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10-13世纪中国的四大特征

二、10—13世纪中国经济的四大特征

若将10—13世纪的我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且透过宋辽夏金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的种种差异，我们发现当时的经济运动的确具有一些令人诧异的相似之处。

(一)撞击和动荡

晚唐五代，中原离乱，元气大伤。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圈逐步向内退缩，周边宜农地带开始出现权力真空。与此同时，亚洲气候逐步转冷，开始进入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寒冷期。据竺可桢教授的研究，两宋时期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生物圈从北向南收缩^[4]。日趋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北方游牧民族持续南迁，寻找新的草场牧地。于是便和南边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发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反复争战。契丹、女真、蒙古相继越过长城一线，饮马黄河、长江，最后由蒙古重新统一中国。

在此过程中，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封建体制与前封建制因素，儒家文化与部族文化，乃至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生活习俗等等，无不发生着强烈的撞击。这种撞击从10世纪初的五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3世纪后半叶南宋灭亡为止，时缓时急，波澜迭起。撞击虽以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为主要形式，却蕴涵着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冲突，因而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持续动荡。其间朝代兴替、政权更迭、金戈铁马、兵连祸结。黄河流域的中原经济一再崩溃与重建，社会生产链条多次被战争打断。而畜牧业经济板块的错动移位以及周边部族的相继入主中原，在生产布局和生产结构两个方面都引发出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需要仔细解构。

(二)结构衍迸

但是，如果只看见各种力量在同一东亚文明圈内的角逐与冲撞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而看不到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层正在悄悄发生结构性变化，似将失之肤浅。中唐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再度繁荣，维系了数百年的均田制最终崩解，土地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原来的均田户和早已存在的客户一同走上佃农化道路，契约租佃关系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形态，此外手工业所有制结构、市场流通网络、财政金融体制以及赋税结构等等，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嬗变。正如魏晋六朝时期的经济变革和民族融合为隋唐鼎盛准备了历史条件一样，这一时期的经济变革和民族融合为明清封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绿色革命和黑色革命

经济结构嬗变的终极原因，当然应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农业工具的划时代改进，水利建设的全国性高潮，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的重大变革，作物品种稳态结构的形成，局部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福建沿海)开始突破传统的封闭式结构，以及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明显提高等等，标志着农业生产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将之称为“农业革命”^[5]，我国学者吴承明则称之为“绿色革命”^[6]。(www.xing528.com)

与此相对应，我们似乎可以把宋代煤(时称“石炭”)的大规模开采利用和冶铁业的第二次飞速跃进，称为“黑色革命”。在黑色革命即煤铁革命的带动下，手工业各部门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矿冶、井盐、纺织、制瓷、造船、印刷等部门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必然会推动商品经济再度繁荣。13世纪后半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回国后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把宋末元初的杭州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美好、最雄伟的城市”。美国拉特各斯大学(Rutgerst University)的伯恩斯教授(Prof·Edward Bwrns)和拉尔夫教授(Prof·Philip lee Ralph)指出，“这篇游记与其说是对元蒙的称颂，不如说是对臻于成熟的中国文明的赞誉，而且也是无意之中对当时欧洲仍然普遍存在的相对原始落后的状况所作的一番评论”^[7]。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在10—13世纪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确是中世纪的欧洲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成就是如此辉煌灿烂，以至不少域外学者(包括欧美和日本)认为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格外值得重视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经济革命时代”，或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有人直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8]。

(四)非均衡发展和变异性道路

古代中国是个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多民族大一统社会。此点在10—13世纪表现得特显，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由于自然的、民族的、历史的种种原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及其速率都有很大差异，长期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从今天的版图看，从大兴安岭南端，沿长城向西，经黄河河套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这条线约略可以看做是我国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此线以西以北，集中了我国绝大部分的草原、戈壁、石山、沙漠，自先秦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族的繁衍生息之地。此线以东以南，集中了我国绝大部分的耕地、湖泊、河流、森林，土地垦殖指数远远高于前一地区。这个农耕区如以淮水、秦岭为界，又可分为以旱地为主的中原经济区和以水田为主的江南经济区两大区域^[9]。因此从大范围的生产布局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复合式结构。亦农亦牧、半农半牧的长城一线，则是上述两大经济板块的过渡地带。

再从经济形态看，我国境内各民族起步有早晚，发展有快慢，其间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从长时段看，我国内地社会经济也发生过多次曲折。10—13世纪，在各并立政权彼此冲突和各民族加速融合的过程中，各种经济形态(奴隶制的、农奴制的、地主制的、租佃制的)比肩共存，胶结粘连，此消彼长，互相渗透。在经济形态进行序列更替的常规性道路之旁，同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异性道路。从中原经济这个角度看，在契丹、女真、蒙古贵族所进行的征服战争中，大批汉族农民(以数百万计)在一夜之间被投入“俘奴”、“驱口”行列，沦为奴隶。为了适应人口买卖的需要，一时间北方各地“人市”林立。奴隶制再次死灰复燃，其地盘有所扩大。随着“投下户”、“两税户”数量的急剧增长，农奴制生产方式也在顽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显然，这是一种背离常规序列的逆序式变异道路。另一方面，契丹、女真、蒙古等部进入中原地区后，由于受到封建文明的强烈影响，大大加速了自身经济形态的更替进程，先后加速向封建制转化。从北方部族的角度看问题，这又是一种超越式变异道路。

就是广大内地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十分显著的差异。据漆侠先生的研究，此时海南岛的黎族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荆湖南路西部和广南西路的瑶族、苗族、壮族，虽已进入奴隶社会，但仍以村社土地占有制为基础。至于已经进入封建经济制度的不同地区，也并不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例如夔州路西南部和成都府路西部边缘的夷族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以夔州路为中心、包括利州路和梓州路的部分地区，则处在庄园农奴制阶段;而经济发达的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是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属地主制经济范畴^[10]。

由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各族前进道路中存在着变异方式这两大因素，遂使10—13世纪的我国经济，无论从生产力布局还是从所有制关系看，都是一种互补性质的复合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