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庙产助学
香火庙归宗族所有，在它名下的产业为供奉提供经费，一般甚少挪作他用。然而，某些宗族在形成之后，为使本族士绅更多地考取功名，亦会将庙宇当作校舍之用，将庙产收益作为兴学之资，如黄冈谢氏之能跃公即“助理族从，重新古灵梵刹，虽重在供佛，而实则为阖族弟子读书计，故其规模皆校塾也”[197]。据麻城《胡氏宗谱·分设东照庵义学序》记载:“东照庵义学，相沿久矣。前首事恢复此宇，其事迹详注谱牒，余溯其源，实欲崇学校以养人材也。然合在十一房公祖数十余载，未议章程，虽有义学之名，而无义学之实，此无异鲁之饩羊空设于告朔矣。前光绪丙申岁(1896年)，余忝理户政，诚鉴乎有国者必先立学校以养人材，而后国体乃固，故庠序学校，三代共有之，此所以治术之隆，卓越千古矣。仰而思之，国如是，家岂不如是乎……余于是年蒸祭毕，合远近管事集祠，将东照庵所有之原业，仍然分属义学，并约各房捐资助费。数年间，合前后共积钱数百缗，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买熊姓水田一石余斗，于应试者已少有补助。”[198]
据林作嘉研究，在清末民初废除科举之后，利用庙产兴学便在全国许多地区推行开来。[199]鄂东地区亦有此例，如黄冈李氏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即将本族之朝阳寺改作学校，谱云:“民国三十六年春，户长席请族间经管，相聚于宗祠，力谋设立族学一座，培植青年失学儿童……余族既无祖产，又乏佛资，学舍难于建筑，教费艰于措筹……佥曰教室暂假于梵堂，教费溢渝于田亩，凡属置产者，中用归学，每百元由买主提二元，物资等亦照例推，二塆鱼塘生产，一律归学，斯乐利也。”[200]然而，在科举时代，鄂东就有此种情况发生，原因之一就在于地方官员及部分儒士认为祭神赛会多属迷信，以庙产兴学，有化无用为有用之功，如罗田王氏善应庵:“先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知县陈士凤移建塔山书院，因庵僧不法，拨本庵产六十石归书院。至道光四年(1824年)，释云开又提田十三石为荣之君墓田。十年(183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知县赵振清复因释本富以庵兴讼，遂断改此庵为义学，以庵田六十二石充作王氏子姓读书膏火，由王位尊等举行，即崇文义学是也。”[201]整个清代，罗田知县大规模地将庙产划拨入书院、宾兴或是义学有三次:乾隆五十年(1785年)，知县张元英将狮子林、昙花庵及福兴庵等之庙产拨出给兴贤庄，“以资士子乡试之费”[202];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赵振清将多云乡多处庙产改设义学[203];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蔡炳荣拨庙田设立社学，其中以第三次的力度最大，据光绪《罗田县志》记载:
伏查教化乃牧民之本，社学为培植之源。欲厚民风，先兴文教，文教兴则士习端、人心正，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是社学之设，大有益于地方，诚不可不认真举行也。卑县夙称名区，惟无社学，即宾兴乡会之经费、书院月课之花红，亦均不甚扩充。本年乡试虽经卑职筹款，每名资助每年月课，向于十月为止，今亦添增三课，并于每月酌量捐增花红，以作士气，然终非久远之策，而又不能另展一筹。提款则属库空虚，无款可拨，劝捐则逆氛甫息，民力未纾，再四思维，欲求有益于公，无损于民，莫善于清查废庙田产之为妥速。缘兵燹后，庙多焚毁，田被占耕，与其中饱僧民，无济于世，曷若归入义学培植人材。商诸阖邑士绅，咸称书院现存田亩，即系道光初年赵前令振清任内所拨庙产，兹若仿而行之，无不乐于从事。周咨博采舆论，佥同。随即酌议捐章，分为三等，以无庙无僧为一等，有庙无僧为一等，有庙有僧者又为一等，如无庙无僧与有庙而已破败不堪修葺者，田产全数充公，若尚堪修葺，并有庙有僧而庙产富厚者，酌提十之二三充公，不愿者听。所提之田即为该庙施主所捐。通详立碑，刊入县志，捐田一百石以内者，由县给予乐善不倦匾额，捐至一百石以上至二百石者，详请本府给匾，三百石者，详请守道宪给匾以示奖励。计自劝办以来，已据原捐庙田后裔禀报，捐田归公者共有九百余石，岁约收谷三百石，此外可捐之处尚多，容俟一律捐齐，再量□□□所入以定社学之多寡，并分别拨入宾兴书院各若干石，以资经费膏火。议立条规，添举殷实妥绅经理。[204](www.xing528.com)
从知县的这段通禀可见，拨庙产兴学的目的正是为了兴文教以正民风，而且此事亦落到了实处，如罗田王氏即有鸡鸣山真武庙等九座香火庙，共二百三十五石庙田被知县蔡炳荣拨入新宾兴[205]。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宗族作为人们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利益及势力范围的工具，本族考取功名的人越多，越能彰显本族的声望，同时也能为宗族带来现实中的各种好处，某些宗族在经济实力不甚强大时，以现有的庙宇作为学校之用就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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