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发展及原始工业化进程

三、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及其表现

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在这种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生长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启动的。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ailization)理论。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10]。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学者P．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11]。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在我看来，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氏、克氏等人对于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2]又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3]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14]。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15]，且有考古发掘为证^[16]。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17]);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18]。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19]，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20]的权利。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21]。(www.xing528.com)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22]。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23]，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24]。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5]。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26]。韩国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27]。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28]，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29])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30]。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31]，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前引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的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