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三、东南沿海地区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两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日趋明显的海洋发展路向，实际上是依据该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和纺织、陶瓷、矿冶、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拓展国内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崭新道路。

这条道路首先是东南地区地狭人众这个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人所共知在整个两宋时期，东南地区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晚唐以来北方人口南移的主要地区是淮南、两浙和江东等路;宋朝皇室南迁后，数十万官僚、军队还有大批中原士民接踵而入，两浙路人满为患，遂又迁往福建、江西等地。由于两浙路的情况特别典型，受到学界较多关注，这里以江南西路和福建路为例。江西在中唐天宝年间8州37县共24．8户，163．6万人^[63]，北宋崇宁年间增加到6州4军，49县，共180万户;按一户5口计为900万人^[64]，增长5倍有余。福建路，据《新唐书·地理志》，中唐时福建5州25县9万余户，41万余人;然而从唐末五代到北宋直至南宋，北方每动乱一次，福建人口就显著增长一次。据《宋史·地理志》，宋初太宗时仅福州一地就有94470户，8州合计467815户，也是中唐的5倍。到神宗元丰初年又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43939户，是宋初的2倍、中唐的10倍。所以宋代文献中每每出现两浙、福建“地狭人众”的说法。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除当地农业经济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外，必须另辟蹊径，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上做文章。两浙路情况学界较为熟悉，这里再以江西、福建两路为例。江西地处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平原，平原和山地(含丘陵区)的比例大致是四六开。鄱阳湖平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有“膏腆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65]。其余60%的丘陵山地在宋代也得到大力开垦，“梯田”之名始见于江西就是明证^[66]。江西能够每年上供漕粮120万石，占总额600万石的1/3，就是得益于此。然而江西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更为令人瞩目。茶叶在江西的种植极为普遍，《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至三记载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各路州军的产茶数额，其中江西高达538万余斤，名列第一，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30%。顺便说一句，紧随其后，名列第二、第三、第四位的浙西(448万余斤)、江东(376万斤)、浙东(106万斤)全在东南地区，这几路合计产茶1468万余斤，占总额的80%以上!江西的矿冶业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代三大铜务，江西居其一，就是信州铅山务。此务每年炼铜38万斤^[67]。最盛时，“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68]。而且采用先进的胆水浸铜法。江西陶瓷业，除当时驰名中外的景德镇外，还有吉州永和窑、赣州七里镇窑、临川白浒窑和南丰白舍窑等，产品大量行销海外。此外造船业也极有实力，北宋中叶每年近3000艘海船中，就有1130艘是虔、吉两州制造的，占各路所造漕船的1/3强。

福建也是靠发展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生产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量的。福建山区面积比例高于江西，占3/4左右。福建沿海狭长平原的农业生产增长再快，也是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然而福建山区的资源则非常丰富。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桐树(制取桐油)、竹木(建筑、木器、造纸原料)、木材(建筑、造船)和果树、花卉等。郑学檬依据相关史料指出，福建竹木产量巨大，竹子遍及山区各县，古田山区有大片松林;而且已有人工造林，淳熙年间(1174—1189)建宁故守韩公元在北岗栽松树1万株;沿海各邑造船所用木材全都取自本省山区;木材还是闽北的出口商品之一^[69]。以荔枝为代表的水果种植业也同样相当发达，产品远销黄河流域以至西北高原，蔡襄说福州荔枝“水浮陆运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70]。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提供了物质条件。北宋中叶苏辙谈到福建时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南海”^[71]就是写照。

如果说地狭人众和丰富资源的结合内在地推动着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那么日趋兴盛的海外贸易则起着拉力的作用。东南地区海岸线长，海港优良，自汉晋以来与域外联系慢慢增多。中唐以后海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起来，到宋元两朝进入鼎盛时期。外域传入的占成稻、棉花等新品种首先在福建引种，这与福建商人的频繁出海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江西、两浙、福建生产的陶瓷、丝织品和漆器等，是广、泉二港出口的大宗商品，这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东南地区扩大这些商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技术先进、工艺精湛，附加值高，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利益回报，因而必定会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更多的人加入这种外销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列。前述“带泄”方式就是明证。

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就是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逐步形成的。这条新型道路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一些;但是其初步成型，当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在我看来，这既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独具特色，也是东南经济迅速崛起并逐步超过中原地区的重大原因。反过来说，宋代中原经济虽然基础雄厚，但发展速度上却日益落在东南地区后面，除了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处在战争阴云之下或直接受到战争蹂躏(如陕西、河北等路)，人口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资源不足等等原因之外，广大农村地区大多停留在传统的耕战模式上，未能突破单一种植经济(主要是粮食种植)的束缚，商品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不如东南发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东南和中原之间的种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发展速率上，而且经济类型上也开始表现出来。北宋中原地区的商品经济虽然也有某些发展，但是内向型的，所以自然经济气息更浓厚一些;而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带有外向型特征。因此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下，两浙、福建、江西等地的商品经济在质的意义上也要胜过北方一筹。太湖流域城镇集市密集和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外贸港口，就是最好的证明。

【注释】

[1]本章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839页。

[3]《史记·货殖列传》。

[4]《隋书》卷八一《东夷·流求传》;《隋书》卷六四《陈棱传》。

[5]宁志新:《试论唐代市舶司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6]台湾学者李东华《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况》一文从泉州人口有50万众、城区不断扩大和外商聚居泉州城南三个方面描绘出泉州盛况。文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集，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版，第22—24页。

[7]《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称，“宣和元年(1119)，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兼领也”。

[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〇。

[9]《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撰，成书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成书于理宗嘉定末至宝庆末年(1224—1227)。两书是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地理总志，而后书则大量征引前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1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钦州博易场”条。

[11]赵汝适:《诸蕃志》卷一三，“海南”条载，“(海南)俗以贸易为业”。“(琼州)属邑五……皆有市舶”。

[12]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报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宣状》载，“围头支(泉)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又称，“小兜寨支城八十里，海运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

[1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福建路泉州”条。

[1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福建路泉州”条。

[15]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3页。

[16]参阅张政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4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4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杨博文:《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苏继顷:《岛夷志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桂荣、谢芳、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7]此章译文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1983年)，白英译。

[18]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1972年美国阿支郎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版。

[19]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1页。

[20]张俊彦:《辛巴德与香料之路》，《百科知识》1981年6期。

[21]陈炎:《略说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3期。

[22]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第305—306页。

[23]两宋时期对进口货物实行的税率因时期和货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从10%～40%不等，但一般在10%～20%之间。如宋初太宗时，“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一)。稍后增至20%，但仁宗时又恢复“十征其一”(《文献通考·市舶互市》)的税率。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将“舶货分为粗、细二色，真珠、龙脑等细货抽税10%，苏木之类粗货抽税30%”。南宋初年一度上升到40%，因舶商反映强烈，实行三年后又降为1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五)。

[24]抽税之后，由市舶司用官本对进口商品中的象牙、真珠等“细货”或全数征购(宋初)，或“止市其半”《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这叫“博买”。博买所得，大部分货物由市舶司编纲押运汴京开封(北宋)，或行在临安(南宋)。大部分粗货如长木、杉仿、厚木板等就地出卖，所得充市舶司“官本”。

[2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26]据《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载，仁宗“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色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矣”。即在京榷货务有时亦将此类细货出售，以充中央财政收入。

[27]据《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和《宋会要辑稿·职官》之相关记载撮述。

[28]朱彧:《萍州可谈》卷八。

[29]《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载，“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以“承信郎”、“忠训郎”之类低级官职作为其扩大外贸、增加税收的酬奖。

[30]《宋史·苏缄传》;《东都事略》卷一一〇《苏缄传》。

[31]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第74—75页。

[32]《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四之一二。

[33]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www.xing528.com)

[34]《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

[35]《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

[36]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7]《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38]刘克庄:《后山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3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六。

[40]毛旭，《宋史》卷四八九《阇婆国传》载阁婆国贡使译者言，“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向导来朝贡”。

[41]邵保，见《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载“庆历元年(1041)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

[42]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43]张政烺:《中世纪泉州状况》，《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

[44]梁庚尧:《两宋城市的发展》，《食货月刊》1981年第10—11期。

[45]《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八亦载此3人。

[46]《宋史》卷四八九《渤泥传》。

[47]《宋史》卷四八九《南毗传》。

[48]施离、陷婆离，《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载，真宗咸平元年(998)“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离于广州买钟……”。咸平三年，又“诏赐其舶主施婆离二千七百两……”。不知此二人是否一人，待考。

[4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载，绍兴元年(1136)福建市舶司言，“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朝廷遂授予“承信郎”官职。

[50]《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一载，太平兴国八年(983)，“三佛齐遣蒲押罗贡方物”。

[51]《宋史》卷四九〇《大食》载，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其使辛押施罗乞统罕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观此，辛押随罗当为商人，而非贡使。

[52]《宋史》卷一八九《食货志(下八)》。

[53]均见《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54]《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55]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五《泉州东坂葬蕃商记》。

[56]洪迈:《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

[57]《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称，高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缣，丝织品，在宋代，一匹只值一二两银子。若贩至高丽，价格可翻二至三番。由此可见外贸确实获利丰厚，这是因为各国资源禀赋不同所致。此点留待另文论列。

[58]《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象鼻砂”条云，“尝闻之舶商曰……”，卷四《风土门》“方言”条云:“余又尝令译者……”皆是书材料来源之反映。

[59]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第9页。

[60]《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61]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第12页。

[62]杨博文:《诸蕃志校注》，第7页。

[63]《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64]《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65]洪迈:《容斋随笔》卷六《鄱阳湖七谈》。

[66]范成大:《骖鸾录》。

[6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二。

[6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

[69]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

[70]《蔡忠襄公文集》卷三〇《杂著》。

[71]《栾城集》卷三〇《林积知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