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俗世与僧人世界之间
庙宇建成之后，名下均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些庙产既是为神灵的供奉提供香灯之费，又让庙内住持人等生活有所依靠。由于香火庙及其下之田产均由一姓或数姓之人出资筹建、置办，产权归这一姓或数姓所有，他们通常被称为“山主”，如黄冈《熊氏宗谱》即称本族熊家寺:“按此庙明太祖御笔赐熊家寺匾额三字，原九重，后毁，仅存四重，坐西向东，睡虎地也。始祖墓耸其后，严家塘及各村绕其前，松柏林环，青光螺砌，真佳胜也。凡属产权，均归熊姓户房管理。”[177]有的香火庙只有一姓山主，有的山主则为多个宗族，从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些山主之间体现出地域社会中存在的合作关系，他们构成了香火庙的俗世部分。
香火庙的住持大多为僧道之人等，亦间有某些笃信佛道的居士斋公，如黄冈黄氏之“家庙”在康熙年间的“住持者为斋公李见仁”[178]。香火庙的住持有的为一名，有的则有数名，他们一般师徒相传，自成体系，有时候同一法派的僧人散布在相距不远的数个庙宇之中，如“黄冈四顾墩一山五庙，各有山主，而僧人主持亦各有法派，相沿已久，不容紊越者也”[179]，这样便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区别于俗世的僧人世界。
对住持而言，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看管庙宇，并为山主提供神祇信仰上的礼仪帮助。麻城《卢氏宗谱》记载了一份庙僧与山主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所订立的合同:
立承约僧兰馨、松霞，今承居卢、蔡山主先祖建立五峰寺新旧庙宇二所，田地山场，永远耕种居住，供奉香烟，修理庙宇，倘有不守清规，任凭山主择僧另写，其有田产，日后转佃，必须山主在场，倘若私佃，听凭山主逐出，恐后无凭，立承居约存证，每年置酒二席，不拘厚薄，有合同为正。[180]
这份合同显示出山主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类似于当代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其中还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双方对于庙产权益的分配问题。正常情况下，田产的所有权归山主，管理权则属住持，如黄冈邓氏就在捐出祖田以作武圣庙基时规定:“其田长短宽窄数，(住持者)照捐约绍业，内有民米原归邓姓完纳，庙之上下二重、主梁俱书邓姓地主名目，并勒石碑以垂不朽，倘后迁移庙宇，邓姓所捐之田，仍归邓姓绍业。”[181]
上述麻城卢氏的例子说明，庙产的管理大多由僧人负责，他们招纳佃人或是自行耕种，但山主仍有监督的权利。一般而言，山主所关心的是田租能否正常征收，赋税能否按时完纳，因此他们的监督多体现在收租之时，罗田王氏的紫云庵即规定“每年秋，庙僧山主约同赴佃，如议分收，毋相侵蚀”[182]。如果这些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山主通常不会对住持的管理过多干涉，如黄冈刘、罗、曾等姓之白衣庵的田产经僧人交由刘常度承种之，即为“自领之后，均归刘常度兴种，诸山主无得异说。倘越规戒，任凭山主另行招人居住，刘常度收白衣庵诸佛产退出”[183]。
另外，有些山主则不通过僧人，而是直接与佃人打交道，罗田王氏之红庙即“见属本支二十二世皆雁经首，管理香火”[184]。又如黄冈梅氏诵经堂“积有水田一石二斗，并和尚园花地一段，俱归祠内收租”[185]。梅氏的例子说明，在宗族形成之后，祠堂便担负起了庙产管理的职责。对于某些没有僧人住持的香火庙来说，宗族对此任务更是义不容辞，麻城县人倪长泰、戚国江承领苏氏慧月庵时所立的合同即曰:
立承领看守人倪长泰、戚国江，今承领看守苏宗二孝友公位下前明买契宁家寨山顶慧月庵庙宇一座，大小五间。庙后老松树二十三株，看庙人禁蓄，不准私自砍伐。及庙左庙右两窊，只准禁蓄衣貌，不准私典兴种。庙后山抵寨脚为界，庙门首以下抵笼子口，与戚姓山为界。寨外有田大小七丘，南抵寨脚为界，庙左抵毕姓山为界。又毕家窊惠思塘一口，挑泥养鱼，连此界外姓只有水分，本塘北角坐北朝南山一大段，上抵寨脚，下抵沟为界，右抵洪姓山，左抵戚姓山为界。又寨外花石岩松山大段，庙左中小山一个，苏姓祖坟，坟上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被林姓平空占葬坟一冢，苏姓不忍，往城具控，控至湖北省，又至京控，以准发湖北武昌府崇大老爷审讯，劝改苏姓人各有祖，准林姓有坟无山，周围并无寸土之地。坟前独塘一口，庙门首中冲水田八斗五升，共计三十七丘，每年原稞十七担，又麦稞七斗五升外，流年计钱每斗二百文。其田有先年付与看庙人兴种收租，以作南漕二兑、香灯之费。今因看庙人怠惰，不烧香，不落庙，情礼难容，户族相商，请凭地邻戚友，将此田另佃收租，另招妥人看管。戚友劝改调明，每年烧香以满，将此稞限十月，眼同苏姓戚友，将此稞拨与看庙人一并收领外，花地周围大段山场、树木、菜园、稻场、石磙、隙地、粪垱、茅厕、各项杂树、茶地，一应等项，尽行承领看管兴种，以作每年香灯，庙内神像寿诞、春秋二祭之费，再尚有不依字规理料香灯，凭苏姓另招妥人看管，不得异说。恐口无凭，立此承领看守字为据。[186]
如前所示，庙产的收益一般作供佛与供僧之用，山主如有另外的要求，则需在招募住持之时做出相关的规定，前揭罗田王氏之希元、希寿于康熙六年(1668年)施建紫云庵时，就与僧人订立合同，曰:“该田山地租入除完正供外，一半归庵供佛，随时修理庙宇，一半归山主先祖讳政敷、政叙二公子姓承收，为元、寿二人没后祀产，在庙立主，岁祭一次。余钱即分作两房伯叔后裔大小考费，照人数发给……至庙之前后山场树木栽种，僧人看守，成材后除收添修庙宇及日用薪水外，仍听山主伯叔房分拼价归祖，以襄宗祀，该僧无生觊觎，若金容庙毁，大有兴作，仍权宜妥议。如此则佛有香火，祖有明禋，而伯叔后嗣亦与有作，商即元与寿死或不析等因，泽愿恪遵淳戒，永勿负捐施美意，日后倘有违犯，或玷清规，听山主处治，不得执拗，恐口无凭，立此据存照。”[187]通常情况下，田产自捐入香火庙之后，其收益便为庙内的活动提供开支，人们很少再将田产移作他处之用，不过山主仍然对之保有处置权。据麻城《胡氏宗谱》记载:“我族李家河田地，原系从简公付与接寝庵，因僧觊觎构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提出积祖。”[188]在这里，因为僧人超出了管理权的范围而试图占有庙产，胡氏于是将其“提出积祖”。有时候，出于其他的需要，山主还可能将庙产提出他用，如罗田王氏王家庵的情况即属此类，该族谱称:“庙凡二进，系天相公志吉之基产，于清康熙五年(1667年)捐基创建，随庙山场一大面，并捐香火田七十石。咸丰中，房五世孙奉昭君枝富规划□田二十石，作为列祖祀产。”[189]
虽然类似于胡氏、王氏将庙产移作他用的情况较少发生，但庙产被住持盗卖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山主在与僧人订立合同时大多有“决不准私行变卖”[190]、“不得废卖田产”[191]等规定。由于庙产的丰厚，往往遭到僧人的觊觎，为此，山主常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解决，而且通常情况下官司亦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如黄冈罗氏族内锦山、华坦、遂民、良臣、光富等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与僧果臣诉讼一案，本县知事的判决即为:“将纳头寺田产共计一石零六升，判归祖绍业收租，毫无异议。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叠经武昌地方审判厅长推事陶嘉春判决，亦然，永无翻驳。”[192](www.xing528.com)
对于众姓共有的庙宇来说，当遭到庙产被盗卖的情况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承担诉讼等费用的协商问题，如据麻城《卢氏宗谱》记载:
立合同人卢、蔡二姓，因先祖建立朱衣岩、五峰寺二所，老畈田五石六斗，给俸祀奉万载香灯，今不法僧将田私自当卖，蔡姓查出，蔡殷俊、楚山等以谋买盗卖，具控在案。蒙黄宪审讯，将僧朱霞等逐出，蔡姓备价当卖之田回取入庙。蔡姓在轩，卢姓不理，以至蔡姓有说，从中戚友一干力劝卢姓出钱五十串文正，帮蔡姓之讼费。再将庙田批金一次帮取赎田之费，稞谷僧收满期之日，不得再批。其有田地山场竹木各项，照老界俱付僧管业，自后批佃，二姓山主和尚，不得私批。今恐无凭，二家立此合同存正……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冬月十四日立[193]
据此可见，在庙僧盗卖田产之后，各姓山主一般会联合起来进行追查，只是在此案中，由于有蔡氏族人参与私卖一事，卢氏便认为“此皆蔡姓所为，卢人应当不理”，因而没有参与诉讼。不过卢氏最终仍出于庙为公共之产的考虑，而承担了部分的费用，该契约下卢氏所加的说明即云:“吾祖念在公共庙田，听戚友劝谕帮费。”[194]
对于僧人之间的法派师承关系，山主亦予以充分尊重，但当这种关系威胁到本庙的利益时，山主仍会出面干涉，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黄冈四顾墩关帝殿庙主萧氏与土主殿僧人所起的诉讼中，地方官员的判决即为:
查得黄冈四顾墩一山五庙，各有山主，而僧人主持亦各有法派，相沿已久，不容紊越者也。内有关帝殿住持元仪，本年四月身故，庙主生员萧容，即宇壑者，即同族众备棺殓埋，检查施庙田产文约，尽皆乌有，一面招僧元朗住持，容即控县，批仰僧纲司查报。而土主殿住僧能修亦以抢占讼县。冈令拘讯，批断能修住持管业，将元朗责惩结案，以致萧容不甘服，诉堂台案下，准敝厅查覆。随据容抄录元仪之师惠虚康熙十四年(1675年)承领住庙合同，内载田地柴山什物确数，并匾额内各施主姓名与田产隙地之土名坐落，及余伯元等各佃字，历历有据。敝厅以此案关键止在证明主之是否，与住持法派之真赝，即可定为信案。今询公呈之各庙山主士民喻德勋等，签供萧姓为山主，即讯之佛堂庙主高英玉，亦供庙是萧家盖的，是萧容确为关帝殿山主，了无疑义。再查能修是否故僧元仪师侄，讯据近邻晏公庙住僧星庵供称，能修是土主殿以成徒弟，并不是元仪的法眷，僧在四顾墩平日晓得的等语。再诘能修有无关帝庙分关合同，亦供并无，是能修确非元仪师侄，又明于指掌矣。即据能修呈验文契七纸，询其完粮印券与承佃字约，一一俱无。更可异者，内有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月二十日一契，即系土主殿能修之祖引袖将田三斗明注卖与关帝庙为业字样，此契应该关帝庙住持收执，何以出诸能修之手?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二月高俊公加约一纸，卖出湖田四斗二升，以此二契核对，萧容抄白施主匾内所载亩数与坐落土名相符合，是能修之窃取关帝庙各契，始则疑信相参，今则自行败露，此中机括，似有鬼神驱使莫之而为者矣。总缘能修蓄心不良，魆将契尾添注代笔徒孙惠书数字，欲证其确为法眷，以滋攘夺之据。独不思纵属的派，庙主不愿其住持，亦难相强，而况实非伯侄乎?仅将各契送候堂台察核，如果不谬，七契俱给付萧容，合同各庙主喻德勋等，逐一按照土名清理明白，置簿一本，备细登注，付庙永远收执。至元朗虽系元仪师弟，但另居已久，不必更张。其关帝庙仍着萧容等将元朗之徒弟德依、德周住持焚修，以杜紊争可也。能修窃契图占，本应从重究处，姑念方外无知，同附和之宝珍，各予责惩。其高英玉发踪祖证冒认通为主，罪有应得，第念年逾八十，就木匪遥，姑宽免究。余属无干，相应省释。是否妥协，堂台核察示覆，以便遵行。黄州府正堂蒋批，如议，发落结案，文契七纸移还，仍烦照断给领可也，此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十二日结。[195]
此案中，在关帝殿住持元仪去世之后，庙主萧氏为其置备丧事，体现出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然当土主殿僧人能修以元仪的法眷身份与萧氏争夺庙产，萧氏山主便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在这段判词中，地方官员以“此案关键止在证明主之是否，与住持法派之真赝”为判案的准则，亦可看出他兼顾了山主对于香火庙的所有权，以及僧人的法派师承两种关系，不过在此之中，对山主利益的保护是首要的。
由上可见，因香火庙而起的纠纷多集中于庙产的权益分配之上，然而，矛盾不只体现在住持与庙主之间，以及不同姓氏的庙主之间，在香火庙的僧人之间也会存在着不和。俗世有俗世的烦恼，僧人世界亦会面临自身的问题，当出现问题时，僧人们通常自行解决，但有时仍需要由山主出面来进行调解。前揭麻城《卢氏宗谱》记载的一份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合同曰:“具愿合干结字僧清澈，因众僧为事生口角，以至分家，今请凭山主人等，情愿合为一寺，所有田地山场，付与当家掌持料理，自愿合之后，众僧永不得藉端再分，如有一僧吵事再分者，赶出山门，不许入庙，外有香灯田三斗，佛灯一盏，永远不得有失，所结是实。”[196]
当然，俗世及僧人世界均有着各自的运行法则，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相互干涉，但在涉及自身的利益时便会产生纠葛，并且，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俗世、僧人世界以及二者之间才会演绎出一场场恩怨交错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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