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手工业的主要成就

一、南宋手工业获得的主要成就

若就南宋手工业的整体而言，其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门类齐全，分工细密，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扩大

文献记载反映，传统社会中的多种手工业门类到南宋时期已经是“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备。其中最为重要的，有矿冶、铸钱、军工、造船、建筑、纺织、制瓷、造纸、印刷、粮油加工、酿酒、熬盐、制糖、文具和工艺品生产，以及各类农具、铁工具和金属器皿制造等行业。除官营矿冶、铸钱和煤炭采掘业这些偏重于生产资料生产、带有重工业色彩的少数部门外，其余偏重于生活资料生产，可以归入轻工业范畴的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食品加工业等行业，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生产技艺日见提高，拥有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因而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通观拙著《南宋手工业史》^[2]前面数章，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成就。

(二)多数行业中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从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角度看问题，虽说南宋官营手工作坊在矿冶、铸钱、军工和造船等行业中仍然占有相当份额，但在前述与民生日用品相关的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食品制造等多数行业中，民营手工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拙著《南宋手工业史》所引述的各类史料中，我们见到的手工业工匠有“炉户”、“铁工”、“铜匠”、“金银匠”、“冶工”、“车工”、“船户”、“机户”、“染户”、“石匠”、“窑户”、“陶工”、“纸户”、“磨户”、“焙户”、“漆户”、“木匠”、“亭户”、“盐户”、“糖霜户”等。其中绝大多数是独立的手工业从业者，有些还是拥有雄厚资产的作坊主。总共不下数十万人，甚至可能上百万，惜史料不足证，目前还无法作出比较近实的估计。

例如在陶瓷业中，目前在南宋辖境发现的上百处瓷窑遗址中，除杭州郊坛下官窑和老虎洞官窑外，其余均属民窑性质。仅江西景德镇一地的民营瓷窑，据南宋蒋祈《陶记略》所述就有三百余座，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而浙江龙泉窑系、福建诸窑系以及广西东南部的桂窑系诸窑，都是面向海内外市场的民营陶瓷作坊。

在纺织业中，北宋时期民间机户已达十万左右，南宋时期机户身影更是遍及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宋初年据诗人陆游亲眼所见，成都城内“锦机玉工不知数”^[3]。如产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寺绫”，由当地寺观尼姑所织，“名誉天下”^[4]，是全国性的名牌产品行销四方。而在蒙古铁骑进入蜀地以前，四川每年上供的绢纟由达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匹，成都上供锦绮一千八百余段^[5]。这十万余匹的丝绸产品，更是四川百姓和民间机户所织。而在江南地区，机户、机工更是比比皆是。如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在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的周五家，就是一个纺织作坊主;而“吾乡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者^[6]，则是自带纺织工具，受雇于“机户”的纺织工匠。

就是在历来以官营为主的川蜀井盐业中，自北宋中叶卓筒井出现之后，民营盐井无论在井数、还是产量上都把官井远远抛在后面。据南宋史家李心传说，北宋中叶四川地区的六百四十余井中，多半还是官井，但到南宋初年，已经增至四千九百余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私井^[7]。

其他如造纸业，会稽盛产竹纸，“民家或以致饶”^[8]。诗人陆游在成都近郊看到，“陵边四五家，茅竹居接栋。手皲纸上箔，醅熟酒鸣瓮”。诗中夹注云:“居民皆以造纸为业。”^[9]可见从长江上游四川到下游两浙地区，民营纸户所在多有。其他行业大率如此，不再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私营手工业较之官营手工业往往更有效率，技术水平更高，产品更受市场欢迎，因而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例如在造船业中，据南宋初年抗战派首领李纲所说，“官中造船决不如私家打造之精致”^[10]。能够代表宋代造船水平的“海舶”，更是闽广沿海“船户”自造或舶商筹资打造，就是证明。他如官盐不如私盐、官酒劣于私酒，以及官营铁冶衰退而民间铁工活跃等等事例，所在多有，不遑备举。这些情况透露出一个重大信息，就是在多数行业中，民营作坊无论生产效率还是产品质量均要好于官营企业。这是官营手工业地盘日渐缩小，民营手工业的主导地位日趋突显的主要原因!历史经验证明，不同的经营方式会有极不相同的经济后果，这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不无借鉴意义。(www.xing528.com)

(三)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展

与北宋一样，南宋手工业的繁盛当然是农业发展、商业兴旺，特别是海外贸易有大范围扩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手工业内部的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应是更为直接的推动力。

冶金业中胆铜法(“水法冶金”)虽说发明于北宋晚期，但其大规模运用于冶铜生产是在南宋;

兵器制造业中弓弩的改进特别是“突火枪”、“霹雳炮”等射击型、爆炸型武器的发明昭示着热兵器时代的曙光初现;

农具制造业中犁刀、铁搭等新式农具的发明为江南地区沼泽地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造船业中明轮战船的发明和大型海舶的建造使南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造船大国;

此外，纺织业中脚踏缫车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制盐业中取卤和验卤技术的发明，造纸业中竹藤类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印刷业中铜版泥活字的运用，桥梁建筑中石墩石梁桥的日益普遍和伸臂梁技术的创造等等，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迈汉唐，亦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而南宋则在两宋时期的技术发明浪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点早已引起中外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充分肯定。除众所周知的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宋代科技成就外，美国著名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亦认为，宋代是中国的“中古经济革命时期”，此时的经济成长伴有大量的技术发明，而在1500—1800年间即明清时期，虽有经济增长，却几乎全无技术发明^[11]。在两宋时期取得的诸多技术进步中，南宋不仅占有相当份额，而且许多诞生于北宋时期的技术发明成果，到南宋时期或有改进，或有推广，亦在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冶金业中能极大提高冶铸效率的灌钢法、井盐业中能打出深层卤水的窄口深井技术(即卓筒井)，以及活字印刷术在印刷实践中的付诸实施等等，就是其中之较著者。

南宋手工业中的诸种进步，不仅对手工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农业(如犁刀的发明)，交通运输业(如桥梁)、海外贸易(如海舶)甚至城市化(行业集聚效应使相关行业汇集于一处带动商业繁荣，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