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手工业的内外环境及发展前景研究

四、南宋手工业的内外环境及其发展前景

需要强调的是，对宋代、特别是南宋手工业所获得的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相应的，对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首次启动所获得的成就也就不能估计过高。这是因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的一些内外因素对手工业发展十分不利，强烈地制约着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和深入。

就内部环境而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宋代已经创造出了工商业文明因子蓬勃生长的诸多条件，但是工商业文明始终受到传统体制即专制主义官僚政体的强大压制，这是一个“致命伤”。秦汉以来日趋成熟和完善的专制政体原本就是大陆帝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作为官方意识的儒家“农本主义”对工商业文明在总体上抱有猜忌甚至敌视的态度。如果说汉唐千余年间官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歧视和压制(如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和“杨可告缗”)还有维持脆弱的小农经济之正面意义的话，那么入宋以后在工商业文明快速成长的中世晚期，这种压制和盘剥工商业的负面作用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汉唐以来已有少数先知先觉者程度不同地在逐步靠近“工商皆本”的新式思维，特别是南宋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诸位思想家(如叶适、陈亮等等)反复呼吁“重商护商”，但是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却使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仍旧陷于“轻工贱商”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当然这并不妨碍这些官僚一面抱残守缺，对商人和商业多方贬抑，一面又倚仗官势纵使家属经商牟利，甚至自己边做官，边经商)。宋代的工商业管理和政策固以“通商惠工”为标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制订了不少征商、护商的规定^[59]，以期达到“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政策目标。但是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激增和商税收入的丰厚，各地采取抬高税额、重复征税等等手段刁难工商业者，经常搞到冶户逃亡、铁工失业、商人破产的地步。此类事例所在多有，至南宋更是司空见惯。正如马端临所说:

期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菜菇、束薪之属。或擅用稽查措置，添置专栏收检，与吾民相刃相靡，不啻仇敌。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纡路避之则拦截叫唤。或有货物则抽分给偿、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则指曰是大小法场也。^[6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不知下发过多少道禁令，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基本的现实。这种状况自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若从政治角度而言，传统体制对工商业阶层的发育极为不利，对工商业者集居的城镇之自治性成长更为不利。从欧洲十五六世纪的经验来看，新兴城镇一般是自治城市，是工商业文明生长的理想基地。宋代城市数量激增，其经济意义随着工商业从业人员的增多而有明显增长。然而这些城市同时又是各级政府的所在地，封建势力强大，政治控制严密，城中的工商业如无官方背景总是处在备受排挤、压制的边缘状态。这种城市缺乏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能很好承担起为工商业文明的各种组织因素提供生长基地的历史重任。中国没有自治城市，或者说中国城市缺乏自治因素，对于工商业文明的成长肯定是个重大缺陷。

更为致命的是，宋代已趋完备成熟的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均具有强大的吸纳和整合功能，因而不断地消蚀着工商业阶层向更高一级文明形态迈进的冲力。日本学者速水融曾经指出，要推进工业化或近代化，必须形成推进工业化的主体和容纳近代化并使之得以进行的条件^[61]。我国专制主义集权体制，通过面向各阶层的科举制度，把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民间精英，不断吸纳到官僚体制中去。肩负着推动工商业文明成长重任的工商业者，特别是其中经营有方、资本雄厚的大作坊主和大商人，因而不断异化为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威力强大、具有垄断倾向的专制体制下，这些工商业者最好的出路，仍是通过捐资入仕，跻身于官僚队伍;更多的则是通过让其子弟读经赴考，中举入仕，转化为官僚阶层。因为在“只有贵，才能富”这种等级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只有依仗身份、权势，才是永保富贵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从根本上遏阻了作为原始工业化过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的瓦解和颠覆力量。

再从外部环境来看，若有一个两三百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则工商业文明在其持续的成长历程中，可以累积起相当可观的财富硬实力和以企业家精神、包买商经营惯例等为代表的资本软实力，这种种实力对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带来近代曙光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北宋阶段只风光了一个世纪的样子(从1004年的澶渊之盟到1125年的靖康之难)便被宋金战争所打断。南宋绍兴和议(1141)、特别是隆兴和议(1164)之后迎来一段和平时光，这段和平时光更短，不到百年，又被宋蒙战争所打断。更为重大的损失是南宋偏安一隅，黄河流域沦为金朝辖地，煤铁革命因失去了北方基地而黯然失色，所以南宋的矿冶、煤炭和铸钱业均不景气，迫使南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走上了“重工业畸轻、轻工业畸重”这样一条“超轻结构”的道路。

综上所述，南宋手工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均不甚有利。在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政经重压下，在科举制度对于工商业阶层的分化瓦解下，在绍兴和议和元朝进入中原之间不足百年的较短时段中，南宋手工业能够取得前面所述的各项成就已经殊为不易。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对宋代、特别是南宋手工业所获致的成就当然不能估计过高。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对南宋手工业的发展前景也就不能过于乐观。

按照门德尔斯等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原始工业化进程会在资金积累、市场拓展、技术进步、雇佣关系发展、商业经营惯例等方面为机器工业化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但是按照英国学者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的研究，近代工业化实际上又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进过程。这意味着近代工业化需要从各类矿藏(如金属矿、煤矿、石油蕴藏)中获取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能源作为生产资料，而不是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从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如种茶、种竹、种桑、种麻、种甘蔗等)中获取生产资料^[62]。失去了北方煤铁采掘基地的南宋手工业，则注定只能依靠从农业中获取各种手工业原料来进行生产，所以被迫走上了发展“超轻结构”这样一条畸形道路。这种情况极大地制约着江南手工业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势头。情况十分明显，若无外地煤、铁等矿产资料的大量输入，单靠江南地区本身，是很难改变手工业的“超轻结构”这种宿命的。或许这正是直至明清时期江南工业发展仍未跳出“超轻结构”轨道^[63]的基本原因。

笔者深知欲对南宋手工业的主要成就、时代特色、增长方式、发展条件、内外环境及其可能的前景作出归纳和分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多少具有综观全局、去粗取精的概括能力，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宽阔的研究视野和相应的理论储备。这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认识和深入分析的必备前提。笔者自知离这个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无论概括能力、分析能力均属有限。之所以不避讠翦陋勉力而为，是因为任何研究若要具有理论意义和认识意义，必须在相关情况烂熟于心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表面与内里、前世与来生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然而对研究对象作“内里”的透视和“来生”的预测是有极大风险的。这些“透视”和“预测”，成为真知灼见的几率很低，沦为主观臆测从而贻笑大方的可能性却很高。笔者以为，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研究，不仅应该提供关于研究对象的静态知识，而且需要展示研究主体的动态思维。正如英国学者汤因比所说，“一个学者毕生的事业也就是向这涓涓细流汇成的知识海洋奉献自己的一滴水而已”^[64]。在此探索与追求的过程中会有进展，也会有失误。笔者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师友同好的批评与指正!

【注释】

[1]本章原载何忠礼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陆游:《剑南诗稿》卷九《晚登子城》，《陆游集》，第246页。

[4]庄绰:《鸡肋编》卷上《定州刻丝》条，第33页。

[5]《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四川上供绢紬绫·锦绮》上册，第293页。

[6]洪迈:《夷坚乙志》卷八《无颜鬼》，第248页。

[7]《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蜀盐》，上册，第299页。

[8]《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宋元方志丛刊》，第7045页。

[9]陆游:《剑南诗稿》卷九《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陆游集》，第242页。

[10]李纲:《梁溪集》卷一二一《与张枢密别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1973．P203．

[1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

[13]参阅本书第十五章“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14]《玉海》卷一八六《食货·市舶司》第5册，第3402页下。

[15]《玉海》卷一八六《食货·宋朝岁赋》第5册，第3404页下。

[16]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99页。

[17]参郭正忠:《南宋海外贸易收入及其在财政岁赋中的比率》，《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总21辑)。又见郭著《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405页。

[18]前引郭正忠:《南宋海外贸易收入及其在财政岁赋中的比率》文。

[19]请参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739—741页。

[20]张俊彦:《辛巴德与香料之路》，《百科知识》1981年第6期。

[21]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2]请参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3页。

[23]Dean and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859:Trends and Structur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PP61—62，pp．86—87，p．96．

[24]《苏轼文集》卷二六《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9页。对此段材料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中有过分析，见该书第456页。

[25]参阅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然在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又称江南早期工业化开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具体以嘉靖二十九年即1550年为起点。两书的观点至少是表述略有差异。似乎可以设想，李伯重2003年的认识修正了自己2000年的认识。因此这里采用的是李先生2003年的表述。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李先生在《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以明清时期的江南为考察对象，而暂不涉及南宋。

[26]葛金芳:《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83页。(www.xing528.com)

[28]按照全汉昇先生的说法，自东汉中叶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中古自然经济”阶段。参见全撰《中古自然经济》，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又见全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册，第1—141页。台湾稻乡出版社1991年版。

[29]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和使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0]从淮东长达四百余里的“江北捍海堰”，南经浙西(北起金山，南至钱塘，亦长三百余里)、浙东(北起余姚、南至温州)捍海石塘，一直延伸到福建沿海的“海埭”和“长围”，南北连成一线，共长千余里。东南沿海捍海石堤的陆续建成，这是该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的基本前提。请参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81—91页。

[31]塘埔圩田系统是江南人民改造沼泽低洼地的伟大创造。该系统兼有蓄水、防洪、排涝和水陆交通功能，圩田则是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请参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69—70页。

[32]参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103—114页;《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192—205页。

[33]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34]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宋元方志丛刊》第643页。

[35]陈旉:《农书》卷上《耕种之宜篇》。

[36]苏籕:《双溪集》卷九《务农札子》，粤雅堂丛书本。

[37]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二二《集部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3页。

[38]吴泳:《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黄粟嘉:《从苏州地区历史上的沿革看耕作制度的变革》，《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40]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一一《刈麦行》。

[4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一七。

[42]《景定建康志》卷三七引杨万里《夏日杂兴》诗，《宋元方志丛刊》，第1945页。

[43]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公移·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

[44]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三《江山道中蚕麦大熟》。

[45]虞俦:《尊白堂集》卷一《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

[46]《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引许淳仁《三山阁诗》，第3681页。

[47]《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引谢泌《长乐集·总序》，第3676页。

[48]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篇第一》。

[49]庄绰:《鸡肋篇》卷中，第64页。

[50]方大琮:《铁庵方公文集》卷二一《乡守项寺丞》。

[51]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八《建宁府劝农文》。

[52]葛金芳:《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53]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此书不分卷)，第15页。

[54]《澉水志》卷下《德政碑》。《宋元方志丛刊》，第4672页。

[55]薛季宣:《浪语集》卷一八《又书》，永嘉丛书本。

[56]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三《奏禁私置围场以培植根本消弭盗贼》。

[57]刘宰:《漫塘文集》卷二三《丹阳丁桥太霄观记》，嘉业堂丛书本。

[5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

[59]请参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426—427页。

[6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一》。

[61]速水融:《日本经济史上从中世到近世的转变》，(日)《社会经济史学》第37卷第1期，1971年。

[62]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8．p．115．转引自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523页。

[63]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450—514页。

[64]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