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宋代原始工业化的经济基础

四、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一亿，较汉唐增加一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我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一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个劳动力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32]。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33]。各路平均而计，复种指数约为134%左右^[34]。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其详情细节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3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36]。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37]。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38]。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分。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39]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学界已经明白，近代化诸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一个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帝国的长期存在，加之宋以后又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政治衰退倾向，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专制集权政府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不知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一再“禁海”、“迁界”;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一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至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实现其“伦理学转向”后，丢掉了原始儒家的入世取向和经世传统^[40]，一面用“存天理灭人欲”来愚弄百姓，一面用“君权神授”来取媚君主。笔者曾将这些弊端称之为“制度性缺陷”^[41]，有意者可以参阅。也就是说，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辍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此章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此书英文初版于1969年)。

[5]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请参考本书第四编第十四章“同质社会: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新思索”。

[7](宋)吴自牧:《梦梁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8]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462—465页。

[9]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美］《经济史评论》第32卷第1期，1973年3月。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率先将此理论介绍到国内，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1]P．克里特:《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剑桥大学1981年英文版。请参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14]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和使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5]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6]据《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今鹤壁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估计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

[17]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为3．5万吨至4万吨之间，参见吉田氏:《宋代的铁》，［日］《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版。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的估计是7．5万吨至15万吨，参郝氏:《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美］《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有杨品泉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18]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19]此段引文均见《苏轼文集》卷二十六“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版，第2册，第759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6页。

[21]周嘉华、王治浩:《中华文化通志·化学与化工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22]郭正忠:《宋代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81年第6期。

[23]此段引文均见(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四“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四部丛刊本。

[2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44页。

[25](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丛书集成本。

[26]此章译文以《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为题，发表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白英译。

[27]崔淳西:《南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

[28]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宋)刘敞:《公是集》卷五一“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

[30]《永乐大典》卷一三一六一，“送韵·梦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册，第5676页。

[31]郭正忠:《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

[32]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223—225页。

[33]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图十九，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34]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第216—217页。

[35]葛金芳:《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6]葛金芳:《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37]参阅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六章第一节“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福建路泉州”条引陆宇《修城记》语。

[39](宋)岳珂:《桯史》卷六“汪革谣谶”条，四部丛刊本。

[40]葛金芳:《宋代儒学的伦理学转向及其对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影响》，载《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1]葛金芳:《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