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役类型及其运作方式
由于义役是源起于民间的自发创造，所以各地做法并不一致，虽然乾道七年之后由于政府的推广，各地义役因相互仿效而呈趋同之势，然受制于当地的具体条件，仍然呈现出种种不同的样态来。大致而言，可分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两种，在义役初创阶段，以民间主导型为主，如前述绍兴年间金华长仙乡、西山乡之所为;而在乾道七年进入政府推广阶段之后，义役遂向“官督民办”方向演变。
就民间主导型义役而言，深受差役之害的当地乡绅是倡导和操办义役的主体力量。如黟县程叔达“剖私产倡义役”[29]，茅宗愈“亟捐膏腴数十亩倡之”[30]，饶州德兴的董琦“义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时定，里人赖之”[31]，萧元斋“乃走白上官，稽其物产而甲乙之编为义役”[32]，婺州富人胡潜“捐田为义役，倡规画井然”[33]，史浚“亲见义役之便民，及归，见乡邻有争役破家者，君谓受役之害小，争役之害大，勤率为之”[34]等等，都是当地乡绅富家主动出资倡导义役的例证。一般而言，此类义役实行效果较好，如前述金华西山乡由汪灌发起的义役，不仅平息了困扰乡里的经年役讼，而且“上不违县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党之欢，其意美甚”[35]。
乾道七年后政府推广型义役占据主导地位，各地郡守县令成为义役的推进力量。如李舜臣为饶州德兴宰时“以税数低昂定役久远，为义役”[36]。孙逢吉“授袁州萍乡县……邑之西北，土瘠民贫，受役甚苦，公与钱市田，教之义役”[37]。颜颐仲知西安县，“创义役，立规约，至今行之”[38]。施宿知余姚，劝民义役。淳熈间蜀人李文昭为宰，“教民为义役”，其后德兴明卓君也“按民产高下，各使出谷，名曰义庄，募人充户长。三十七都之人，贤者相劝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违”[39]。
到宁宗、理宗时期，不少郡守、知县仍然为民兴利，倡导推行义役。如嘉定年间，赵必愿知崇安县，“力主义役之法，乡选善士，任以推排;入资买田助役，则勉有产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后“移泉州……讽诸邑行义役”[40]。刘克庄知建阳县，境内四分之一民户行义役[41]。宝庆初，知婺州的魏豹文、王梦龙也相继奏行义役[42]。端平三年常熟县知事王爚也编排役户，率田助役[43]。
政府推广型义役也有不少成功之例。南宋初期如范成大主持的处州义役:“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剙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论第至二十年，民便之。”[44]南宋晚期如台州知州王宝章“劝谕上户，各出田供长役之费，每都不过二百亩，而其费有余，即以花利余钱众买役田。众置之田既及初约之数，即以元助之田拨还元助之户。……役户不失元田，不费分文，而役事自有义役庄田雇募长役。人户并不知有役事之扰”[45]。此中或有溢美之词，特别是役田所出田租在供役之外，尚有剩余，可以用来再买田助役，并顶出原田还给各家，这种状况当为数不多。但无论如何，其运行状况宽裕顺遂是一望即知的。
无论民间主导型还是政府推广型义役，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会涉及资金(役田)筹措、出资标准、充役人来源、役次排定、役田管理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上，各地做法亦不尽相同。(www.xing528.com)
1．从资金筹措方式看，不外民间捐田、应役户按田出粟和政府拨田三种，而以民间捐田为主。南宋中叶，按程洵的观察，“盖今义役之约……有分岁月而人自为之者，有裒其费而众募人为之者。于裒费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出粟。臣尝即是数者观之，莫如出田之可以久也”[46]。因田产经营可以经久，所以各地多用此法。如处州松阳县是“随役户之多寡，量产力之厚薄，输金买田，充为众产，遇当役者，以田助之，又自相推评，排比役次，以名闻官”[47]。衢州开化县也是“因其赀产之高下，裒金市田”[48]，台州黄岩县“量户产以鸠田”[49]。当然也有直接出粟的，如江东路饶州德兴县“按民产高下，各使出谷，名曰义庄，募人充户长”[50]。至于政府拨官田，或出钱买田以充义役田，则是地方官员针对较为贫困的乡、都实行的鼓励政策。如理宗初年，“知婺州魏豹文、王梦龙相继奏行义役，随役户田亩之数而通计之，约雇役费用之需而均率之，都各有田而不拘于烟爨，田各有助而无问于乡都，以义劝民，量其多寡，出助田产，以为役费，其不应差役小民，则不在劝率之数。又虑其事力单寡，承应不继，则拨官田及给官钱买田以助之，各都分厘为三等，上等事力有余，无待于助，次则酌中助之，下等助之加厚”[51]。又如江西袁州萍乡知县孙逢吉“与钱市田，教之义役”[52]。
2．从出赀标准看，一般是视应役户的田产广狭、家赀丰杀而定，田广赀丰者多出。如前述金华西山乡二十一户乡绅约定:“吾侪盖自实其赀为三等，定着役之差次于籍，众裒金以畀当役者，役之先后视其籍，金之多寡视其等，他日户有升降，则告于众而进退之，名虽役而实仰给于众。”[53]为了保证按各户田产比例出资之公平，必须事先核实民户的家赀。嘉熙初年，浙西常熟知县王爚的做法是先行“经界”，使“巨室无诡寄之欺，小民无抑纳之患，贫富弱强，瞭然在目”[54]。
3．在应役人来源上，有乡役户自为和募人充役两种方式。据南宋中叶程洵所说:“盖今义役之约，虽所至不一，而期大要有二:有分岁月而人自为之者，有裒其费而众募人为之者。”[55]如乡役户自己充役人，则役田之所入或摊集之粟米供其役期内之搅费;如募人代役，则按募价给付。梁庚尧的观察表明，募人代充的情况较多[56]。
4．在役次排定上，如役户自任，则由大保长依照约定(有籍册可按)排定充役先后及其任期。如饶州德兴县“令民以田之多寡，为役之久近，如多者役二年，少者不过三月”[57]。如募人代役，则如浙西常熟是“视都之大小，苗、税长则岁各二人或一人”[58]。
5．从义役的管理模式看，义役在民间初起之时，往往“自相推评，排比役次，以名闻官”[59]，“自第名次，有司勿预”[60]。为维持义役之运行，不少地方设有“役首”以主其事。如福建路“其系义役去处，亦仰役首尽推排合充役人姓名……”[61]。但役首如无人监督则易生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等情事，所以有的地方又设“机察”以负监督之责。如理宗初年的浙西常熟县所为:“机察以纠其弊，稽凡费之入于邑者几何，而使吏不得纵;给凡田之系于版帐者几何，而使官不得逞。贵戚之家毋以声势免，佛老之役毋以香火辞，产业所隶毋得以室庐而占诿。”[62]不过常熟的役首叫“措置”，所谓“选属者之贤者、能者曰措置以提其纲，曰机察以纠其弊”[63]。事实说明，不少义役败于役首徇私舞弊，故设“机察”以负监督之责是十分有必要的。遗憾的是，笔者所见，设“机察”仅此一例。
由此可见，学界在义役性质判断上之所以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主要是缘于没有区分义役的不同类型之故。亦即若就民间主导型义役言之，黄繁光“地方公益性半自治团体”的判断言之有理;若就政府推广中形成的官督民办型义役，特别是其中因胥吏、役首和不良豪强相互勾结而致义役发生制度变异者而言，漆侠所言义役不如差役之论亦持之有据。若不分类型，统而言之，则各执一端，人言言殊，吾等不知何所适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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