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南宋手工业的时代特色入手，再进而探讨其增长方式，这样做在逻辑推导上要较为方便一些。
(一)多数手工业行业的制造重心移至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
受到原料产地、行销市场和交通运输等等条件的限制，南宋各门类手工业的地域分布是不平衡的。例如铁、铜、锡等矿冶业集中于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等矿产地;造船业集中在两浙和闽广沿海州郡，特别是苏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和广州等外贸港口;金银装饰品和漆器等高级工艺品集中在临安府(今杭州)、苏州、建康(今南京)等大中城市;制盐业集中在四川井盐产地和江浙沿海州郡;造纸和印刷业的三大中心是在经济和文化均较发达的杭州、四川(成都、眉山)和福建建阳等地。但是手工业中的多数行当亦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就是这些行业的制造重心地区大多数在向东南方向(如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转移。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有造船业、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的重心南移和棉纺织业在江南的兴起)、印刷业、造纸业和高级工艺品和文具制造业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印象，即从地域分布看问题，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两浙地区和以泉州、漳州为代表的福建沿海地区是南宋手工业最为发展的地区。当然，四川地区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但与江浙地区比，从总体上看还是屈居第二位。
(二)手工业内部轻工业部门发展速率超过重工业部门，形成一种“超轻结构”
所谓轻工业，是指主要生产生活资料的手工业部门，如纺织、陶瓷、造纸、印刷、文具制造业等。所谓重工业，是指主要制造生产资料的手工业部门，如矿冶生产、煤炭采掘和造船业等。我们知道北宋时期蓬勃发展的铁冶和采煤基地大多位于北方，而南宋则因失去了北方煤铁生产基地，故其矿冶业和采煤业均很不景气。在以制造生产资料为重心的重工业各部门中，南宋惟造船业还在发展，民间铁器生产还有可观。因此若从手工业部门结构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轻结构”。其主要表现就是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这是因为受到矿产(如铁)和能源(如煤)的双重制约的缘故，确系无可如何之事，强求不得。李伯重数年前在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时，通过与英伦三岛上的英格兰地区之早期工业化的比较，认为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因缺乏煤铁工业的支持而形成了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或者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12]。根据拙著《南宋手工业史》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超轻结构”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可以说这是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最大特色。尽管限于材料和目前的研究手段，我们目前还无法对手工业内部各部门的产值及其比重在数据上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估计，但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轻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矿冶、煤炭等重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还是可以断言的。因此笔者的判断是，自北宋中叶启动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南宋并未中断，只是其形态略有变化而已。说到底，原始工业化进程指的就是工业比重日趋上升并逐步接近、赶上农业比重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三)南宋手工业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受到海外贸易的强力拉动，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
笔者曾数次论及，南宋的立国态势已从汉唐时期的“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13]。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南宋较之北宋更加倚重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市舶收入。据王应麟所说，在高宗绍兴年间，“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中兴岁入二百万缗”[14]。而“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15]。据此则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其缗钱收入的五分之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的事迹》中估计南宋外贸收入占其全部岁入的百分之五，即二十分之一[16]。郭正忠先生则将绍兴年间中央政府的各种收入加总，得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税收总入达一亿余贯之多，“舶入”为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故认为海外贸易收入在国家财政岁赋中的比率，一般在1%～2%间摆动[17]。无论如何，总计达二百万贯上下的“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来说还是不无小补。正如郭正忠所说:“从神宗时的舶司本钱千万、海货上供山积，到徽宗时的舶利‘悉归应奉’，已十分引人注目。至南宋初年岁入几二百万贯，又直‘隶版曹’，而不归内库，便不能不引起高宗皇帝的格外注意。”[18]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两宋政府奉行具有开放取向的外贸政策，这是不争的事实[19]。史实表明，我们看到两浙、福建、江西等路生产的陶瓷、丝绸和铜钱均是南宋时期的大宗出口商品。因此阿拉伯人把当时从泉州出发经印度洋到波斯湾的这条海上商道称为“香料之路”[20]，我国有人主张称为“海上丝绸之路”[21]，而笔者以为亦可称为“陶瓷之路”[22]。丝绸、陶瓷还有书籍、漆器、文房四宝等等产品因其技术先进、工艺精湛，而在外销过程中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利益回报，因而必定会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更多的人加入此类出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列。这就使得南宋手工业生产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外向型特征。笔者所说的南宋“海洋发展路向”，其事实依据就是南宋手工业所表现出来的外向型特征。(www.xing528.com)
因此若就发展路向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一种是“汉唐型发展”，面向西北内陆;一种是“南宋型发展”，即以两浙和闽广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面向东南海洋的发展。而北宋则处在“汉唐型发展”和“南宋型发展”之间，因此，北宋发展形态呈现出地域差异:与辽夏接壤的陕西、河东、河北等路大军云集，由中央调集江南财赋予以支撑，战事紧张时还要动员当地民兵参战，保留有明显的耕战模式色彩;而江南地区则在北宋时期已经表现出外向型发展的特征，这种特征到南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从面向西北草原转过头来面向东南海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表明，我国传统经济至此真正现出了质的提升，开始进入从农业文明迈向工商业文明的崭新阶段。易言之，如果说汉唐社会运行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大陆帝国之轨道上，那么南宋社会则因工商业文明因子的成长和海外贸易的拉动已经偏离了原有轨道，开始表现出海陆型帝国的某些特征。
(四)从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
在讨论了南宋手工业的地域特征、结构特征和外向型特征之后，再进入南宋手工业增长方式的讨论就要相对容易一些了。
近代以前传统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型成长(the Extensive Growth)”，这种经济成长方式通常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更是慢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的特点则是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技术亦有进步，但尚未实现技术突破。推动斯密型成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分工和专业化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被称为“斯密型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但这些产品一定要能卖掉方能实现原料和人工投入的价值替代，所以分工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发展又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的市场范围扩大，比如从区域市场扩大到区间市场，甚至还有国际市场，那么该行业的发展速度会明显快于其他行业。英国早期工业化的经验证明，海外市场，特别是殖民地市场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3]。
宋代也有类似的实例。如神宗元丰年间徐州地区的三十六个铁冶作坊，因政府向其关闭河北市场(怕铁流入辽境)而开工不足，冶户和冶工均有“失业之忧”。经苏轼上疏请求后中央政府撤销禁令，“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24]，因为市场扩大，他们又可开足马力生产了。而在南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例证，说明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扩大，与出口有关的纺织业、陶瓷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由斯密型动力所推动的斯密型成长中，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同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事实表明，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市场扩大，对于南宋手工业的推动作用都十分明显，所以我们判断至少在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中，“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已经显现。
斯密型成长已具近代色彩。由斯密型成长再前进一步，就进入现代社会“库兹涅兹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阶段了。这种经济成长方式主要得力于现代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当然也需要金融、制度等因素的配合。因与本书关系不大，置而勿论。但是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南宋手工业虽无突破性进展，至少常规性进展还是颇为令人振奋的。此点前已述及，不再赘述。
李伯重认为，仅就狭义的江南地区(指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亦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25]。此论甚合我心。从前节所论的南宋民营手工业的崛起，手工业制造重心向江浙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进展，海外贸易对手工业各部门的强力拉动，以及手工业各门类间和手工业内部劳动分工(包括地域分工)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等角度视之，南宋江南地区的经济成长方式确有斯密型成长的诸般特征在，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李先生略有不同的是，在我看来这些特征中的多数在北宋中叶以后就开始显露，到南宋只是更加彰显而而已。因此这里仍持我在1994年发表的拙文中所表述的看法，即我国的原始工业化或称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首次启动在北宋中叶这个观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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