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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圈的整体性观念及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实上,在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喀喇汗王朝等并立政权构成的这个东亚文明圈中,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人员和物资的交流运动。

东亚文明圈的整体性观念及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一、东亚文明圈和整体性观念

能够代表10—13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之主流的,自然是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两宋社会。但是北宋(960—1127)只实现了局部统一。与北宋并立的,还有辽、夏、吐蕃大理等政权。在宋辽夏三足鼎立的格局中,辽俨然处于盟主地位,它采取西结大夏、南凌北宋的战略态势,在军事、外交等领域握有相当的主动权。西夏(1038—1227)则往复依违于宋辽之间,常同大辽结成掎角之势,与宋抗争。自五代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后,以古长城为基本走向的北部边防线丧失殆尽。面对虎视眈眈的西、北二强,宋朝只得以兵为险,长期在冀、晋、陕一带驻扎大军,不下数十万之众。因此北宋的军事、政治、经济、财政诸方面都受到这种战略态势的强烈制约。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分属宋辽夏统辖的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却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正如吴天墀先生所说,当时政治上各区域虽然是对峙的,但“经济上则脉络贯通,蔚为整体,绝难分离”[2]。北宋每年所铸的巨额铜钱乃是宋辽夏金各区域的通用货币这一点,也许是这些地区处在同一经济圈中的绝妙例证。所以如果忽略了周边地区的并立政权,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宋代的政治经济诸问题。

南宋时期(1127—1276)更应作如是观。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宋金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秦汉隋唐视为根本腹心之地的中原经济区沦为金国辖区,时间超过一个世纪。13世纪初,夏、金相继亡国,北方又处在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要到1279年全国才重新统一。从全国范围看,这仍是一个南北对峙格局。

进一步拓宽视野,我们还会看到,当时从东北到西北、西南的环形地带内,还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系列不同民族成分的地方性政权。东北在渤海国(928)灭亡后,还出现过东丹国(926—930)、大真东夏政权(1215—1233)。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以回鹘族为主体的喀喇汗王朝存在了将近四个世纪(840—1212)。自12世纪初,新疆西部及其以西地带转归耶律大石创建的西辽(1131—1218)统辖。据伊斯塔赫里在10世纪初写成的《郡国道里志》称:“在穆斯林作家的地理概念中,还把中亚突厥语各部落居住的广大地域划入汉文化圈内。”西南地区在南诏国灭亡之后,又兴起了大理政权(937—1253),青藏高原上的吐蕃自唐末以来陷于分裂,但一直维持着某种状态的独立,直到元初才重新纳入全国统一版图。

如果说宋、辽、夏、金和蒙古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处在东亚文明圈的内圈这个位置上,那么上面提到的渤海、东丹、大真东夏、喀喇汗王朝、西辽,以及大理、吐蕃等,则显然处在外圈这个位置上。(www.xing528.com)

因此严格地说,契丹经济史、金代经济史、西夏经济史等,都是区域经济史。北宋经济史虽可包括黄河、长江两大经济区,但因剔除了辽、夏、吐蕃、大理、喀喇汗王朝等周边政权,仍非全国经济史。既然这些政权同处在一个东亚文明圈中,理应把它们作为一个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的整体来对待。汤因比在《关于历史研究的论据》一文中说,英国史家索麦维尔在研究中发现,“对英国历史的逐段考察表明,若就其自身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在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整体包括很多部分(例如英国、法国、荷兰),它们受到同样的激励和挑战,但却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3]。笔者在研习宋代经济史的过程中也有同样感受。许多棘手的问题,当你单就宋朝(辽、夏、金也一样)政权本身来看时,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此时如果换个角度,将之放到由宋辽夏金等政权所组成的并立体系中去看,往往能够峰回路转,豁然贯通。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了解一个朝代需要把握该朝代所处的时代;而把握一个时代除了比较广阔的视野外,最重要的就是树立整体性观念。

事实上,在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喀喇汗王朝等并立政权构成的这个东亚文明圈中,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人员和物资的交流运动。无论辽、金还是蒙古国时期,都有大量的汉族百姓,例如农夫和手工业者,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被强迫迁往北方和东北边地。又有大批中原黎民,受到北方部落南迁和战乱兵燹的威胁,数次大规模向江南迁徙。而边疆地区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族,也曾不断地移居中原汉地。至于周边地区的游牧部族与内地农业民族之间的物资产品交流,更是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既有官方的榷场贸易,也有民间的互市和走私,这种物资交流如果受到阻挠,则会诉诸战争来强行恢复这种交流。随着各族人口在地域分布上的不断变动,黄河流域一度出现过规模巨大的牧场,与此同时农耕区域也在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扩展开来,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呈现出错杂渗透的互动趋势。此外,各个并立政权在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政策制定等等方面的互相影响和融汇渗透,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突破单个朝代和政权的限制,将视野拓展到构成当时东亚文明圈的整个区域,将各种经济问题放到五代十国、宋辽夏金构成的多元政权并立体系中,运用整体的、系统的、多维的现代思维,进行全景式的、结构性的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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