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纺织机户的增多及其性质
在多数情况下，纺织业中的机户是由家庭成员组成、专以纺织为生的手工业作坊。少数大中型机户拥有数十、上百张织机，已使用雇佣劳动。漆侠先生对宋代纺织机户的研究有开创之功[34]，可以参阅。南宋各地均有这种已与农耕分离的纺织机户的存在，且数量在不断增长之中。
在川蜀地区，北宋时期已有机户不少。南宋初年陆游亲眼所见，成都市内“锦机玉工不知数”[35]，直至元朝初年揭傒期还说，都江堰“缘渠所置碓磑、纺绩之处以千、万计”[36]。在两浙为代表的东南地区，机户更是比比皆是。如婺州治所所在的金华县，“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37]。义乌县“山谷之民，织罗为生”[38]。这些织作为生的金华县民、义乌山民，均是专业机户。此外，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在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的“周五家”，以及“润州范公桥织罗张八叔”[39]等，应是纺织作坊性质。越州剡县机户所织“强口布”，更是名扬四方，“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40]。湖州，正如前引陈旉《农书》所云，“彼中人唯借桑办生事”，以绢易米为生，也是机户集中之地，所谓“本郡山乡以蚕桑为生计，富室育蚕数百箔，兼工机织”[41]。在苏南常州[42]、浙南温州[43]、皖南徽州[44]和浙西华亭[45](今属上海)等地，均可见到机户活动的身影。
机户来源大体有二。一是由市民家庭副业而来;二是与土地脱离关系的农村善织之家演变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其特征有四:其一，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其二，已经脱离土地与农业劳动;其三，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织机;其四，以谋生为目的，专事纺织。由此看来其性质当属小商品生产。当然其中拥有多架织机的“机纺”已经雇佣工匠来弥补家庭劳力的不足。如“吾乡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46]，就是此类受雇于机户的专业工匠。(www.xing528.com)
当然必须承认，南宋时期自给性的家庭纺织业仍是纺织业主体(我们说民营纺织业占据主导地位，是相对于官营纺织工场而言的)。农家所织绢帛，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交纳赋税，二是自家衣着。因此在多数农家中，往往是自种桑、自饲蚕、自缫丝、自织绢。陆游诗称“人间何地不耕桑”，“村落家家煮茧忙”[47]。范成大诗称:“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缫丝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48]，反映的就是这种自给性纺织副业生产。但是如前所述，南宋时期作为独立手工业者的机户在急剧增加之中，无论城乡，均是如此。机户的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纺织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机户一家均以纺织为生，男性织工急剧增多，男耕女织的传统格局开始动摇，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这是南宋时期纺织产量、质量和技术远远超过前代的内在动因。
个体机户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定发生两极分化，上升机户要扩大生产必定向家庭之外寻觅新的劳动力;而破产机户只好出力受雇成为雇佣工匠(如前所述“负机轴”“织纱于十里外”的“白石村民”)，则又推动了雇佣关系的发展。机户以及其他行业中的独立手工业者不断向城市集中，推动着中古时期的消费性城市向近古时期的生产性城市发展，为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例如前述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更为重要的是，独立机户的出现在社会分工上打破了男女性别的畛域，说明耕织分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耕织分离程度的高低，向来是经济史家衡量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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