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中辟有专节“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叙述宋钱乃是辽、夏、金等并立政权的通用货币，认为若从货币角度看问题，则宋辽夏金俨然处在一个货币体系中，北宋所铸的巨额铜钱为这个货币体系构筑了坚实的基础。更有甚者，宋钱大量流向东亚地区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交阯等国，以及印度半岛和波斯湾阿拉伯地区。宋朝虽然屡次严申铜钱出塞下海之禁，但宋钱“散诸四夷”的情况却愈演愈烈。
早在北宋初年，“西北边内属戎人，多齐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36]。———这是流入西夏。
哲宗时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37]。———这是流入契丹。
据日本考古学界的发掘报告，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约有70%～80%是宋钱，其中尤以北宋钱居多[38]。———这是流入东瀛。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39]宋廷虽有禁令，但官员带头违反:“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府其能谁何?”[40]———这是流向海外。(www.xing528.com)
北宋熙丰变法时期一度松弛了对铜钱外流的禁令，但是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这些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担心铜钱大量出口会导致国内钱币供应紧张，加剧钱荒局面。所谓“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41]。对于这种情形，时人刘挚上疏感慨:“使四夷不劳而获中国之利以为利，三边之所漏，海舶之所运，日积一日，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而区区之算税，权其得失，何啻相万哉!”[42]对于政府从松弛钱禁与铜禁中获得的利益不以为然，认为是所得远小于所失。
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海洋发展路向[43]，社会经济对海外贸易非常倚重，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繁荣的海外贸易密切相关。但是，海外贸易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铜钱的大量外流。当时不仅外来蕃商和本地商人以及一些权贵势要透漏铜钱邀利，就是普通百姓，也多想从中获得收益。“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带泄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蕃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愚民但知贪利，何惮而不为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项乃漏泄之多者也”[44]。
铜钱的大量外流，成为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相关的法令频频出台。“［乾道七年三月］乙酉，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船法”[45]。为了使法令受到民众的重视，要求“诸禁铜钱出中国条制，州县每半年一晓示”[46]。“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徒三年，五百文流二千里，五百文加一等，徒罪配三千里;从者配二千里。流罪配广南，从者配三千里。三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五贯绞，从者配远恶州。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减犯人罪一等，仍各依从者配发。以上并奏裁，各不以赦降原减。”[47]所谓出界，离开海岸五里外就算出界[48]。为了有效地禁止铜钱外流，法令中还规定了官员搜捉铜钱下海的职责，对于勤于职守，能够捕获罪犯者予以赏赐，对玩忽职守、怠于政事者予以惩处;奖励举告;禁止用铜钱与蕃商交易;甚至要求打造海船时要将政府的禁令雕刻在船梁上，违者杖八十[49]。这些严苛的法令，正可以从反面说明当时铜钱的透漏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严厉的法禁之下，却是铜钱持续大量外流。铜钱不仅流向辽、西夏与金等国内各少数民族政权，而且通过海路输送到今天的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阿拉伯各国等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各地。黄纯艳指出，宋代所铸的铜钱，在当时的海外诸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需求量很大。如在高丽、日本和交阯，宋钱均作主货币行用，即使在实行金银本位制的东南亚(交阯除外)以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也担当着辅币功能[50]。应该看到，这时的铜钱外流，是在平等的商品贸易中实现的，因此，虽然有政府法令的干预，铜钱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主要依据的还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样的一贯铜钱，远涉重洋到海外贩运货物来华后，可以获得惊人的利益回报。“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51]这样大的利润差距，只能说明宋代铜钱的价值被大大地低估了，于是它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如果我们拿宋代铜钱的大量外流与明代白银的大量涌入进行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贡德·弗兰克引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在中国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用10盎司，至多12盎司白银就能购得1盎司黄金;在欧洲则需要用14到15盎司。”他还引用中国学者全汉昇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52]。正是因为明代中国银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有西班牙政府的掣肘[53]，但是产自美洲的大量白银还是通过菲律宾岛进入中国。同样的道理，宋代铜钱的大量外流，亦是因为其国内价格即市场购买力远远低于其国际市场的价格，因而虽有政府严苛的法禁牵绊，其势仍不可抑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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