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和《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结构

三、经济史研究的走向和《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的结构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门分支，一再受刭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全面冲击，因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研究架构与思维模式。特别是近数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在哲学思维上正在经历着从线性史学、单纯因果决定论向多维、多层次的系统论、结构论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外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也在经历着一场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变革。在这样一个时刻，经济史研究同样面临着开拓视野、更新方法的严峻考验。毋庸讳言，目前许多经济史论文和著作仍然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这些论文和著作在增加我们的经济史知识上是有功绩的;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却是因袭常规的。而且任何知识只有置于一种理论体系中才会有意义，因为“一切科学，从物理学到心理学，都是‘将人类的能力教给人类’”^[11]。其实，经济史就其科学属性而言，是一门经济学科。它所采用的最主要的理论范式、概念术语和分析框架，全都属于经济学范畴。当然这并不排斥它在研究手段上，特别是在资料的收集、辨伪、考证和梳理上，也采用了历史学的传统方法。说到底，经济史是一门把经济学的理论和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边缘学科。它向人们提供的，应该不仅仅是经济史知识，同时还应包括严格的理论思维和智力训练。在某种意义上，还应提供深入理解社会现实及其必然归宿的借鉴和启迪。今天，世界范围的历史学家，其研究重点正在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经济史工作者就更应跟上学术变迁的潮流，自觉超越现象描述阶段，努力进入生成解释和结构再现的更高境界。

为此，经济史研究首先应当注意特定地区或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构成及其布局、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等基本问题，同时也必须看到生态环境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系统、行政行为和经济管理系统以及气候变迁、民族冲突、人口迁徙等等因素对经济运动轨迹的重大影响。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的生成解释和结构再现才会具有深度和科学性。真正的科学研究决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积和排比罗列。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无限制地例举下去;一个时代的问题，同样可以无限制地例举下去，这样做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意义和认识意义呢?因此本书不准备面面俱到地罗列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事实。事实上，因受资料和篇幅的双重局限这也是难以做到的。真正要下功夫搞清楚的应是更为深层的问题，在表面的成就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在发挥作用?在成堆的问题背后又是哪些地方或机制出了毛病?当时当地的经济运动受哪些规律支配，同时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个时期的经济脉搏、发展趋势及其演进轨迹真正有所领悟。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的目的显然不是全面叙述我国10—13世纪所有并立政权及其所辖地区的经济运动和经济制度的所有方面，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亚文明圈中的内圈国家，即宋、辽、夏、金和蒙古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其中尤以两宋经济为考察重点。同时，本书也不准备把与经济相关的所有问题和侧面都毫无遗漏地包揽进来，抱这样的期望显然是愚不可及的，我对自己知识方面的严重不足尚有自知之明。本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

用简洁的笔墨勾勒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及其基本格局，搞清楚东亚文明圈内的各个不同地区，其社会生产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主要涉及宋代的农业革命、煤铁革命和都市化进程，辽夏金及周边地区的边疆开发、经济成就及其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等问题，希望能把10—13世纪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状况和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深入到当时经济结构的内部，看看各种生产要素和各阶级阶层是怎样具体结合的，主要涉及土地所有制结构，契约租佃关系、手工业中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商品性生产的扩大、行会制度与市场流通网络以及国家赋役结构的演进趋势等内容。

然后对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看看国家实体在受到经济生活的各种挑战时，怎样作出反应?宋辽夏金各个区域政权的反应又有哪些不同?在它们对经济事务的处置中，有哪些经验或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主要涉及人口管理、土地与农业政策、矿冶和国家专卖制度、商业与外贸经营，交通与漕运，以及货币运行体系等问题。

记得一位当代科学家说过，“科学上的多元论和探求世界的统一性，是认识之剑两个不同的刃，缺少了任何一个，我们都将变得肤浅而易于满足”^[12]。世界是统一的，但是探求这种统一性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本书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和研究，就是想跳出原有模式和传统方法的窠臼，尝试一种新的研讨视角和分析框架。然而正因其新，所以立意、设论、推导、求证就难免失之肤浅和幼稚。我诚挚地期待着学界师友同好的严肃批评和读者朋友的热情指教!

黎鸣说得好:“科学是一种人类社会追求真理的机能。真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时空系统，它永远呈现在人类对于它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中。”^[13]追求中会有进展，也会有失误。“一个学者毕生的事业也就是向这无数涓涓细流汇成的知识海洋奉献自己的一滴水而已。”^[14]如果本书对于理解我国10—13世纪的经济运动、政治生活、社会变迁、民族融合能有点滴帮助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感谢吾师赵俪生先生的不倦教诲和学界前辈师友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宝贵启迪。而其中的失误当然由我本人负责。书中所引学界成果都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不敢掠人之美。面对信息革命和知识爆炸，有学者惊呼:“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15]拙著虽然离科学的金脉还有相当距离，但笔者决计与那些毫无新意的蹈常袭故之作划清界限。论不必奇，唯真是求;文不必华，唯达为上。至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愿望，就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的严格评判了。

【注释】

[1]本章根据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6月版)导论改写而成，原载《江汉沦坛》1991年第6期。

[2]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页。

[3]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www.xing528.com)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米》(Early-Ripening in Chinese History)，载1956—1957年的《经济历史观察》(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9期，第200—218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7]《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2页。

[8]Mas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

[9]参阅《中国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0]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五章“宋统治区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208页。

[1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2]金观涛、刘青峰:《整体的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3]黎鸣:《中国的危机和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4]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5页。

[15]张承志:《学科的黄土和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