沿海为其立足根基。南方水系发达，湖泊众多，桥梁建造事关国计民生。在高宗驻跸临安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各地桥梁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既是当时经济和人口重心南移的反映，也与商业、手工业繁盛和海外贸易的拉动有关。成书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云间志》云:“跨川为梁，泽国居多，故‘吴中三百九十桥’见于《乐天篇》咏，所从来旧矣。华亭环邑皆水，须桥以济，且以顾会一浦观之，绍兴乙丑岁(1145)浚治此浦于河之东，建石梁四十有六，他可知已。今县治之内，矼石甃甓^[2]，若架木而成者，数逾七十，不可殚记。”^[3]可知今上海松江地区五十年间增加石桥近三十座。《正德姑苏志》云:“苏为泽国，环城内外皆水也，故桥多，乐天诗‘红阑三百九十桥’，唐则然矣。自宋以来始甃以石，而增建益繁。”^[4]《崇祯吴县志》也云:“吴城乡皆水，故桥最多，白乐天刺苏诗有‘红阑三百九十桥’之句，迨宋迄今甃石增建益繁。”^[5]这就是说，宋代是石桥梁取代木桥梁的转折点，至少苏州地区是这样。

南宋建桥热潮的高涨，在两浙和福建路表现得最为显明。这是因为两浙(特别是今苏沪杭地区)地属京畿，而福建、特别是泉州地区则显然得益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据徐望德等先生构稽，宋代两浙路建桥数名列前茅，至今仍有迹可寻的有奉化广济桥，余姚通济桥，德清孩儿桥，兰溪悦济浮桥，鄞县江桥、百梁桥、甬水桥，黄岩五洞桥、利涉浮桥，瑞安大桥村桥、栏杆桥，处州平政桥，临安中津浮桥，金华滕象桥，义乌古月桥，绍兴八字桥等^[6]。曹家齐据民国《福建通志》统计，福建一路宋代造桥六百四十六座，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建于南宋^[7]。

笔者仅就《宋元方志丛刊》中的南宋方志所载各地桥梁进行粗略统计，总数已达三千二百多座。详见［表一］。

［表一］《宋元方志丛刊》所载南宋桥梁数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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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引方志涉及的记载范围为今天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湖北、广东七省市，又以江苏、浙江为集中记述地域。其中记载江苏的志书共12部，记载浙江的方志共18部，这两省方志的总和占《宋元方志丛刊》所收方志的75%强;从修撰时代看，修于北宋的志书二部，修于南宋的志书27部，修于元代的志书12部，以南宋居多，元代次之。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桥梁中有相当部分是前代所建、遗存至南宋的。而总计3245座桥梁中亦有少量的重复计算之处。如《琴川志》反映的常熟是吴郡(今苏州)之属县，因此，《吴郡志》的328座桥梁中也有常熟县之桥;《淳熙严州续志》所载桥梁亦有重复。但若考虑到宋代留传至今的方志本身就不多，加之现有少数方志亦有漏载(如《至正昆山郡志》)和缺轶(如《延祐四明志》)，所以，南宋一朝拥有桥梁当远远超过3200多座。保守估计，这150余年(1127—1279)中南宋辖境内各类桥梁总数当在五六千座之间，应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南宋时新建或改建的，尚不明确。

为此，现将方志所载桥梁中明言是南宋时期新建、重建等桥梁数目，汇总如下:江苏地区，新建桥梁21座，复修、复建七座，改建三座，重建44座，小计75座;浙江地区(不含临安府)，新建21座，改建四座，重建(或重修)58座，小计83座;福建地区，新建一座;总计158座。具体情形见［表二］。

［表二］《宋元方志丛刊》所载南宋新造(含重建、改建)桥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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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尚缺南宋都城临安府的新增桥梁数目，此数需辗转推求而得。《淳祐临安志》(撰于1252)成书比《乾道临安志》(撰于1169)晚出八十三年，而《咸淳临安志》(撰于1268)又比《淳祐临安志》晚出16年。乾道、淳祐二志只载桥梁名，而不考述其建造年代、建造者;相对而言，《咸淳临安志》记录了更多的信息。笔者的思路是:若《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载有的桥梁在《乾道临安志》中均不见记载，则这些桥梁极有可能属新建桥梁。反之，若《乾道临安志》中所载桥梁名均不见于后二志，则这些桥梁极有可能在此近百年间因风雨侵蚀等原因圮毁不存。沿此思路将临安三志所载桥梁前后比对，我们发现:《淳祐临安志》所载桥梁较《乾道临安志》大为增加，共计新增149座桥梁。这些新增桥梁极有可能新建于两志书相隔的83年间。南宋末年的《咸淳临安志》较之《淳祐临安志》仅晚出16年，而其所载桥梁却有559座之多，比《淳祐临安志》还要多出149座。这是因为《咸淳临安志》的记述范围扩及周围属县，而前面两志所载仅在临安府城之内的缘故。

另一方面，《乾道临安志》中有18座桥梁不载于《淳祐临安志》，16座不载于《咸淳临安志》，这些“失踪”的桥梁在百余年间因风雨侵蚀等原因已不复存在。如果上述估算近实的话，则临安府(含属县)在近百年间大致增280余座桥梁。《咸淳临安志》称:

“以上诸桥，咸淳四年(1268)九月安抚潜说友奉朝旨修治，乃遣僚相视，撤旧更新者太半，余则随其阙坏，一切整葺，庳者增崇，狭者增辟，舟车往来始无前日逼仄阻碍之患，工浩事殷，越明年十月告备。是役也，朝廷首拨钱四十六万六千缗有奇。”^[8]

临安府为都城所在，朝廷重视“行在”的交通建设且供应足够的经费，这应是临安府城桥梁大增的重要原因。如果加上前述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新增加的一百五十余座桥梁，则仅《宋元方志丛刊》所载的南宋新建桥梁就有约440余座。

当然，实际新建桥梁当远不止此数。上述统计数据主要反映江苏、浙江的情况，而福建、安徽、湖北、广东等地极为欠缺。以福建为例，其修建于南宋的桥梁远不止《淳熙三山志》所载的一座。有学者统计，仅高宗绍兴(1131—1162)三十余年间，福建路修建的石墩石梁桥载明桥长者共计一十一座，总长五千一百四十七丈(约一万六千四百七十米)，平均每年修桥约五百五十米^[9]。又如泉州一地，就建造了多座大中型石梁桥，桥梁的总长度，据不完全统计达五十余里^[10]。台湾学者程光裕据《八闽通志》(卷五十四)、《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五)、《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等制成《宋元时代泉州桥梁修建表》^[11]，极能说明问题，转引于下:

［表三］宋元时代泉州桥梁修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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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泉州造桥数量按北宋、南宋、元朝分段统计并制成［表四］，以见时代差异。

［表四］北宋、南宋、元朝泉州造桥数量表

总而观之，仅就泉州地区而言，南宋时期造桥在30座以上，而北宋在15座上下，仅及南宋的一半;元代造桥只及南宋的1/10。以斑窥豹，推而广之，说南宋时期兴起造桥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